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轻的一代感觉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时，一个新的世纪就开始了。
——埃伦·凯瑞典社会学家（1900）
二十世纪初，人们对孩子的未来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许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预言，科技将创造一个属于儿童的世纪。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期，社会上却充满了青少年暴力和校园谋杀等现象。这些不仅威胁着家境贫寒的孩子们，同时也威胁着那些生活富有的公子哥们。感到这个让人们充满希望的新世纪，怎么会在世纪末的时候却让人如此绝望呢？在二十世纪之前，任性的孩子会受到和成年人一样的惩罚，他们被锁在寒屋，囚禁于监狱，甚至遭到流放。到了1899年，一些就职于中西部“芝加哥酒吧协会”的伟大女性们，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创办伊始，这个法庭就以改造我们的那些问题孩子为目标，而并非要把他们抛弃。有谁会预测到一个世纪后，成百上千的美国儿童竟被关在成人拘留所或监狱里呢？并且美国成为了世界上青少年入狱率最高的国家呢？在人们愤怒地争论着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时，世界人民满怀着对孩子的忧虑和恐慌进入了21世纪。
青春期，是孩子成长的一道坎
今天的危机至少可以追溯到100年前，人们发明“青春期”这个概念的时候。在工业革命之前，每个家庭成员从五岁起必须开始劳作。有人烧火做饭，有人照料着年幼的弟弟妹妹，其他人要参与到增加家庭收入的劳作中。儿童在工作，学习，运动和休闲中与不同年龄段的成年人接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未成年人非常容易又非常自然地学会了成人世界里的工作和责任，从儿童时期到成人的过渡也就相对平稳顺畅。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现代社会开始把未成年人和成人世界分裂开来。人们改变了在家里上班状态，为了打击那些滥用童工的苦力工厂，我们还制定了儿童劳动法。其结果是让未成年人彻底远离了工厂。与此同时，义务教育政策的出台，让孩子必须进入正规学校学习。在学校里，我们按照年龄把孩子分成不同的年级，而成年人又充当了更专业的角色——教育工作者。事实上这却拉开了成人与孩子的距离，使过去那种与孩子能够平常而自然的亲密接触不复存在。青春期这个概念是科学家们在1890年开始提出来的。心理学家吉·斯坦利·霍尔是最早推广性成熟是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这个理论的专家之一。结果，一种自然的生物成熟过程开始界定一个年龄群体，把它与其他年龄群体区分开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把青春期描述成一种由性冲动的刺激而形成的无序压力。安娜·弗洛伊德则这样认为：青春期里的最正常的事情莫过于青春期本身处于一种非正常的混乱之中。
孩子，为什么和我们小时候不一样呢
二十一世纪里的孩子既区别于一个世纪前的孩子，又不同于成长在传统文化里的孩子。尽管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尽可能远离现代文明，但现代文明的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下面谈及的三点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引领了现代的孩子。
与成人世界划清界限
随着非正规的抚育体制的衰落，正规的青年组织走上了历史舞台。因此，在二十世纪，一批成年人机构相继成立，来帮助分离、保护未成年人，使他们在成熟过程中免受成人压力的影响。童子军运动；按年龄划分年级的中学和有组织的体育团体等应运而生。他们唯一的目的在于使未成年人社会化。这是一个在先前几代人中很自然地产生的一个过程，并且在部族社区中继续沿袭着。
孩子不再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工作”。人们发明了许多“游戏”来引导他们责任、公益、制度和无私。但这种虚假的工作并不能培养他们的性格。事实上，它往往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如果当你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一份毫无实际价值，仅仅为了培养你的性格而创造出来的“工作”时，你还会每天主动地去做这件事吗？
如今，大多数的孩子不再为了糊口而工作。尽管许多孩子拥有工作，他们经常用自己大部分的收入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
这种现象的直接影响是产生了一个亚文化名词——青春期。性成熟和社会生活的概念支配着所谓的青春期。孩子们正在按着我们的期望成长着，尽管我们现在正在尽力要改变这一切。
成长在精神的真空里
1900年，瑞典著名的社会学家埃伦·凯热情洋溢地宣扬20世纪是一个儿童的世纪。她发表了许多创造性的观点，还严厉地批评了人们对宗教的虔诚。她认为宗教是导致孩子问题的一个原因。宗教不过是那些过了时的传说，应该被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忠信所取代。她的观点折射出在许多新兴的抚育儿童的行业里的一个信条：二十世纪，人们开始与宗教相悖离。结果，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和医护人员开始对精神领域里的话题避而远之。
然而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许多社会都在极力推崇宗教的真谛，确保他们能够代代相传，一脉相承。二十世纪中叶，大屠杀的幸免者，心理学家维克特·福兰科悲叹道：精神病治疗法实际上恰恰忽视了它所尝试治疗的精神范畴。他置疑一个心理学概念，这种概念认为生命仅仅是一种追求自我的满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相信人类的动机的中心点在于对快乐的追求，阿尔佛雷德·阿德勒认为激励着人们的是对获得权力的不懈追求。但是福兰科指出他们两个人都在致力于研究病人，而且快乐和权力不过是在寻找精神含义失败后的那种肤浅的替代品。然而，随着教育、精神领域的日臻科学化，人们把道德和精神领域里的问题抛在九霄云外，结果是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世俗化实验，使得我们与精神世界里的港湾割裂开来。
媒体教育的一代
随着家庭、社区和教会影响的日渐消退，相互分离的家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种问题不仅仅出现在非优势家庭和单亲家庭中。物质的极其丰富可能是对孩子的一个全新的、最严重的威胁。正如埃伦·凯一个世纪前警告的那样：富有的父母会像迷恋酒精和鸦片一样养育腐化的孩子们，怎样的割舍都是伤痛。
我们的孩子可能是在没有成人目光监护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与那些在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相比，没有了与成年人的亲密接触，我们的孩子与同龄人的联系，要比在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们要紧密得多。但是当价值的主要源泉是产生于青年本身——这个亚文化群体时，孩子们却没有了道义上的罗盘。
价值的空虚使得娱乐业乐此不疲地为迷失方向的孩子们提供一张张成长地图，而孩子们却不能从家庭、学校和教堂那里得到这种指导。然而，孩子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却是共生共存的，不仅媒体需要孩子们在娱乐上的数十亿美元的投入，孩子也可以从媒体那里获得教育和指导。
16岁的达斯丁这样给我们描述他对音乐的喜爱：
如果你把自己和这些人联系在一起，他们唱的歌就会深深地影响你。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听他们的歌，看起来就像他们在唱我和我生活中的事儿一样。我认识许多孩子，他们把音乐当作顾问和治疗专家。有些音乐也有负面影响，比如说那些关于杀父弑母的歌曲，关于屠戮上帝的歌曲，听了这些歌曲甚至最后会轻生自杀。但是有些歌曲是关于如何渡过生活中的难关的，即便是你做的一团糟。
我最喜爱的音乐人是乔纳森·戴维斯，他是著名的“科兰”乐队的主唱。他的童年饱受虐待，甚至被人忽视。但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成就。这些人影响我极深。他们告诉我，即使我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我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孩子为什么变得无情无义
当一些孩子设法安然无恙地度过青春期时，另一些孩子却在经历过程中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有些人隐藏了他们的痛苦，而有些人却采取了极端毁灭的方式。过去，特权阶级能够使自己不受少年犯罪的影响。但少年犯罪沿着大多数青年成长的道路漫延，这种犯罪开始于我们城市的内部，10到15年后在我们的郊区和农村地区变得普遍。今天，暴力是美国中、高级社会阶层中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1999年哥伦比亚高中屠杀案之后，许多成年人对相处融洽的青少年们会想到相互杀戮大为不解。但是后来几个月内的数百件盲目的暴力模仿者揭示出：这种悲剧的惩罚行为与数千胸中埋藏着怒火的年轻人产生了共鸣。
哥伦比亚枪击案发后一周，北达科他州学生理查德·弗兰森在写给编辑的信中表达了许多受挫少年的心情。
在初二到高一之间，我是那些经常挨奏的孩子当中的一个。我是一个简单的目标，在三年里我没交上什么朋友。我很恐惧每天必须待在学校里的七个小时。功课并不是什么问题，我可以达到4.0分。但我想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那些害羞的孩子和不敢反抗的孩子特别凶残。三年来我经常忍受着的质问，被书本砸和无数次挨打。
我清楚地记得许多次在上学的早晨，我谋划着要杀了我自己或者是那些干涉我的混蛋们。唯一阻止我的事是我不能逐步建立起勇气，把它付诸实践。现在我22岁了，我相信上周发生在科罗拉多州的事会轻易地发生在大佛克斯，在我身上重蹈覆辙。而且我相信，一个拥有足够勇气的15岁孩子，会拿着手枪去解决一个被老师和其他学校员工们完全遗忘了的问题，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当孩子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惊恐万分。对于当代那种毫无精神追求的生活而言，孩子留下的只有愤怒、复仇和虚无了。我们如何去理解这种既无情无义又自暴自弃的行为呢？难道我们能去伤害和憎恨在学校里，法庭上，教堂中和社会上的孩子？抑或是我们能把他们抛弃？当孩子努力追寻着他们生活中的目的和人生的意义时，他们又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
跨入新世纪，我们仍然在重复着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是否做到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进而不再重蹈覆辙？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去再次发现并应用那些已经支撑了我们许久的真谛？本书关注的焦点，就是这些问题。
然而在我们更深一步探索当代孩子的特殊性之前，我们先来看两千多年前一个回头浪子的寓言故事。故事描述的是一个叛逆的孩子，背信了家庭的价值观，荒诞无度的生活，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享乐追求上。最终，人们用积极的态度去影响他，以至于最后赎罪和改过自新。如果我们想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影响生活中的那些问题孩子，我们就应该去重新发现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东西，并再次拿来应用。我们愿意真诚地从这些事例中感悟出一点东西，这会在新的千年里决定我们的未来，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