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之定也，以各别之物品论，从主观则因乎其物所致之效用，从客观则因乎其物之供求暨生产所需之用费。以总体之物品论，则因乎流通泉币(currency)之总额，加以泉币流通之速度，以当时所行贸易之总量较，而互相推移。一般物价之涨落，其原因盖本乎此。今使一国泉币总额中骤增钱币之数量，不论其为金为纸，而泉币流通之速度如故，贸易之总额亦如故，则钱币之购买力减，与所增之数量为反比例，一般物价遂如量以涨矣。
摘自廖仲恺《钱币革命与建设》(1919年10、11月)《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2版第53页
物价的腾贵多半是由于中间商人太多，——商人的不道德的行为——消费者倒霉——要除去这些弊害非根本的改造现代经济组织不可。
摘自孙锡麒《消费者之希望》《东方杂志》(第19卷第4号)1922年2月25日发行第13页
物价上涨关系国民生活至大且巨，所以平抑物价实为战时主要工作之一。但是如何平抑，推究其原则，实不外两点：即一为根据市场上实际情形，以不损害生产与消费者双方利益，而划定公允之价格，一为防止商人居奇垄断，获得不正当的暴利。前者宜注意市场上供求实况，后者则为杜绝商人鱼肉人民，牺牲社会大众利益，但二者均宜顾及生产及经营者之成本。
摘自王荩琪《联营专卖研究与实践》正中书局印行1934年11月版第127—128页
物价所以毫无止境的上涨，固有其很多原因，但没有厘定商品划价标准，实为其主要原因之一。良以划价既无标准，则商人可以不必根据成本，而零售其货物，一遇机会到来，更可随意居奇操纵，这是必然的结果，……同时因划价没有一定，更能奖励囤积垄断，市场物价暴涨是厉阶，莫不起因于此。
摘自王荩琪《联营专卖研究与实践》正中书局印行1934年1版第92页
本来物价之涨落，全随需要供给之关系而定。供求本有自然调剂之理，故其涨落，除特遇灾变别论外，平时常在水平线上下，所差不巨，今于需给关系之外，别有游离财盈肭之关系，插入其中，或以压迫的使其落，或以垄断的使其涨，致其升降程度，相距愈大，且有游离财相互之关系，推波助澜于其间，供求失其标准，涨落不出自然，使生产消费者，啼笑无常，不能安宁也。
摘自徐青甫《经济革命救国论》杭州启文印书馆1936年1月版第65页
至于稳定物价，救济产业方面，我国自卷入世界经济恐慌漩涡中，一般物价下落，币值随银价上腾。环顾国内生产，技术既无若何进步能使成本减低，又无特殊原因在同一成本状态之下，使生产增加，则物价下降，即为产业亏损。故管理通货要在提高一般物价，使其由反常之低度，恢复其与成本之正常关系。
摘自高廷梓《中国经济建设》商务印书馆1937年10月初版第95页
国际流通货物之物价指数，非一般物价指数。因国内流通之货物，其价格之变动，仅能影响本国国民之购买力，与外国国民不发生影响。故亦不影响国外汇兑。外国国民所注意者，取得中国法币后，能购买彼所欲买之货物多少。故中国欲编制计算购买力平价用之物价指数，应以大宗出口之生丝、棉花、桐油、鸡蛋、豆类及猪鬃等为主要物品，至于内销之蔬菜、肉类、国药等，不应加入。
摘自马寅初《非常时期的法币与外汇》《经济动员》第6期1938年8月
两纸币国之汇价，依购买力平价而订定，双方政府均能维持信用时，其物价之变动依购买力之平价而上下，已如上述。若两国间不订定汇兑平价，其中一国又增发纸币超过市场需要，演成通货膨胀之现象，币值势将跌落。国际汇兑币值变动之感应最灵，必先百物价格而受影响。因物价受契约或习惯等束缚，如利息工资等均为构成物价之要素，其约定金额每有一定期间，期内不能随意增减，物价亦不至随时增减。外汇则无此束缚。故币值跌落，外汇将立时上升，物价则不至随时比例涨高。
摘自马寅初《非常时期的法币与外汇》《经济动员》第6期1938年8月
惟计算购买力平价，应注意之条件有二：
(一)须为国际流通货物，其价格之变动，仅能影响本国国民之购买力，与外国国民不发生影响。故亦不影响国外汇兑，外国国民所注意者，取得中国法币后，能购买彼所欲买之货物多少。故中国欲编制计算购买力平价用之物价指数，应以大宗出口之生丝、棉花、桐油、鸡蛋、豆类及猪鬃等为主要物品，至于内销之蔬菜、肉类、国药、不应加入。此其一。
(二)须将一切运输费计算在内。如上述出口货物输出外国，所有运输费用、保险费，以及关税等，均应计算在内，方能显示真正的购买力。此其二。
摘自马寅初《非常时期的法币与外汇》(1938年8月)《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出口货之成本低于国外市场价格时，贸易委员会依据市场价格，订定该项货物产地及其集散市场收买价格。该会与中外商人均可依照此价格尽量收买，惟为维护商人营业计，应以鼓励并协助中外商人购买为原则。
出口货物之成本高于国外市场价格时，贸易委员会依据该项货物生产成本订定其产地及集散市场收买价格。在此情形之下，中外商人若因货价过高，不愿收购，该会应依据定价尽量收买，所有损失归国库负担。惟为维护中外商人营业起见，应尽量利用中外商人之原有组织，订定办法酌给佣金托其在产地代购或国外代销，或以收买之货物转向中外商人运销海外。
如是，一面维护中外商人之营业，务使不至亏累，同时又表示政府维持外汇法定价格之决心，以巩固政府之信用，不可谓非贤明之举。
摘自马寅初《非常时期的法币与外汇》(1938年8月)《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英国因现金之输出，国内币值提高，物价跌落，贸易输出加多，输入减少，外汇之供需渐归平衡，汇价与平价接近。反之，因现金之输入，货币数量加多，币值跌落，物价增高，贸易输出惭少，输入加多，外汇之供需，亦渐归平衡，汇价亦将与平价接近。故金本位国间之汇兑，以平价为中心，以现金输送点为限度，而上下变动者也。
摘自马寅初《非常时期的法币与外汇》(1938年8月)《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按货币数量说，货币流通量加倍，其他情形不变，物价指数将增高一倍，即购买力跌落一半；反之，货币流通量减半，物价指数将跌落一半，即货币购买力增加一倍。
摘自马寅初《非常时期的法币与外汇》(1938年8月)《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发生大恐慌后，物价大跌，美国工业大受打击。美国政府为国救济，实行货币贬值以提高物价。……美国货币贬值之目的，在提高物价，固得其所。今我国最重要者，在抑止国内之物价，与美国之目的适相反。主张贬值者究欲何为乎？岂现在工业品价格之腾贵，尚嫌其不足乎？
摘自马寅初《法币法价打破之危险》(1938年12月18日)《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66页
虽然战时物价之腾贵，固不可避免之事，但吾人决不容其有不合理之腾贵则统制物价尚矣。物价之内容，万有不齐。对于生产者，不可令其吃亏，或长尽义务，丝毫不得沾润余利，故规定最高标准时，使其能获得寻常应获之利润，而不至于暴富可矣。凡需要大之消费品，如食物、燃料、盐等，皆为人生日用之品，不能或缺，应尽先限制其最高价格以保护消费者，固无论矣。然有些物品，不尽为生产者所注意，而为政府所需要者，亦应设法加以奖励，俾能增加生产，故又须规定一最低价格，以确保生产者之利益。欧美各国物资比较丰富，故比较偏重于最高物价之规定。中国物资缺乏，须待奖励之事业甚多，最低价格之规定尤属必要。总之，最高最低价格之规定，一面能维持生产者之相当利益，一面亦须保护消费者之利益，兼筹并顾、斟酌损益，乃一极烦琐之工作也。
摘自马寅初《统制物价政策中之最高价与最低价》(1939年2月26日)《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70—71页
惟内价不稳定，则国内厂商经营至感困难。因现代生产均为大规模的，一物之产生，自原料收集起，至制品完成止，其间经过之时期，少则数月，多或数年。若在货物完成出售之时，市价骤落，厂商必蒙极大之损失。或云物价涨跌，不可预料。跌落固厂商之损失，倘涨起则亦厂商之利益，利害维均，为企业本质上应有之遭遇。殊不知正当商人营业以稳健为主，富有投机性质者，究非所宜。
摘自马寅初《论外汇平准基金》《财政评论》第1卷第5期1939年5月
盖今日物价之增高，即为货币价值下跌之明证。物价涨高之结果，依理论言之，虽有利生产者，但生产者事实上亦至困难。除农业生产或能受物价高涨之刺激，而略事增产外，其余如工业生产，因生产工具运输困难，虽欲乘机扩充生产，以博厚利，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故不得不转移其资金于囤积货物之一途。故物价之继续增高，可发生二种现象，一为促进实业之生产，二为招致商品之囤积。由今日之现状观之，囤货者多于生产者，实无可讳言。盖囤货易而生产甚难也。囤货愈多，市场货物之供给愈少，物价愈高，人心愈恐慌，影响后方社会秩序与经济建设者至重且大。目前最要之企图，在如何稳定物价，以安定人心，而利建设，欲稳定物价，必须稳定法币币价价值与取缔商人囤积居奇。囤积居奇应如何取缔，系另一问题，姑不具论。惟仅取缔囤货居奇，物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则大有问题。吾意囤货居奇者，非为物价高涨之独立原因，乃为物价高涨之后果。物价在继续增高之情形下，消费者无不争先恐后竞购货物。商人以存货无多，求者不止，惟有提高价格以为缓冲。一部分奸商以价格频涨，前途希望无穷，乃大事囤积，在平时经济言之，囤积原系一冒险行为，既须蚀耗大量之利息，加以保险需要费，储藏需费，毁损在所不免，便无获利把握，谁愿为之。谁能使其获利，非消费者之需要乎？因消费者在任何价格之下皆愿购买其所欲买之货物，此商人之所以有恃无恐也。使消费者因价格之提高，既大大减少其购买量，使囤货者无奇可居，则百货早已倾销于市场，价格且为之大跌矣。
摘自马寅初《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出路》(1940年10月20日)《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98—99页
上上等的人怎么会发国难财呢？是因为纸币发得太多，币值大跌，所以人民对于纸币，失去信任，惟恐物价再涨，币值再跌，于是大家竟买东西。因为竞买，物价就愈高。物价既再涨，自然有大商人出来囤货。囤货本来是物价高涨的结果。但就是因为囤积，货物的供给减少，物价于是就更高。这样一来，囤积和高物价互为因果，囤货的人便大发国难财：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钞票靠不住。所以治本的办法，不在禁止囤货、而在减少纸币的流通。纸币减少，物价自然跌落，物价跌落，谁还愿意囤货？这样发国难财的人，就可以减少了。
摘自马寅初《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1940年10月20日)《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107—108页
在抗战开始后，政府为推销土产，增加输出换取外汇起见，于是有贸易委员会之设立。……其后中央更顾念农工商之痛苦，又订定维护生产促进外销办法，交贸易委员会执行。其唯一目的，在使生产者与出口商人，均能获得什一之利。……然犹未能达到保证商人什一之利之目的，故又订调整十货市价办法以维护生产。即十货价跌落，商人无利可图时，由该会提价格尽量收买。并订定两原则：(一)出口货物之成本，如低于国外市场价格时，依据国外市场价格，订定产地及国内集散市场之收买价格，鼓励农人生产，及商人采办外销；(二)若出口货物之成本，高于国外市场价格时，中外商人不愿收购，该会则依据该项货物之国内生产成本，加给相当之利益，订定产地及集散市场之价格由该会尽量收买，以利外销。所有损失，归国库负担。更为维持中外商人营业起见，尽量利用原有商人组织，订定办法，配给佣金，托其在产地代购或国外代销。循此办法，则生产者与出口商之原有成本，与所应得之利润，均获保障，不致因物价汇价之涨落，而遭受意外之损失。商人利益，国家经济，兼筹并顾。
摘自朱羲农《战时对外贸易现状》《战时对外贸易》独立出版社1939年4月初版第17页
目前边区物价飞涨，边币下跌，金融有失平稳，其原因虽多，但主要有不外乎下列二点：第一，贸易出入不平衡。第二，财政收支不平衡。……所以由于贸易不平衡，法币与外币比价不能一致，外货价格高涨。由于财政不平衡，筹码略增，引起边区内土产价格激涨。两者互相激荡，结果边钞就逐渐下降，物价不断上涨。
摘自廖季立《如何从贸易下稳定边区金融》1941年12月2日《解放日报》
稳定物价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全面限价。假若我们仅采用这种方法，而不辅以其他，则结果若何？假若价格的规定极为合理，限价极为严格，且不限于少数地点与少数物品，而包括全国各地的主要物品，市面无黑市，而人民亦深信此种限价有绝对稳定物价的效力，以后绝不再涨，则在一定期限之内，限价必可生效。因为现在物价的上涨，主要原因之一，乃为人民预期以后物价的继涨，因而引起投机的行为(包括职业投机者之囤积与工商界及消费者的预购物品)，换一句话，就是流通速度的增加。人民若能相信以后物价停止继涨，即可减少这种囤积与预购的行为，甚至抛弃存货，这样，即可使物价在一定期限之内(譬如说，一年或数个月)不致上涨。
摘自吴大业《稳定物价的目的与手段》(1943年2月)《中国战时物价与生产》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45年9月重庆初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