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1920年)《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5页
人们要过优美的高尚的生活，必须要有内心的修养。史学、哲学、文学都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并且都有他们的好处。从不同的研究，可以得到同的结果，与我们以下同的修养。哲学、文学在我国从前已甚发达，史则中国虽有史书甚多，而史学都不发达。
摘自李大钊《史学与哲学》(1923年)《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5页
哲学是从智的方面研究宇宙最高原理及人类精神作用，求出个至善的道德标准。宗教是从情的意的两方面，给人类一个“超世界”的信仰，那现世的道德，自然也跟着得个标准。
摘自梁启超《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1920年)《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页
当作世界观看的唯物辩证法，当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果之普遍化的概括看的唯物辩证法，其中包含着两个部分，两个领域，即唯物论的自然观(自然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历史观(历史辩证法)。
摘自李达《社会学大纲》(1937年)《李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第282页
一个诗人的生活必须是孤独的。诗人必须把孤独当作新娘来拥抱，要有自己独自的欢乐与忧愁。“为什么学者一定要孤独，安静呢？”他在对美国学者的讲演中这样发问。“因为这样他才能熟悉自己的思想”。这是他的回答。
摘自贺麟《爱默生》(1929年)《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所谓哲学就是有系统的思想，首尾衔贯成一家言的；所谓宗教就是思想含一种特别态度，并且由此态度发生一种行为的。至于哲学所包亦甚宽，如形而上学、认识论、人生哲学皆属之。
摘自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卷第395页
哲学的思潮往往是时代的人生观变易之际的产物。譬如法国革命前的百科全书派、启蒙学派，或是欧战前后的复古思潮，都是社会制度根本动摇时的影响。然而每一时代新旧交替之际，各派思想的争辩都含有阶级的背景。
摘自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1924年)《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哲学并不是一件希罕东西；他是世界之上，人人都有的。人在世上，有许多不能不干的事情，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睡觉；总而言之，就是不能不跟著这个流行的大化跑。人身子跑著，心里想著；这“跑”就是人生，这“想”就是哲学。
摘自冯友兰《柏格森的哲学方法》(1920年)《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依各种学术之互相关系而言，哲学介乎宗教文学与科学之间。他所用的方法，也有近于宗教文学的，例如直觉哲学；也有近于科学的，例如实验哲学。所以，若从方法一方面下手，不像文学和科学之界限之明了。依各种学术之消长变迁而言，近来科学发展，一日千里，似乎把哲学的领土侵略殆尽了，哲学尚有其本身的范围与否，还是一个问题；如果是有的，其范围究竟是什么，也是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不同。
摘自王星拱《科学与哲学》(1930年)
哲学与科学，都以全世界为领土。但是，我们对于世界各部分的知识，有充足的，有不充足的。我们研究一种东西，或为生物，或为矿物，或为社会，或为心理，先有哲学作急先锋，探险于未知之疆域，然后有科学一步一步地切实布置起来：就向欧洲列强攫取殖民地一般，其先有教士、商人、或游历家向各处探险，探得之后，然后有军事家去征服，政治家去管理，实业家去发展财源，把它弄成一片可居的土地。所以哲学重在思辨，科学重在证实。因为对于一种新问题，我们所知道的张本过于薄弱，观察试验，都不易于举行，所以我们只能用比较自由的思辨。思辨所得的结果，当然不如观察试验所得的结果之准确，它带着可辩论的色彩。
摘自王星拱《科学与哲学》(1930年)
哲学立原理以统事实，科学就事实以求原理。所以哲学的方法，是先有一定的原理，而后即事实以印证之，如果事实有复杂或有不尽明了的性质，则仅仅选择与此原理相符合的事实来做辅助。科学是以事实为事实而研究的，决不穿凿事实于原理之下，亦不避免冲突的事实，而保持固有的原理。哲学中用作根据的原理，是从信仰、或武断、或直觉、或理性的方法规定下来的，既经规定之后，奉守之而不移。
摘自王星拱《科学与哲学》(1930年)
真正的哲学家，莫不真切地爱智，哲学派别极多，各家面目迥异，然均不违乎受智。即如庄子，虽尝以知为凶器，但亦极力求真知。
哲学家因爱智，故决不以有知自炫，而常以无知自警。哲学家不必是世界上知识最丰富之人，而是深切地追求真知之人。哲学家常自疑其知，虚怀而不自满，总不以所得为必是。凡自命为智者，多为诡辩师。
摘自张岱年《爱智》(1933年)《求真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然个人之思想与主张，离不了他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要求。譬如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不能离开莱布尼兹与康德，则德国历史之背景已注入于费希特、黑格尔哲学之中，费希特、黑格尔心目中念念不忘普鲁士惩创于拿破仑之乎，则时代的要求，亦已参加乎二氏思想之中。一国的历史，犹之全套的戏剧，其立于演台之上者，不外乎各个演员。一种哲学，一种思想，一种潮流，其发动之者，不外乎个人，而历时既久之后，就已往之经过而言，则名曰历史的演进。就各人之触景生情而言，则为时代的要求，质而言之，各个人之哲学的贡献，自然日积月累而成为历史的演进与时代的要求。
摘自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1935年)《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然则哲学究竟是什么呢？恩格斯把它定义为“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的一般法则之学”。这是足以表现哲学本质的定义。因为哲学既以研究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为其根本任务，它也就是努力探讨自然、社会等存在与其对人类的思维发生怎样的关系，并进而把这些关系所有全部根本原理加以体系化、造成总结的、系统的知识。这种知识，便是哲学。所以我们可以说哲学就是有组织、有系统地说明存在、思维与其关系的知识。它是综合地论究宇宙中最一般的最根本的运动法则的科学。不但因其所探讨的是最一般的最根本的运动法则而居科学理论之最高峰，而且是科学之理论的与方法的总体之凝结物，以其方法的作用贯通于一切科学而成为“科学的代数学”。
摘自杨伯恺《哲学与科学》《研究与批判》第2卷第4期1936年9月
哲学是有它的时代任务的。每一个时代的新哲学，都和行动的人们的步调配合着，成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指针。哲学的理论一定要配合着社会的进步的实践，它本身才能够向前发展。……历史上每到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在哲学上也总有一段新的发展，每一种重要的新哲学，都发生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而得到广大的大众的拥护。
摘自艾思奇《民族解放和哲学》《时代论坛》第1卷第1号1938年
哲学，首先是关于世界全体的一般规律的学问。研究哲学的结果，是使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思想认识)的规律性，获得一个总的认识和理解，简单地说，就是使我们掌握一定的世界观。
摘自艾思奇《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解放》第127期19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