政治上，诸葛亮对人对事能做到“开诚心，布公道”，“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这是历史学家陈寿对他的评价。李严是刘备死时和诸葛亮一同受顾命的大臣，是蜀国的二号人物，后来犯法，诸葛亮毫不犹豫地把他贬官为民，徙居偏地。李严时时期待诸葛亮能再用他，诸葛亮死了，他料想不会再有人用他了，激愤发病郁郁而死。廖立，有才气，但傲气十足，自以为应为诸葛亮之副二，结果反在李严之下，时时发牢骚，骂人。说刘备措置失当失去荆州，说关羽有勇无谋，又骂蜀中大臣向朗等人，均属庸碌之辈，不足与论国事。被人告发，诸葛亮将他罢官，徙汶山郡为民。廖立在汶山，亲率妻子耕田种地。得知诸葛亮死去，痛哭地说：“吾终为左衽矣！”意思是说再也没有人能用我了，终生将老死于穷荒。诸葛亮惩治了李、廖，而李廖无怨言，唯诸葛亮持法公平无私才能如此。
史学家习凿齿说：“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李严）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诸葛亮堪称是美德的化身，他无论在个人生活，持家律己，教育后代，处世接物，还是政治大节方面，都可以说是世人的表率。他谆谆告诫儿子：“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一个人欲有所成，一定要树立远大的社会理想和人生抱负，把名利得失放在次要地位。诸葛亮在《诫外甥书》又有精辟的论述：“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坚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诸葛亮早年无子，兄瑾将诸葛乔过继给他。诸葛亮虽任蜀国宰相，但对自己的子弟和诸将之子一视同仁，让他们到部队基层去深山峡谷中押运粮草，与士卒同劳苦，受锻炼，他在写给诸葛瑾的信中说：“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
今使乔督五六百名，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他教育子孙也都成才。邓艾伐蜀，亮子瞻，瞻子尚，都奋勇杀敌，血染沙场，为国捐躯，子孙中没有出过一个“高衙内”式的人物。诸葛亮祖孙三代，忠于为国，一门忠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是廉洁奉公的楷模。他给后主的表文里说：“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居丞相之高位，不谋一分一文之私利，死后家无余财。
他秉公执法，赏罚分明。长史张裔即称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这就是蜀之人士无论贤愚都为之奋不顾身的原因。《三国志》作者，史学家陈寿评论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也。”
诸葛亮的人格特征：忠君爱国。竭尽“股肱之力”，充分展露自己的才华，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世时其人格力量已使许多人为之倾倒，而死后，连他的敌手司马懿也慨叹诸葛亮是“天下奇才也”。
诸葛亮并非神仙，自有缺点。他的北伐战争消耗了蜀国的力量，魏国地域辽阔国力强大，蜀本小国经济上无力支撑长期战争的消耗。他因蜀国国力不足，过于谨慎因而拒绝了魏延的大胆合理的进军建议，他过多地看到了魏延的缺点，却没发现杨仪是个伪君子。魏延的被杀是蜀国的重大损失。刘备知魏延而予重用；诸葛亮也知魏延但不予重用；刘备知马谡而不重用，诸葛亮知马谡而予重用。刘备在知人用人方面胜过诸葛亮。诸葛亮忠心谋国而事必躬亲，是长处，但不利于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故魏延死后，西蜀再无可与魏抗衡的大将了。姜维并非大将之才，亦非司马昭、邓艾等人的对手。诸葛亮是蜀国的顶梁柱，蜀国的灭亡亦与他有关。
中国历来有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诸葛亮一生从事功上说，蜀国只偏安一隅，他没有统一中国，那是形势制约了他，并非他没有能力，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具体为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修身养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清正廉明，不谋私利，忠心谋国，大公无私。曹操的成就比他大，但曹操不得人心。后来统一中国的司马昭、司马炎之类和诸葛亮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诸葛亮一生奋进不止，为国操劳，年仅54岁时病逝于五丈原。大星陨落，举国震悼，或有哭死者。后世对诸葛亮的业绩歌吟不绝，成都武侯祠，历代香火不绝。杜甫崇敬诸葛亮，他在《咏怀古迹》中写道：“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说诸葛亮名满寰宇，万世不朽。他纡策而成三国鼎立之势，似鸾凤高翔，独步青云。其品格功业与伊尹，姜子牙不相上下，指挥才能使萧何曹参为之黯然失色。他积劳成疾，病逝于征途。杜甫又在《蜀相》里慨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清赵藩为武侯祠撰联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高度评价了诸葛亮治蜀的功德。
诸葛亮的人格力量，他的智慧忠贞，清正廉洁、不谋私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高风亮节、生死相随的长孙皇后
唐太宗的贤佐长孙皇后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唐太宗在魏征、房玄龄、尉迟敬德、李靖等文臣武将的辅佐之下，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取得了“贞观之治”，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当时即被画成二十四位功臣图像，悬之凌烟阁上，生前备受礼遇，死后陪葬昭陵，享受哀荣。但唐太宗身边还有一位辅佐，她就是长孙皇后。在皇后去世时，唐太宗悲恸万分，他说：“以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唐太宗在朝廷上有魏征等人为辅佐，在内有长孙皇后为辅佐。以起到规谏拾遗补阙的作用，这是他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魏征的贡献与业绩，名垂青史，功不可没，长孙皇后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长孙皇后，其先是鲜卑族拓跋氏贵族，高祖官至大丞相，冯翊王。曾祖为平原公。祖为左将军，其父长孙晟，是隋代名将仕隋为右骁卫将军。长孙皇后生长于这样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喜图传，视古善恶以自鉴，矜尚礼法。”长孙晟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去世，晟妻乃隋代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县）刺史高励之女，治礼郎高士谦之妹。长孙晟去世后，士谦即将寡妹及甥儿甥女接到家中，后来即成为唐初名将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
高士谦阅历颇深，善察人物。见李世民，便知其为非常人，后必大有作为，即将甥女许世民，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十三岁的长孙氏即与十七岁的李世民结婚。李渊之妻因病去世，十三岁的长孙氏即成为李氏家族的主妇，她为人贤惠，通情达理，协调人心，操持家务，府中上下一片和谐，使李渊父子能安心处理外界事务，无后顾之忧。李世民大为高兴。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嫉恨李世民，并拉拢四弟李元吉共同倾轧李世民，长孙氏见双方矛盾益烈，形同水火，她明察局势，对高祖极尽孝道，对其妃嫔们也极为恭顺尊敬，赢得了宫廷上下的好感，由于她的努力弥合，兄弟之间的矛盾没有公开化，这对李世民的伺机发展夺权大有好处。
在玄武门事变中，长孙氏为鼓舞士气，在刀光剑影、箭如飞蝗的血战中，她亲自为将士发放盔甲，并慰问鼓励他们，全军将士，士气高扬，似山呼如海啸，终获全胜，玄武门大捷，是李世民后来取得皇位的关键一战。
李世民即位后，时常向她征询治国之道，她说：“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很虔诚地回避。后人不当以封建思想视之，此实乃长孙皇后富有远见的政治家风度。这样一则可以避免家庭凌驾于朝廷之上，再则可以避免枕头边的甜言蜜语干扰朝臣们的正确决策。长孙皇后不仅自己不“豫闻政事”，而且也“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唐太宗欲让她的兄长长孙无忌任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仆射即宰相）。长孙皇后坚决不同意，然“太宗不听”，她又密遣无忌向太宗“苦求逊职”。无忌与太宗原是布衣之交，又是太宗的功臣元勋，功勋卓著，按理是受之无愧。长孙皇后多次苦求辞职，太宗不得已改授无忌“开府仪同三司，后意乃怿。”长孙皇后为什么高兴了呢？因为“开府仪同三司”为一品文散官的称号，没有多大实权。
中国封建社会，女为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外戚渐次登上政治舞台，封侯拜相，或大将军、大司马，或窥伺帝座，或逼宫弑君。西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一心护着娘家人，断送汉王朝。其子成帝同日封其舅王谭、商、立、根，逢为关内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布满朝廷。”“王氏愈盛，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下。五侯群弟争为奢侈。”“五将十侯”“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王氏兄弟相继居大司马高位，凌驾皇帝之上，外戚势力恶性膨胀，终于培育出一个篡汉的大野心家王莽。东汉桓帝时外戚梁氏专权“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其结局是灭族之祸随之而来，国家亦随之崩溃解体。略一回顾比较，便可见长孙皇后的明智远见，高瞻远瞩了。长孙皇后不让亲戚托庇于自己的裙带，其根本动机，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也为了长孙家族的安全。她临终前对太宗说：“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亲戚）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使其子孙保全，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长孙皇后熟谙两汉历史，吕后专权赢得的是吕氏灭族，而王政君、梁皇后的贪权祸国灭族惨剧，更令她清醒明智。她深知保护子孙宗族安全的唯一办法是“慎勿处之权要。”长孙皇后这种不愿“豫闻政事”“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的做法，似浩浩浊流侧畔的一泓清泉，茫茫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众多权势热昏者队伍外的一位山林隐士。孔子有六言六蔽之说，世上事物大抵是利弊相生。居高位，掌大权，可干大事，可发大财；但也可闯大祸，犯大罪，受大辱。居下位，甘劳苦，平平淡淡；但可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终生自得其乐。
长孙皇后并非心如枯井的世外人，有的政事她是愿意“豫闻”的，而且“豫闻”的方式十分高超、绝妙。某次，唐太宗要杀魏征，她心中一震，立即挺身而出，挽救了魏征。“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
‘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贞观之初，法律较严，对死刑有多次复审的规定。但是皇帝在盛怒之下随意杀人的事是常有的。长孙皇后听说要杀魏征，她深知太宗脾气，此时用正面讲大道理的方法去规劝恐未必奏效，于是急中生智穿朝服祝贺。朝服是宫中朝会，参加受册封，等隆重大典时皇后才穿的礼服，故太宗见之大吃一惊。长孙皇后用表面赞扬实暗中讽喻之法点醒太宗，实妙不可言，她柔中有刚，温柔可人，这是多么聪明的方法。
长孙皇后不仅自己不去“乱天下法”，而且她在后宫中也能按法而治，替太宗解除了不少后顾之忧。据《新唐书》记载：“后廷有被罪者，（长孙皇后）必助帝怒请绳治，俟意解，徐为开治，终不令有冤。”她在太宗盛怒时，能实事求是地排难解纷，不使暴怒的夫君把事情弄糟，既按法处置，又不令臣下含冤受屈，为太宗“补阙”。《通鉴》记载：“太宗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亦阳怒，请自推鞫，因命囚系，俟上怒息，徐为申理，由是宫廷之中，刑无枉滥。”在太宗暴怒时，不趁怒进谏，待其息怒时，再依法徐徐处理。
长孙皇后对子女的态度，亦值得后世师法。《通鉴》记载：她的女儿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太宗因为她是皇后的女儿，“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永嘉长公主，是李渊的女儿，唐太宗的姐姐。唐制，皇帝的姐姐、女儿同属“视一品”，所受的待遇是一样的。唐太宗，出于私心，偏爱女儿，令其嫁妆比姐姐多一倍，这就违反了旧制。经魏征进谏，太宗接受了。
当太宗和长孙皇后谈及此事时，皇后十分感动，叹息说：“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她十分敬重魏征，以一个臣子的身份敢于直谏，为国坚持正道，比自己有胆量。随即“遣中使赍钱四百缗，绢四百匹以赐征，且语之曰：‘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缗此心，勿转移也。”皇太子李承乾的宫中缺少什用器物，太子乳母劝长孙皇后出面“奏请”皇帝给予添置用物。她表示坚决反对说：“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她严格要求太子，当务之急是修养身心，立德扬名，研习治国之道，对物质享受不可沉迷，这是一种有远见的督导教育。
封建社会后宫的妃嫔之间嫉恨仇杀屡见不鲜，司空见惯。但长孙皇后不是这样，她秉性仁厚善良，心胸阔大。据《新唐书》记载：“下嫔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视如所生；媵侍疾病，辍所御饮药资之，下怀其仁。”又《通鉴》记载：
长孙皇后对豫章公主“慈爱逾于所生”。“妃嫔以下有疾，后亲抚视，辍己之药膳以资之，宫中无不爱戴”。她爱人以仁，待人以宽，稳定后宫，在她率先垂范的治理下，嫔妃互敬互爱，宫廷井然有序，一派升平祥和氛围，为李世民创造了一个恬静温馨的生活环境。这需要政治家的非凡的气魄与才干，所以她赢得了上自唐太宗下至后宫妃嫔诸皇子的敬重和爱戴。她的儿子唐高宗李治为纪念她兴建了“慈恩寺”，成为大唐帝都的名胜（即今大雁塔所在地），瞻仰之人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