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生的思想
一个喜欢思想的女孩向我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思想这东西，好还是不好？我想了想，说：没有思想的思想是好的，就像还没有做成饭的谷子；有无限丰富的思想的思想，也是好的，就像煮熟了的白米饭。怕就怕半生不熟的思想，像夹生饭一样。
有一种思想来自血肉，是生命感悟之流露，它不是纯粹的理性形态，理性的形态中渗透着感性。它又不是纯粹的感性形态，感性的形态中贯穿着理性。这是一种灵性生动的思想，发自我们的内心，有人称之为“思想的原生态”。
有一种思想来自口袋。它神圣而且威严，被一些“理论家”装进口袋里，随时复制，贩卖给别人。真正悲哀的还不是这些贩卖思想的“理论家”，而是那些人从理论贩子那里贩得一些夹生的思想并揣进自己口袋里的人。
夹生的思想，常常能蛊惑乃至威慑活生生的生命。
事实上，许多有灵性的作家自从用夹生的思想武装自己后，思想便开始萎缩。
臀如，有一种思想行市十分看好，即：先锋文学拒绝意义。于是，许多优秀的作家为了追求先锋而刻意地经营无意义的文本。
“先锋”竟然可以追求？
我坚信“先锋”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精神状态，是一种超越的境界，是一种灵肉与宇宙自然无限同构的生命意识。而这种状态，这种境界，这种意识是决然追求不到的。如同佛教的至高境界是追求不得的一样。你追求它，它就会离你远去。你不去追求它，你就永远体验不到它的光辉。而伟大的作家正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取得建构与解构的瞬间统一。如同布袋和尚的演示的真理就在拿起与放下之中。
我坚信优秀的“先锋”作品，必然会传达着一种伟大的意义。
传统作品显而易见的意义建构，只是一些碎片的意义或意义的碎片而已。譬如，将花朵从枝叶上生硬地摘下来，插进花瓶里，你说它还是花吗？传统意识已习惯于将摘下来的花朵仍然称其为花——这就是碎片的意义。事实上，离开了枝叶、土地乃至生存空间的花朵已不再是花，充其量只能说是花的尸体。然而，传统作家已习惯于在这种碎片的意义中中颠蹶，他们陶醉在理性的破坏性的建构之中。而先锋作家对碎片意义的逆反，使他们走上拒绝意义的解构之途。这种逆反心态，就好像吃惯了发霉的面包，从而拒绝所有的粮食。
在解构的惊险道路上，一些优秀的作家渐渐地明白，他们叛逆的并不是伟大的整体的无限的意义，而是长期以来以真理自居的碎片的意义。这时候，他们开始在解构之中建构，在建构之中解构。而另外一些平庸的作家则在一味地消解意义的同时走向无聊。
思想并不等于真理。思想只是生命状态的理性表征。
有一种思想使人趋近真理，有一种思想却使人离真理愈来愈远。
上帝崇拜与寻常人生
有些作家好为人师。似乎只要有了使命感和责任心就俨然无所不能或无所不知了。作家也就问心无愧地当上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心安理得地“传道”与“解惑”了。
作家果真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乎？
果真如此，作家也就是“上帝”抑或“神”了。究其实，作家“好为人师”的心态不过是上帝崇拜的潜意识表现罢了，
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姓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回归伊甸园和上帝崇拜这两个情结从此根植于人类生命的潜意识之中，而上帝崇拜又演绎出人生许许多多的神圣冲动。教化文学不过是这种神圣冲动的产品之一。
上个世纪末，尼采首次发出歇斯底里的呐喊：“上帝死了！”这无疑是先锋文学乃至一切后现代艺术的理性曙光。上帝死了，人们无须再匍伏在上帝的足下。个性意识的觉醒伴随着上帝姿态的撇弃。这无疑为先锋文学的产生在哲学上奠定了基础。
传统作家把自己当神，而先锋作家则把自己当人，甚至把神也当人。
人本来就是人。人之所以要“装神”，是因为人太渺小了——笔者在自己的一本诗集里写道。
传统作家的“教主”意识，只是意味着作家清楚地看到了自我抑或人类的无知、无能和渺小。因此，他在潜意识里崇拜着全知全能的上帝（或神），并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打扮成“人间教主”——上帝（或神）的人格化身。他们不辞辛苦地大行敦化与启蒙之道，并陶醉在“装神”的伟大感之中。
先锋作家们很清醒地看到神的虚构性及人的实在性。因此，他们不惜笔墨，调侃一切神圣而伟大的感情，亵渎一切神圣而伟大的艺术，并在调侃和亵渎之中还原人的本来面目。
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作家和寻常人一样，有着寻常人一般的喜怒哀乐，和寻常人一般见识，和寻常人一样活着。他惟一与寻常人不同的地方，就是能更敏锐地发现寻常人生中可供观赏和更富诗意的人事，并用文字表现出来，与寻常人一道分享。
意识到自我的渺小而不自卑，这正是先锋作家的自知之明。对惯于“自欺欺人”的传统作家来说，这无疑是先锋作家其所以为先锋之所在。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讲一个猎人追赶一只狼。狼奔逃不及，慌忙钻进一堆稻草中。狼藏好了自己的头和上身，但忘了自己丑陋的屁股仍露在外面。猎人追上来，对准狼的屁股一刀就结果了它的性命。而人这种高贵的动物，在自欺欺人这方面，其实与那只愚蠢的狼差不多。什么时候人能够垂下自己高贵的头颅，撤去面孔上庄严的神情，反观一下自己肮脏而丑陋的屁股，则人真不愧为人了。
1995年
当下关怀
有些人有一种奇怪的毛病：他脚下的路走不好，但他却不愿看看脚下的路，只是自信看着前方。这个毛病在中国特色的机械现实主义文学那里表现得很充分。中国特包的机械现实主义作家并不关心人的现实，而是关心人的理想。他不表现人的现实状态，而是表现人的理想状态。他的创作与他的初衷完全相反。他只看前方，不看脚下。
后现代主义文学，首次将人的视角从人的理想状态撤回来，回到人的现实状态。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世俗化倾向，其中一个重要的暗示就是现实关怀。现在又有人提出“当下关怀”。我认为这个词用得很好，很准确。文学的使命应该更多地关怀人的现实，关怀生存的“当下”。文学从理想状态回到现实状态，从终极关怀回到现实关怀或当下关怀，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文学上的表现。
机械现实主义文学打着“现实”的旗号却漠视人的现实，从而将人的存在问题推向一个痛苦的处境。在机械现实主义文学那里，人们读到的只能是人性深层的分裂。理想与现实、伟大与渺小、灵魂与肉体……永远对立，永难统一。创作与阅读也由此演绎为教化与被教化，启蒙与被启蒙，如同开会式的台上与台下的分别一样。这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悲剧的处境。而悲剧的起源乃是根植于人类意识深层的自柏拉图以来影响整个世界文明的二元论信仰。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世俗情境从根本上消解了差不多贯穿整个人类文明的二元论信仰。它不耽于过去的宿命，也不陷于未来的终极，它只是沉醉在生命的“当下”，沉浸在人类现实的此时此刻之中。作家在创作时，不作教主状，他不想教化别人；他不作领导状，他不想指导别人；他甚至不作智者状，他不屑于揭示什么。他只是一味地看着“当下”，表现此刻。
后现代主义对二元论信仰的消解，其基本动因不过是要弄清人类存在的真实状态。而当它走近人的真实存在时，它完全不顾二元论信仰造成的语言壁垒，它践踏一切习惯思维造成的文明垃圾，它不分别美与丑、善与恶、高尚与卑鄙，光明与黑暗……总之，它不作一切二元分别，它只需要寻找人类存在的“当下”的真实。
对于一个从来不知道自我真实面目的民族来说，她是多么需要认真地看一看自我当下存在的真实。对于一个不知道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却自信地凝视前方的人来说，他难道不需要有人大喝一声：当心摔倒！
“开会情结”与世俗心态
中国人喜欢开会，并有一种很深刻的“开会情结”。大凡开会，都得设个主席台。个别领导或少数精英分子坐在主席台上，大多数人则坐在主席台下。这是开会的一贯体制，鲜有创新者。既然是开会，得有人发言。于是个别领导或少数精英分子在台上头头是道地讲话，大多数群众坐在台下洗耳恭听。这是开会的一贯格式，鲜有妄为者。而那些进入“个别”和“少数”行列的领导或精英分子，一上台说话就作正经状，空话依然，大话必然，而且还要趁机让思想闪一闪光。总之摆的不是平常的模样，讲的不是平常的话语。这是开会的一贯风格，鲜有超越者。
这种开会的体制、格式和风格，渗透到作家的头脑里，于是就有了“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学。像这种“开会情结”浸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其特色也就跟开会一样，作家们高高地坐在“主席台”上，他们是“领导者”或“精英分子”；而读者们不过是被教导者、被启发者。作家们写作必须“拔高”，必须“闪光”，必须“典型化”，总之必须不同寻常。作家们好像时时惦记着自己是在“开会”，决不能跟读者一般见识。
兴起于80年代中晚期的中国先锋文学，第一次走出“开会情结”。先锋作家们不是端坐在“主席台”上，而是随随便便地描写吐俗情趣，表现世俗欲望。不作高尚之举，亦不遮掩自己委琐、卑鄙、阴暗甚至下流的一面。总之，先锋派作家和平常人一样，一副平平常常的世俗心态。
但如果说先锋作家们是在追求一种世俗的人生态度，那又错了。他们不是在追求什么，因此，也不需要表现什么。他们是很随便地表达自己的真实心态和个人感觉。由于他们敢于自由地表达，因此他们的精神在世俗欲望的随意宣泄中反而显得很健康，不致于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患台上台下式的双重人格乃至精神分裂症。如果说先锋作家有所谓追求的话，那就是追求自由。世俗比的现象后面掩盖着作家渴望自由的强烈冲动，暗示着人类克服理性的二元对立回归统一的生命激情。
在现实主义文学那里，存在着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鄙、光明与黑暗、伟大与渺小乃至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二元对立。而这一切对立，不过是人类灵魂与肉体二元对立的衍生。这一切对立，在先锋文学的世俗化情境中得以彻底的消解。
先锋文学的世俗化倾向，就如同“散会”一样。主持人一宣布散会，无论台上的人或台下的人，都从一种理性的秩序中挣脱出来，沿着来时的路，走回自己的家。
1995年
人生欲望的两个方面
一个流浪汉，梦想有一座楼房。他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部落，并开始了艰难的造楼计划。他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微笑：他认真地微笑、努力地微笑、吃力地微笑，最后他终于获得部落所有人的认同，获得了土地，并按部落的习惯样式砌好了自己的楼房，俨然部落中的一员了。
流浪汉住在自己砌好的楼房里，脸上的微笑却从此消失了。他想：自己的楼房都砌好了，为什么还要去认真地努力地吃力地微笑呢？这时候他又怀念起曾经流浪的美好时光，认为自己活得如此艰辛，完全是因为这栋楼房。为了砌楼房不得不违心地逢迎他人，砌好了楼房又失去了自由。于是他发誓不再微笑，并用冷漠而且怀疑的目光对待周围所有的人。最后，他亲自一砖一瓦地拆掉自己的楼房，离群而去，重新过上流浪的生活，并陶醉在自由自在的快感之中。
流浪汉的两种对立的欲望，或欲望的两个对立的方面，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时下流行的建构与解构。建构的文学如同流浪汉的造搂计划一样，它必须与时代的审美倾向认同，还必须与久远的文化传统认同。他的建构过程与其说是一种自我创造，毋宁说是一种自我消解。作家将自我消解到文化积淀和大众趣味之中，因此，建构的文学因为建构而消解。
相反，解构的文学正如流浪汉的弃楼而去一样，它的愿望在于背叛。它要背叛现时代流行的审美倾向，要背叛久远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它反对认同，一味标新立异。它的解构过程与其说是一种破坏，毋宁说是一种确立。作家在践踏流行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同时，确立自我的位置。因此，解构的文学因为解构而确立。
建构与解构，在本质上并没有先锋与后进之别，它们不过是人生欲望的两个方面在文学上的深层表现。而从其结果而言，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反面。
任何一种冲动都必然地走向反面。
冲动愈强烈，就愈是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反面。
文学如此。人生如此。
宇宙如此，如此而已矣！
1995年
文学的生命原始精神
——兼论“类神话”境界
人的理性总是主宰着自我作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而当人类的理性超越出一个极限时，人们惊惶地看到理性原来是这样脆弱。伟大的理性只是推导着非理性。理性的强大使人深信自我已远远地离开混沌时代的生命原始精神。然而这强大的理性，在原始的精神面前是那样不堪一击。如同康德将德国古典主义理性哲学推向一个极致的同时，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正在他的理性里寻找非理性的理论根据，于是康德成了这样不伦不类的人物，一方面代表着人类理性之煌煌，一方面代表着人类非理性之泱泱。这情形有点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一方面，亚氏是古希腊自然科学之集大成者，另一方面，近代的基督教神学在他的哲学里寻找上帝的论据。在当代的科学殿堂里，我们也遇到同样的惶惑，一方面科学的精神深入到亚原子世界，一方面走不出古东方的神秘主义象征。类似的惶惑也体现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坛里。
经过反思之阵痛，之忧愤，之激昂，人的理性一步步走向成熟，首先作家是将自己放置在社会背景中看自己。人们看到疯狂的社会背景中扭曲了的自我。作家的理性体现在激愤的社会忧患中。作家们不辞劳苦地抨击社会弊端，歌颂新社会的美好。理性的进一步成熟，是作家扬弃了社会的小背景，而从文化的大背景中看自己。人们开始意识到，人不仅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更是文化的人，历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