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们一起交谈，以及用宽恕的态度对待他们，甚至是那些最恶毒的冒犯者，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最有价值的方法。
——奥格斯特·爱科恩澳大利亚心理学家（1878～1949）在早些时候，人们用一个简单的体系让孩子们检点自己。同样的程序被用在孩子和家畜的身上，人们之称为通过惩罚和偶尔奖赏的手段而进行的服从训练。通常来自一个成年人的严重的警告就足够了。如果孩子们忽视了警告，接着很快就会受到肉体的疼痛。一些人仍然认为，如果我们“脱掉手套”，回到早期的习惯做法，我们就能教育出守纪律并尊重他人的孩子。
直接吓唬孩子
可能最有名的训导孩子的书是《derStruwwelpeter》，它是由德国的著名医生海因里克·霍夫曼在1854年创作的。这本书被翻译成了所有主要的欧洲语言，被不知如何管教自己的野孩子的父母使用了半个世纪。它基本上是一本适合给小孩看的图画故事书，显示了孩子不听大人的话时，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霍夫曼想到了一个打骂孩子的替代方法。因为大多数文化中都是用故事把价值观传达给孩子们，他推断，一本故事书可能会教会他们服从。他的计划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吓唬他们，这样就不用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再不得不打骂他们了。
《derStruwwelpeter》一书中的每个故事都是关于一个不同问题孩子——暴力、执拗、好动、反叛和其他更严重的一些问题。
霍夫曼的少儿图书销售出了数百万册，给几代孩子带来了噩梦，大多数的孩子继续在淘气。那些把他们十九世纪的欧洲祖先的肖像画挂在墙上的人能够理解，祖先们为什么从来不笑。但如果恐吓魔鬼能使其不再作恶，那么教堂很久以前就清除尽罪恶了。
《derStruwwelpeter》的推理在今天的一些计划中仍在继续，如“直接恐吓”，在这个计划里，成人通过威胁在监狱里会发生强奸和殴打的方式来吓唬孩子。他们的理论是：这些潜在的恐怖会吓唬住孩子们，使其不再制造更多麻烦。但那种方法从来都不是一个有效的干预策略。同样的原因，强制性的判决和死刑的惩罚并没阻止人们犯罪。大多数人都想不到那么远的将来，即使想到了，也认为不会被抓，甚至更糟的是，许多孩子仅仅是被挑战变得更凶恶或“打击这个系统”所吸引。
需要有效的惩罚
我们讨论惩罚的替代方法时，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是：“难道孩子们就不需要后果吗？”严格地说，所有的行为都会导致后果，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在问：“难道孩子们就不需要惩罚吗？”当然，孩子们需要知道，他们的行为会有特殊的破坏后果。如果不制裁侵犯他人的行为，那么没有一个社会能存在。因为某种行为的严重性质，一些惩罚是逃不掉的。
即使当惩罚无可避免，我们也不应该假设，只是实施处罚就能教会他们正确的行为。惩罚可能是有效的，或者在爱护的前提下，至少没有坏处。然而，惩罚经常带来许多副作用，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下面的列表中包括有效惩罚的部分，但也包含一些常在问题孩子身上发生的副作用。
来自北爱尔兰的青少年犯罪专家迈克尔·蒙哥马利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共和军惩罚少年偷车贼的实践经验，这曾被广泛使用，他们称为“高兴的乘车人”。这些罪犯被带到乡下，在那儿被“膝盖带帽”——枪击他们的膝盖使其伤残。但当他们打着石膏或拄着拐杖从医院里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偷另一辆车，并且带着愤怒的骄傲全速开过贝尔法斯特。迈克尔·蒙哥马利说：“对我们最难对付的孩子来说，惩罚是没用的。”
大多数从监狱里出来的孩子，都说他们再也不犯罪了，因为他们不想再被监禁。但如果“不被抓”是他们唯一的动力，那么它很少起作用。问题孩子必须有更深刻的理由来回答“是”，而不仅仅因为“怕被抓”。简单地试着消除生活中的罪恶，如果不用好的事物来代替，只会让人感到空虚。没有人能持续空虚很长时间。不幸的是，我们许多“与犯罪斗争”的策略最多只能保证空虚。我们也必须想想，我们最希望用惩罚来达到什么目的。仅仅只是满足我们报复的需要？还是想使罪犯产生积极的变化？
不要给孩子留下任何伤疤
丹尼从一个少管所里被放了出来，然后被安置到“前进部”的一个康复之家。在几个星期内，集体中的一个女孩对他产生了兴趣，虽然她的动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她想利用丹尼让她的男朋友嫉妒。她说要和丹尼谈谈，让他在一个朋友的屋里和她会面。他们最后有了性行为，然后丹尼就立刻离开了。
那天晚上后来发生的事成为了丹尼的噩梦。那个女孩打电话给她男朋友告诉了他发生的事。但他并没有试图让她回来，而是说再也不想见她了。她开始喝大量的酒，直到必须被送往医院。在检查时，他们发现她做过爱。由于感到难以启齿，不想告诉她母亲真相，她说自己被强奸了。
丹尼第二天就被逮捕了。进一步调查中，每个证人都证实是那个女孩勾引了丹尼，要他与她发生性行为。这回至少清楚了发生性行为是双方都同意的事。所有的指控都将被撤回，或者我们是这么想的。
侦探指出，因为丹尼16岁，那个女孩只有15岁，她在法律上不能同意性交。因此，丹尼仍将被控告法律上的强奸。让事情更复杂的是，在新的州法律中，任何类型的性侵犯需要自动地按成人判决。
因此，丹尼又被监禁了，失去了他的工作和上学的希望。这个案子继续了一年多，最后，丹尼被判法律上的强奸罪，但留在了少年法庭。法官们讨论说，一旦他到了18岁，这个案子将被写入他少年记录的一部分。
没有人争论丹尼做错了事的事实，他学会了痛苦的一课。但有谁能预见到这个16岁一时的错误行为会继续缠绕他到40多岁呢？
丹尼家乡的那个州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要求每个有任何性侵犯行为的人必须公开地注册为“性侵犯者”，并长达二十年。丹尼已经成为了一个模范公民。他以最优异的成绩从一个自由艺术大学毕业，现在即将从研究生院毕业。
不论丹尼进入什么行业，他都必须面临背景检查。因为他所在州对性侵犯者记录不区分不同的程度，他大有可能被拒绝雇佣。而且因此，丹尼像其他数千个与他类似的孩子们一样，是现代社会的“麻风病人”——他们被社会抛弃。虽然这些人可能感到了懊悔，理顺了他们的生活，但他们的苦行不会结束。
纠正我们对犯错孩子的5种谬论
今天，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了解防止和治疗孩子犯罪这门科学。然而，我们却转过身，没有面对我们大多数的问题孩子。大量孩子正在被成年人的法庭审判，被关进成年人的监狱。这种惩罚抹杀了成年罪犯和孩子罪犯不同需要的区别。剥夺了孩子们应该受到的保护。因为大多数公民非常担心所有的孩子，所以这样的破坏性行为只有在公众的忽视和被误导很普遍时，才能保持。几种常见的谬论证实一些人的努力，试图退回到把孩子当做成年罪犯一样处理的时代。
谬论1：少年法庭不是为今天严重的少年犯们设计的一些人争论说，今天的孩子需要成人法庭，因为他们暴烈的品性，而不久前的那些孩子只是孩子气地恶作剧，像偷汽车的轮毂盖等。一项被普遍引用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几代人里，最严重的校园问题是到处乱吐口香糖，但现在的教师们更经常面对的是攻击和强奸的问题。
事实上，社会学家迈克尔·马累的一项谨慎的研究确认，即使那项“研究”的发现被广泛应用，可这样的研究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错误信息没有被质疑，可能是因为每一代的大人都倾向于使他们自己年轻时的轻率最小化，而放大更年轻一代的缺点。
然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暴力孩子，虽然这一直占很小的一部分。当少年法庭在1899年成立时，暴力孩子也随处可见了。简·亚当斯把那个时代的芝加哥描述成一个危险的地方，孩子们用枪支互相杀害的事情几乎天天发生。
她记录了帮派火并、教室内的反抗、吸毒成瘾和普遍的犯罪，甚至在女孩中也这样。那时的孩子犯罪和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肤色。早期几代的问题孩子主要是欧洲新移民的孩子。亚当斯小姐动员芝加哥的杰出妇女们创立了少年法庭，以使这些新的年轻公民也能认识到美国的梦想。
带着同情审判是现代少年法庭的使命。几乎所有的少年法庭都起源于1899年在芝加哥创立的第一个少年法庭。然而，在批评少年法庭的人中，很少有人曾读过下面的文件。
少年法庭的目的
库克县，伊利诺斯州1899
1.保证每个到此的未成年人受到比在他们自己家里更好的关心和指导，为未成年人的道德、感情、精神和身体的幸福以及他们的最大利益服务。
2.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保持和加强与未成年人家庭的联络，只有当如果不解除父母对他的监护，他的幸福、安全或公众的保护就无法得到充分的维护时，才可解除父母对他的监护。
3.当未成年人被解除父母的监护时，尽量保证他能得到相当于父母应给予的监护、关心和训导。
少年法庭最初的宗旨在今天看来是恰当的，因为它体现了民主原则的关键：政府干涉最小，家庭第一位，安置在限制最小的替代的机构里，社区要为所有的孩子负责。这个文件与基本宪法和其他伟大的人权报告书享有同等的地位。它的原则被全世界的民主团体所采用，成为国际法律确保儿童受保护的一部分。当这个宗旨被抛弃，我们就从把所有孩子当成自己孩子的这个原则向后退步了。我们为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会在以下哪些问题的原则上让步呢？
只有我的孩子需要积极的道德、身体和精神上的引导吗？
如果解除监护没有绝对的必要，我会允许政府解除我养育自己孩子的责任吗？
如果我的孩子被带走了，政府能保证他们受到的照顾和训导不比一个好父母所能做得差吗？
谬论2：孩子犯罪率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高
孩子犯罪率有一个循环，沿着家庭和社区混乱的轨迹，这些混乱一般是由失业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引起的。19世纪末的特点是城市贫困，移民中的种族动荡，孩子犯罪率，吸毒和自杀率的猛增。新近创立的少年法庭，青少年指导诊所，国家休养计划和支持青少年发展的家庭及时的为降低犯罪率做出了贡献。
孩子犯罪再一次激化是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导致的失业和社会变革。犯罪率在1935年时达到顶峰，当时有数百万制造麻烦的孩子在城市里或铁轨上游荡。许多人把他们称为“迷惘的一代”。然而，公民们再一次做出回应，向青少年发展基础设施上的大规模投入。拉里·布兰朵的父亲在一具名为“百万男孩军队”计划中被拯救，这个计划是由一个叫“民间保护团”的组织发起的。这个大投入得到了回报，因为这些迷惘的一代将在二战中，为了民主而拯救世界。汤姆·布鲁克沃在他1998年的《最伟大的一代》一书中称赞他们为“最伟大的一代”。
高水平的犯罪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又回来了。工厂的关闭使许多没有技术的城市成年人成为信息社会的受害者，并进一步破坏了家庭的稳定性。没有父亲的新一代非裔美国儿童被违禁药品工厂的老板招募和组织了起来。制造可卡因可不是奴隶或穷人应该做的事，这使许多非裔的美国母亲和其他人抛弃了自己的孩子。结果，城市孩子犯罪猛增，然而在稳定的家庭和社团中，这样的问题就不太显著。
国家对此是如何反应的呢？青少年犯罪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被看做一个“下层社会”的问题，这是对非裔的美国儿童的说法。白人对黑人犯罪的害怕被政治所利用，自由党和民主党竞相用像“犯成人的罪，将会按成人受罚”的口号来相互攻击。对这个等式来说，是追求利益的教养公司。正当犯罪率下降时，这个贪得无厌的“政府——企业教养综合体”还是吞没了学校和青少年发展所需要的数十亿的税款。
谬论3：做什么都无法重塑孩子犯罪者
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罗伯特·马丁森写的一篇文章留下了有害的观点：孩子犯罪者不可能被重塑。这个没有事实依据的虚构像野火一样扩散，即使后来的研究揭穿了这个说法，马丁森自己也宣称了他理解错误。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即使是犯下严重罪行的少年犯们也能变好。以我们了解的预防科学为基础，我们需要一个针对孩子犯罪所采用的三种方法：预防，早期干预，恢复社会联结。
预防：最需要优先考虑的是确保所有的孩子在一个持久、安全和爱护的环境里被抚育。他们需要感到自己属于很多地方：家、学校、积极的同龄人集体和邻居。学校必须帮助孩子们发展自律，以使他们即使在发生冲突时也能负责地行事。教堂需要提供给所有的孩子们——尤其是那些来自混乱背景的孩子们——一个冲突海洋中的和平岛屿和在面对关心他们的成人时的一个关于希望的反省。
早期干预：危险的孩子早在幼儿园里就能被看出来了，他们的父母应受到家长教育和支持。被忽视和虐待的孩子们必须和拥有稳定成员的社区和教堂建立起支持的关系。数百万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坐牢或面对其他危险而被污辱。暴力者保护研究表明，所有中学暴力者中如果没受到干预的话，有一半会在24岁左右有成年人重罪纪录。社会必须特别关注、指导那些贫穷人的孩子和有色人种的孩子，因为这些学生极其需要教育提供给他们的机会。
恢复社会联结：对于大多数被毁的青少年，唯一真正的选择是被拯救或被抛弃。让我们最担心的是，那些游荡在街头或被关在少年监狱里的愤怒的孩子们。有许多为他们而设立的计划，但所有的计划都需要具有关爱心的成年人的参与，以及对行为和价值观的关注。研究表明，即使是最难缠的孩子，许多也能被拯救。在研究被关押少年犯长达十年之后，密歇根大学的马丁·古德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减少他们心理上和社会中的孤立，邀请他们回到我们中间，成为社会中一个负责的成员。
谬论4：《圣经》中要求“以牙还牙”
许多人引用《圣经》中的法则，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作为“对罪犯采取强硬态度”根源，他们辩论说上帝就是这样做的。不幸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命令实际上是对仁慈的召唤，它要求使惩罚适合所犯的罪行。那时的人们无情地将偷东西的人用石头砸死。一些人认为如果自己的一个人被冒犯，那么杀死整个家庭或家族的人来作为惩罚是公平的。所以法律的目的不是增加刑罚，而是限制刑罚，使其适合侵犯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