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人民多住河海之滨，故用贝为最著。考说文见字注云“贝海介虫也，居陆者尤在水者蜬，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用钱。”此说若确，则用金属为货币，实自周始，前此实皆用贝，即周代亦不过贝钱并用，贝之不为币，实自秦始耳。今考诸说文所示训诂，凡文字上与财富有相关者，皆从贝字，如负、财、贡、贷、贫、货、贪、贯、贮、贳、资、赂、赠、赐、赊、购、买、卖等字无不从贝者，则古代以贝为货币其事甚明矣。
摘自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初版第8页
要保障现金的不流出，同时对于战时必需军火用品及国民生活上必需品的供给，不受困难，就得注意输入品的统制。如果仍照从前个人商业的自由经营，则难保军需的供给和国民之需要，还有商人的自由贸易，难免投机交易及竞争之弊。再是输出商品的数量价格，能否适合军需民用等等，个人商业根本不易明了。以上各点，不用统制方法来管理，就不能适合战时贸易的原则。我国行政机关应规定许可进口与限制进口的两种商品，列成表格，并于商品的输入数量、价格、运输、分配等等，由政府分别制定，不得悉听商人的自由买办。又于限制进口方面，可用一种课重税的方法，或绝对禁止的办法，来调整战时一切需要的商品的输入。
摘自周凤镜《战时对外贸易》独立出版社1939年4月初版第6页
发展了边区四周的贸易，即能使我们争取主动，出入自如，不被束缚。争取边区应当出口的货大量出口，必须入口的货大量入口，而且可以逐渐做到促进边区四境的出入口货，经过我们之手，从中争取什一之利，使物资局的工作，建立在边区之外去。
摘自边区政府《整顿财政问题》(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四编商业贸易)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09页
如果边区的生产很发展，除了自给外，还有大量的土产经过商人运销出去，换进边区所需要的必需品，并足以够边区人民的需要，那么，这已经是自给自足了。边区的商业，如果是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发展就一定很稳固。因为土产发展了，一定要有更多的商业机关去收买土产，并将土产运销出去，以换进边区所需要的货物，商业也就必然发展起来。如果在这一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商业，乃是主动的发展，建筑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定是很稳固的。
摘自边区政府办公厅《边区商业政策问题》(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四编商业贸易)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04页
要在游击区开商店，应该是游击性的战斗化的商店，店里不存货。建立秘密存货室，白天交易夜晚入山。要在游击区站脚，商店必须要公私合营，尽量分散资金、分散经营，否则不能联系群众，就不能游击，被敌人各个击破。内地商店要将营业扩展到游击区，必须团结游击区小贩建立稳固可靠的商业与信用关系，派坚强干部负命独当一面的经营贸易，情况一紧即可提腿归店。
摘自朱知清《四、五、六月份工作检讨总结》(1942年8月10日)《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568页
边区周转快，这可以看到无论公私营业机关，随时收到边币，随时买成货物，加之群众在丰衣足食中不仅存藏土产，而且多买来必需品，这与金融波动物价高涨有关。
摘自陈希云《金融物价材料》(1943年12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四编商业贸易)陕西人民出版社第468页
食盐的统销，特产的专卖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边区的贸易主要是对敌顽进行斗争，这就须依靠着掌握几种出口的物资，并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外推销和换进物资和外汇。特产、食盐，两种货物的经营便是进行这一斗争的物资基础，掌握了这两种物资很好运用它，我们便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获得外汇、物资，依此稳定金融物价，保证供给。
摘自陕甘宁边区物资局《1943年度工作报告》(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四编商业贸易)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55页
在交换过程上，大体是由两种经济运动形态支配着：一是商品运动，一是货币运动。商品运动的担当者是商品经营者即商人，而货币运动的担负者则是货币经营者即金钱业者。这两种人，在现代以前的社会中，其业务并未分得十分明显。现代分工发达，金融业者遂从商业分离出来，而担当其特殊任务了。在一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使支配的社会中，商人照例是为商品生产者或产业资本家，分担流通任务。在社会分工的意义上，他对产业资本家是独立的，但他的资本即商业资本的活动，却随时在受着产业资本的制约。在这种关系上，商业资本被认为是由产业资本所支配。同时，产业资本也要对商业资本立在主导地位，商业资本始不致演着破坏生产的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始得建立起来。
摘自王亚南《中国社会的商品价值形态》(1946年1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70页
一个社会的生产物，它被生产出来，不是为了供生产者自己消费，而是为了把它拿去贩卖，他贩卖的目的，可以是为了换回他所需要的别人的生产物，也可以是为了取得较大于他生产所费的货币额，无论其目的何在，他的生产物转了一个手，被投到流通界去，即使其物理的性质依旧，其社会的性质却改变了。它已不是当作生产物看，而是当作商品看了，女子拜见了公婆，取得了少妇的资格，便不再是少女了。
摘自王亚南《中国社会的商品形态》(1946年1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57年1月第1版第56页
商品要按一定价格出卖，即按生产费计算。要能获得一定的利润。商品推销要快，使商品能很快的转为货币，以便迅速地开始再生产。由于了解商品市场情况是困难的，适应市场需要而生产也是困难的，如采用订货制的办法，对于商品的迅速销售，工业资本的迅速周转，是有好处的。
摘自王学文《解放区工业建设》(1946年9月1日)《王学文经济学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420页
在商品经济之下，有商品生产，才能有商品流通与分配，因此商品生产为商品流通与分配的基础，为其出发点。商品流通与分配以商品生产为中心与商品生产密切联系着。商品流通顺当地进行，商品生产者卖其商品，买得其所需要的原料与食料(就是分配到原料与食料)，即结束前一次商品运动。前一次商品运动完成，便利了后一次商品运动的开始，使商品运动由生产到流通分配继续不已。相反的，如果商品流通与分配发生阻碍，也就影响到商品生产，阻碍商品生产的进行，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商品流通进行。
摘自王学文《生产与生产政策》(1947年)《王学文经济学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441页
中国商业在神农氏时代，仅为以物易物。至黄帝时，商业进化，商品加多，交易既繁，于是直接交易以外，又兴创间接交易制度。而间接交易之媒介物，即为货币。黄帝创订货币制度，铸金成币，以像刀形，后世钱谱家所谓刀币，实创于此时。
摘自王育李《商业史》中华书局印行1948年5月初版第3页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绝大部分的生产品是来自国家经济和合作社成份的。她们——特别是国家经济的部门——互相交换，虽然这采取商品形态，还经过货币的介绍，但一大部分国营企业间的交换，事实上，可不需要货币，只要转一笔账就行。至于消费品之买卖，货币的流通手段的机能亦减低了他们的作用了。在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内工作的职工，他们购买生活消费品所支付的货币，在事实上，带有代表他们对于社会所供给的劳动量的意义，故在购买物品的时候，流通手段的作用亦就减少了。其他的货币职能，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虽然大体上仍有保留，但亦不是纯粹的。以支付手段而言，在私人企业之间，在私营企业与国家企业及合作社之间，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场合之下，支付手段的职能是存在的，但在国家企业之间，物品之互相供给，往往不需要支付货币，只是转一笔账而已，故在这儿，支付手段的职能，已失去其固有的作用，而仅成为一种计算符号了。
摘自许涤新《新民主主义经济诸范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上海联合发行所发行1949年6月版第112页
商品与货币是不能分离的，在商品经济之下，一切的商业，都没有不是经过货币的商品买卖，故商品形态的必要亦就确定了货币的必要。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国家经济的内部，在国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通过货币；国营企业与合作社或私人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亦是必须通过货币的；至于私人企业或小商品生产者的商品生产，更是需要货币的了。
摘自许涤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上海联合发行所发行1949年6月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