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最高成就是在我们指出孩子的错误时，能感动他们的心灵，用我们强烈的爱使他们信服。
——乔安·佩斯特罗兹瑞士教育改革家（1746—1827）一个世纪前，许多国家的青少年工作者先驱开始创办慈善机构，培养孩子们积极的力量，即使是对最难驯服的孩子们。他们发现即使最执拗的孩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是在一个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并能激发他们的潜能的环境中，能够提供出正确的引导机会。这些先驱者们的案例中，也有人来自多民族的国家。
神父弗拉纳根建立了“男孩城”，弗洛伊德·斯达为任性的孩子建立了“星星联盟”。这两个人都很有名望，他们的信念是：所谓的坏孩子如果能得到爱、学习、工作和精神指导的机会，就会变成好孩子。
玛丽亚·蒙台梭利为贫民区的孩子们工作。她强调他们天生的灵性和具有高度吸收能力的头脑，在传统的学校中被埋没了。他们在学校里像“一排排被固定在课桌上的美丽的死蝴蝶。”
茜尔维尔·阿什坦·华纳把她的新西兰毛利学生比做“有两个出口的火山——攻击性和创造性”。由于欣赏他们的创造力，她抛开了殖民课程。当孩子们创作出自己的书时，曾经最爱挑衅的孩子也变成了积极的、自觉的学生。
这些伟大的青少年工作者先驱们都享有皮格马利翁式的乐观主义精神，其中卡尔·威尔科可能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人了。1917年，他把柏林最糟糕的少年犯研究所改变成了一个治疗最有效的典型。威尔科告诉同行们，他们的工作就是发现这些孩子身上积极的品质，无论它们隐藏得有多深。他要求工作人员要尊重孩子们，即使是最无礼的孩子。他满心期望教育不负责任的孩子们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当希特勒上台后，威尔科的著作被烧毁，他自己也逃亡到了南非。在那里，艾伦·帕坦正在为黑人少年犯们做着同样的工作。
这个社会真的做错了什么
小说家艾伦·帕坦以创作了小说《为亲爱的国家而哭泣》而著名，但他的第一职业是再教育那些被遗弃的遭受种族隔离的下层社会孩子。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让少年犯们接受艰难、严厉和剥夺等惩罚手段，能让他们明白犯罪是要付出代价的。帕坦质疑了这种观点。
像威尔科一样，帕坦把一个大型拘留机构改变成了一个积极干预的典型。他也提倡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在大多数问题孩子自己的家里为他们服务。他认为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方法，是把他们的问题转变为积极的力量。
一个小孩经常犯罪违法是因为他被剥夺了安全、关爱、发挥创造力和发泄情绪冲动的基本需要。当这些深层的需要得到满足，他的变化会是惊人的。当他生活在一种找到了自己生活意义的集体中时，他的傲慢、不坦率、不适时的独立和不顺从就会消失。如把这些机会看做是纵容和感情用事的仁慈迹象，那就错了，这些机会是被设计用来恢复自力更生，自尊和自信的。
这种早期的先驱们身上的乐观在20世纪下半叶消失了。青少年工作在教育、精神健康、社会服务和司法的官僚主义系统中变得职业化，细分化。焦点从增强力量和关系变为治疗病症和控制行为。尽管人们在热烈争论是要改善还是要惩罚，但这两种方式都能起反作用的和悲观的。孤立的声音号召从“以缺点为基础的方法”转向“以力量为基础的方法”上来。现在，经过青少年先驱们开天辟地的工作后的一个世纪，我们终于转向了积极的青少年培养方法。
“为什么孩子们做对了”
上天赋予我们具有非凡的能力去克服困难并茁壮成长和学习。克服逆境的主题在整个《圣经》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像那个浪子的故事中描述的一样，事实上，斗争和受苦常常是性格和信念发展的基础。
冲突和解决它的方法也是非宗教文化中普遍的主题。在《永别了，武器》中，海明威写道：“生活打击了我们每个人，但有些人在被打倒的地方站起来，变得更强大。”最近，行为科学也证实了这句悠久的名言。研究人类适应力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引领了一场运动，对孩子施行“增强力量”的方法。他们开始问“为什么孩子们做对事了？”，而不是“为什么他们做错事了？”
1955年，艾美·沃纳和鲁思·史密斯开始对700个出生在夏威夷群岛中的考艾岛上的高度危险的孩子做纵向调查。他们生下来就面临着许多困难——早产、出生体重不足、贫穷、破碎的家庭、父母酗酒和父母有精神上的疾病。并不让人吃惊的是，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是在青春期才开始陷入麻烦的。但那些有高度危险行为的孩子们中，有60%能在30岁左右改变生活。他们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由这样一些因素促成的，例如顾问给予的鼓励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培训。
很多研究适应力的领导者都是击败困难、克服了他们自己混乱童年的幸存者。沃伦·罗德斯曾是一个卷入帮派，触犯法律的孩子，后来成为摩根州立大学的心理学系的主任。他和凯姆·霍伊合写了《克服童年的不幸：那些击败困难的孩子们》，这本书中记叙了八个克服困难背景的成功成年人的故事。
除了他们的个人力量，重要的环境支持培养了他们的适应力。在那些从问题孩子转变为成功人士的报告里可以找到：宗教的指导，来自一个具有关爱心的成年人的支持关系，组织和训导和提升技能的机会等。
布伦达·加姆门是高中的一个辍学生，16岁时就有了两个孩子，18岁以后的三年里，她一直在一家鸡肉加工厂工作。后来她转变了自己的生活，现在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社会工作教授。
如果国家领导人阻止了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加姆门教授就备受学生们的尊敬。他们说：“她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她发现帮助孩子建立适应力的关键是，通过让孩子讲述自己的行为会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的后果，来增强他们解决问题和做出决定的能力。
在第一次考试的时候，这样的案例不可能为乐观提供什么理由。他们的记录中充满了调解失败的报告。他们拒绝良好的关系，被贴上行为混乱、无情、孤僻的标签。他们不从缺点中学习，继续陷入越来越多的麻烦。
当像这样的孩子们上了法庭，检察官们倾向于只看他们的历史记录，认为他们已不可能利用机会来重生。然而罗德斯和加姆门不仅是幸存者，还成为了青少年工作领域的专家。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不同呢？
在抚养和关爱孩子的机构里，约翰·丝塔能克服他那混乱的成长背景，他强调了四个关键的重生因素，罗德斯和加姆门也持同样的观点：
1.联系。“即使我试着让关系彻底完蛋，坚持关爱的成人也不会放弃。”约翰也从精神上发现了联系“人们不会总是等着我——或者是我不让他们这么做的。祈祷是和上帝交谈并接触到上帝的方法。当我吐露心里话时，他会倾听着。”
2.持续。从8岁到12岁，约翰一共经历了12个收养他的家庭和福利机构。“我像一块胶布贴在一个表面上，又被撕下太多次，以至于再也贴不上了。”很多年后，约翰才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信任的成年人。
对上帝的信仰也能提供一个重要的作用。即使在其他人都舍弃了孩子们时，和上帝的关系仍能支撑着希望，就像约翰的例子一样。
3.尊严。问题孩子被别人贬低了价值，而且学会了自己贬低自己的价值。约翰叙述了在一个法庭庇护所里的晚上，老鼠们在他的床上爬来爬去。他还回想起赤裸着身体站在男孩们的队伍里等着发衣服。“如果我被抛弃在像这样的一个地方，人还可能有什么价值？”他想。虽然他是一个易怒、狂暴的孩子，他仍然遇到很多尊重他的成年人，这使他在被抛弃的时候，还保持着一种价值感。
4.机会。约翰是怎样从憎恨老师转变到现在教育学的博士的呢？“我被给予许多机会，即使我总是不好好利用它们——运动、教育和职业选择。他们能发掘天才，在我身上找到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天赋。”
这些关于重生的故事只是关于罕见的“超级儿童”的传说吗？是他们脱去了高度危险的那层童年的外壳，成为了超级明星般的成人吗？丝塔强调所有的孩子都有重生的潜能，他号召社区把自己投入到为所有孩子创造发展的机会中去。这种要求远远高出只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必须“抚养邻近的孩子”，像丝塔博士在下面的例子中所说：
朋友和邻居们安慰一个在自己儿子的葬礼上的父亲，他的妻子在附近哭泣。他的儿子是一个枪击事件的受害者，他才16岁。“你是一个好父亲，”一个朋友安慰说。接着第二个人同情地说：“罗伯特是个好孩子，他是一个好运动员、好学生，我会永远记得我们在一起志愿为食品银行服务的日子。你有一个好儿子，我会想念他。我为你和贾尼斯感到难过，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听到这儿，父亲把他哭红的眼睛转向他的老朋友，“不，”他回答，悲伤地摇着头，“我没有做好。”他的朋友吃惊地看着他。他继续说：“我没有教育好邻里间其他的人。”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们调查了成年人尝试教育周围邻居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通过提供联系、持续、尊严和机会来培养孩子的力量和能力。这是一个从处理越轨行为和控制的当务之急中，主要转变到正常地解决处于危险中的孩子。
再坏的孩子也不是一无是处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约翰·吉布斯，和来自哈佛大学的劳伦斯是同事，劳伦斯·科荷勃格是“引导道德成长”的研究人员。吉布斯引用研究结果表明，十分之九的少年犯拥有许多积极的价值，即使他们的行为没表现出这些。即使是精神吝啬的孩子，言语中好像他们不关心任何人，他们也常为了自我保护而套上一个坚硬的外壳。
当然，这些孩子可能有许多思想错误，例如责怪他人，以自我为中心，从最坏方面看人，最小化或错误评价他们自己的错误等。但反社会的思想不意味着一个孩子没有道德观念。吉布斯得出一个结论：思想上的错误常使得孩子不为他们伤害别人的行为而感到内疚。
下面的梯形图会帮助你快速判断一个孩子的道德观念的发展阶段。大多数成年人处在这个阶梯的最上面两级。但那些没有超越过“权力”或“交易”这两级的人，将不是负责任的孩子，作为成年人，他们也不是可靠的父母和公民。
当开始自己的生活时，所有的孩子都倾向于自我为中心，但通过观察积极的成年人和同龄人，大多数孩子都能养成关心他人和自觉地控制自己行为的习惯。否则，缺少爱或纪律，加上同龄人的负面影响，道德观念会受到抑制或扭曲。这样的孩子常需要道德观念培养训练，这最好是在一种关爱的关系中完成。
为了使道德观念弱或有自我中心倾向的孩子们学会同情和关心他人，我们需要“一剂”浓缩的机会来促使他们的道德观念跳跃式成长。
道德发展之梯
原则
“这里面什么是给我的？”表面热情，但其实以自我为中心，经常需要外加的控制，为了不被抓住而遵守规则。
处理：“公正和关爱”。
关心他人，即使面临挑战也坚持自身的价值观，恰当的内疚，试图纠正错误。
权力
“权力即是正确”对受伤害的他人很少有同情和关心，缺乏自我控制，即使伤害他人也很少内疚。
处理：合作。
“让我们和睦相处”一般能公正地对待他人，并且想使别人高兴，当触犯规则时会感到不舒服。但会被他人误导。
下面的这些成功的方法曾经被用来补救关于培养孩子道德的问题。
让孩子与充满爱心的成年人接触
因为道德的成长要通过与具有关爱之心的成人和同龄人的联结，加强这些联结能帮助培养积极的道德观念。与自己角色相配，能满足孩子们需要的成年人在他们生活中会成为更强有力的人物。但健康的联结在一个孩子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如下所示：
孩子和成人之间的联结的成熟
【成长阶段——重要的是什么——成人的角色】
婴儿/学步时期——“我的需要”——满足需要上学前——“取悦成人”——教给标准，给予支持小学——“公平”——放下权威，指导行为初中——“适应”“负责”——角色模式、集体促进高中——“做正确的事”——顾问、拥护者、知己“关心他人”——改编自玛丽·伍德的文章，成长治疗和教育研究所，雅典，佐治亚州。
让孩子与有爱心的同龄人做朋友
因为道德意识弱的孩子倾向于找与自己思想相似的朋友，所以，为他们提供机会，与那些不支持少年犯价值观和有爱心的同龄人交朋友，就显得很重要。
这可能需要改变消极同龄人的文化。为此，许多有大有前途的计划已经启动，包括学校“暴徒测试计划”，“自然同龄人帮手”，“创造性地解决冲突计划”，“积极同龄人文化”和“EQUIP治疗模式”等。
在传统的针对危险孩子的计划中，成人试着控制孩子，或让他们作为病人的角色被动接受一个专家的帮助。今天的一些计划激发孩子自己的力量，让他们成为自己解决问题的人。这些基于增强力量的计划使孩子在一种关心和爱护的气氛下帮助解决同龄人的问题。学生们也变得能自我管理。当孩子有机会参加制定管理集体的规则时，他们能获得更全面的观察力。少年法庭、“公正社团计划”和“男孩城”的授权模式，都是让孩子自我管理的成功计划的例子。
培养孩子判断好坏的技能
研究危险孩子的“男孩城”指出，社会技能指导能帮助促进道德的发展。例如，如果一个孩子缺乏控制愤怒技能或接受批评的技能，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中会做出许多不当的选择。掌握了这方面的技能后，这个孩子就能做出现实的道德选择，因为他或她理解了真实的选择，来变得生气和伤害他人。
约翰·吉布斯和他的同事创造的EQUIP模式用同龄人集体的讨论来质疑道德思想。这不只是那种老一套的“明确价值观”，让孩子自己决定哪些想法是正确的。更确切地说，成年人通过提出现实生活中那些具有道德意义的难题，来引导这个过程。典型的事例包括毒品的诱惑，或参与性行为和犯罪行为等。因为道德发展的不同水平在一个典型的集体中都体现了出来，孩子们面对更先进的同龄人和成年人的质疑，他们必须对自己的道德作出判断。
提供性格教育和宗教培训
汤姆·利科那是学校性格重塑教育的领导者，他发明了一种课程来教育孩子，让他们明白自我放纵的行为是如何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帮助孩子思考，在没有婚姻纽带之处的性行为带来的危害。关于性格教育的多种课程现在已被非宗教和宗教组织所采用。
研究表明，参与宗教教育的孩子在道德培养上的自我控制、尊重他人方面进步更快。心理学家默顿·斯图门发现，慈爱上帝的信息能促进对他人的关心，减少偏执和偏见。但他也发现，围绕一个愤怒的上帝进行的宗教教育，实际上能增加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