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文坛上掀起了一股热烈的寻根运动。作家们用他们卓越的智慧创造出“文化小说”。这空前苍凉的“寻根”与空前澄澈的回归，一方面体现出理性的成熟，一方面面临着理性的惶惑。当“寻根”接近尾声的时候，一部分作家完全抛弃了理性而进入空前混沌的神话式天地，另一部分作家则堕落到兜售或欣赏民族风情与民族精神之“痔疮”的地步。而这两者都同时体现出理性的惶惑与脆弱。在“寻根”的热潮里，我们的心灵处在这样一个阵痛后的宁静时期，经过漫长的痛苦的反思，理性精神愈来愈强大，而强大的极限是混沌的复归，于是我们恍恍惚惚，自觉不自觉地走进这样一个境界：举起理性的大旗走进非理性的混沌——这样一个古老寓言的怪圈。寻根的作家们，正是扮演着这样一个双重角色，如同康德那样。在现代理性的废墟面前，人类的生命原始精神潮水般蔓延。这必然的结果，是完成文学观念从社会意识到文化意识的裂变，又推动文化意识到生命意识的升迁。这无比伟大的壮举，正是体现在那一场默默的、深沉的、美丽而忧伤的寻根运动中。
在理性崩溃的一瞬间，作家几乎是不自觉地、下意识地坠入到生命的原始状态，人一下子由现代机器文明的人，回归到人类开天辟地时的混沌状态。理性被扬弃了。作家对于理性的形而上求索，终于走到了它的极限。而人类痛苦的灵魂，只是哀哀的沉浸于一片空茫的混沌，并在生命原始精神中生命一体的情感里，得到灵魂的抚慰。生命的个体恍惚一下子回到婴孩时期，而这一群痛苦的灵魂恍惚一下子回到了人类的童年。作家们沉浸在一个情感的海洋里，情感的海水淹灭一切。作家们陶醉在情感的天空下，情感的阳光普照一切。在人类理性上升时期，那些被理性挤压而湮灭在人类潜意识的黑海中的非理性因素，悄悄地复活，并舒展开翅膀，以神话式的柔情与母性的光辉，抚慰着追求理性的痛苦灵魂。在这里，那根植于生命本体中的伟大激情——“情感统一性”，正以它无比丰富的渗透性和广袤的涵盖力，重新步上生命的舞台，并囊括一切，无所不在。人们不会意识到，当人的灵魂穷究形而上的“是什么”时，这悲壮的“反思”必然会陷入什么也不是的深渊。这十年内，人们反思首先意识到人是社会的人。进一步反思，意识到人是文化的人。最后人们大彻大悟了，人是神性与兽性的混合，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是历史与现实的混合，是文化与社会的混合。人必然要走向理性，又必然要背叛理性。但人从理性走到非理性，并不是人的归宿，而是在分裂的基础上理性与非理性的高度融汇。人太相信自己的理性了，理性一开始就与人的尊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的理性对应于其他动物，于是产生人的尊严；成年人的理性对应于儿童时，产生长者的尊严；男人的理性对应于女人时，产生丈夫的尊严。人们乐于陶醉在这种理性的虚构里。人们认为理性是最坚强的武器，是生命中强大的支柱。然而，理性崩溃时，生命只好祈求情感的安抚。理性曾经是那样蔑视情感，而情感又总是那样无私地滋润着理性的创伤。这一切，都体现在文学的类神话境界里。
这是一个怎样的天地呵。它是神话，又不是神话。神话并没有经过理性的反思历程，神话是人类启蒙时代的语言符号模式。而类神话却是人类经过混沌时期，理性时期，又回归混沌的文化产物。它经历了痛苦的理性反思。它不是神话的简单复现，而是在思维发展螺旋线上的某一区间的形象重叠。神话是非自觉的。而类神话却是经过自觉的，是自觉的扬弃与回归。神话是自在的，并没有自我的意识。而类神话是自为的，它具有自我意识，神话与类神话的区别，如同儿童的天然的童心，与老年自觉后的童心一样。类神话具有神话的一切外部特征与内在本质，是文学历史上不断超越的必然环节。文学亦如其现象一样，总是艰难地从自我出发，走向自我的反面，然后又回归自我又走向自我的反面，然后再一次回归自我。如此循环往复，不断超越构成了文学生命的生生不息。这是一个蕴含巨大痛苦的超越过程。每一次否定自我，都以痛苦为代价，而每一次回归，都不是机械的回归。而80年代中期在神州大地上出现的返祖式的“类神话”现象，正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螺线上的偶然环节。又是文学无数偶然现象中的必然趋势。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学范式，是一个充满巨大创造力的开放结构的现代神活。
首先，类神话是文学从反思的社会文学，到寻根的历史文学的必然发展趋势。文学的“寻根”运动在这中间起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反思”运动虽然使文学从虚假的颂神中解放出来，使文学回到人的文学。然而，由于“反思”是把人当作“社会——现实的人”从而把人生的悲剧简单地归结为政治的乃至政策的悲剧，又把人的理想寄托在社会或现实的改革上。“反思”运动对生命理解的肤浅，导致反思文学的成就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内容上，是千篇一律地将人的悲喜剧填入到“标准的政治年表”中；在形式上，也是一个千篇一律地构筑着“悲喜剧浪漫故事”，而所谓“故事化到性格化”的转化，虽然稍稍地接近了生命的外在形态，然而仍是一个蜻蜒点水式的表层探索。在主题上，人的全部内涵都在一个政治的或政策的怪圈中颠簸。而“寻根”运动可以说是对“反思”运动的一个巨大超越，标志着作家理性的成熟。在这里，人被理解为“文化——历史的人”。甚至有人说人就是“文化的动物”。它是反思的深入和提高。在寻根中，人们意识到，人不仅是“现实的人”，而更是“文化的、历史的人”。于是人第一次纳入到更加恢宏的背景下来加以思考。如同卡西尔的“符号哲学”一样，人们相信人是创造文比的动物，人可以从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中观照自我，于是，作家们纷纷放弃眼前的功利和现实，平心静气地翻阅自己的家谱，家族的家谱，乃至民族的家谱。作家们努力在文化的长河中发掘自我，发现自我，观照自我。作家们对人的理性思考，达到一个辉煌的成熟时期。这当中虽然也有简单的陈列家谱和机械地数落祖宗遗物之变种，然而还是有许多优秀作家站在文化的高度，将人的命运与历史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正是这些卓越的努力，完成了文学观从现实层面到历史层面的超越。然而，当“寻根”把“反思”的理性推向一个极致的时候，紧跟而来的却是一个理性湮灭的神话式天地。远古的神话思维武装到现代人的头脑上。远古的神话在现代的城市与田野驰骋。在这里，人不仅是现实的人，也不仅是历史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与历史的人的有机的统一。在这里，不是纯粹的现实，也不是单纯的历史，而是现实与历史高度统一的生命。生命正是在现实与历史的交点上才显出本来的光彩。在这里，神话式的非理性思维战胜了科学式的理性思维。文学不再属于哭哭啼啼的现实，也不再属于迷迷糊糊的历史，而是属于这一刻恍恍惚惚的生命。当人的理性立足于社会现实时，人成了面孔清晰而背景模糊的神秘人物。当人的理性立足在文比历史上时，历史不过是一堆经过理性精心炮制的东西。而只有当人的理性回到生命本身，当理性与非理性相互渗透为一片混沌的时候，现实才真正成为人的现实，历史才真正为人的历史，人在现实的一瞬间就浓缩了人类亿万斯年的历史，人在历史的每一个瞬间都创造着丰富多采的现实。
人总是要寻求永恒，人之所以不断地苦苦地反思，正是为了寻求生命之永恒。然而人的自我意识总是与死亡意识同时萌生。这隐藏在生命本体中的根本矛盾构成了一切生命苦恼的渊源。而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经过理性与反理性的变迁，最后也寻到一个美妙的寄托：即生与死的融合，如同理性与反理性的融合一样。永恒不在生之一极，也不在死亡之一极，而是在生与死之中保持着动态的平衡。类神话将生命的悲哀与欢乐、沉沦与崛起、孤独与理解、压抑与兴奋、痛苦与幸福、生与死，全部浓缩在一个感觉的海洋里。在类神话里，生命不再是个孤立的个体，而是历史与瞬间的统一；同时又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台，前者表现在作品中是一个“纵横八万里，上下五千年”的恢宏境界，具有无限丰富的意蕴。后者表现在作品中是一个“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混沌天地，具有无比广阔的渗透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类神话体现了生命的本体形态它的一个或隐或现的伟大的主题，就是生命不朽。情感统一统一切，与生命不朽，也正是神话的基本主题。类神话（现代神话）正是在这一伟大的理想上与古老的神话融为一体。这是一个真实的实在，“现实的实在”只不过是那一瞬间的心灵虚构，而“历史的实在”只不过是无数代人的理性虚构的堆积。而只有类神话的实在，才是惟一真实的实在，它丝毫不同的科学对象的实在，它作为心理学的存在领域，与物理学的对象站在对立的两极；这是一个非理性的实在，但它并不反对理性，只是在对立的位置上或显性或隐性地衬托着实在；这是一个原逻辑的实在，它象征生生不息的混沌世界，而逻辑的严密的因果网络，只是编织一个虚构的实在。这是一首真正的诗，一首生命的诗——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以前所未有的艺术力量，表达着人与自然交感的故事。正是在人与自然的无限交感中，人们获得生命的理想对于生命之现实的背叛——生命不朽。这是真正的艺术创造，也只有艺术的伟大创造，才能慰藉那些生命意义的形而上追寻中痛苦的灵魂。艺术本来就是安慰人类的灵魂，只不过，类神话的艺术将人的灵魂带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更神秘的境界。如果站在理性的岸边看神话或类神话的海洋，神话便丧失了它本来的意义而被贬为非理性的虚构。然而，当我们回到神话或类神话的海洋，看理性的陆地，理性也就推翻它本来的意义而沦为人类智慧的虚设。神话（类神话）不是虚构——我们必须从神话本身去感悟神话，而不能去作自以为是的理解。人类太相信理性的力量了。可喜的是，有那么多修养有素的文学家们，正步态如秋，从理性的废墟里走出来，走进神话与类神话的天地，观生命之生死，唱生命之永恒。
1988年
人与神的冲突辗转
——新诗十年鸟瞰
新时期初，人们痛苦地寻觅自我。而当人们猛然间发现自我的存在时，又如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后猛然发现自身的裸体一样，羞愧与惶惑油然而生。诗歌于是毅然从一片虚假的颂神声中走出来，自我被愚弄、被践踏、被窒息、被戕害的哀哀之声遍布四野。那“美丽的忧伤”替代了“肤浅的颂扬”，那“冷峻的惶惑”嘲弄了“庄严的神圣”。诗歌第一次告别神，回到人自身。诗人们或愤怒地呐喊，或忧郁地沉吟，寻觅自我，追求自我。可是当诗人们发现“自我”原来是这样一副千疮百孔、鲜血淋漓的“自我”时，诗人的心碎了。于是乎，怀疑生焉，惶惑生焉，悲沉生焉，冷峻生焉。这一切都在一种“花非花，雾非雾”的朦胧语境中得以宣泄。
诗人在寻到自我的同时，诗歌也靠近了诗之本体。这伟大的壮举诗人自己未曾觉察。如果说，诗的本质是对人本体的观照，那么诗的语言应该是模糊的。这样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本体世界，只有模态语言才能与之对应。是诗人有很多隐晦的内心不便直接表达而寻找一种朦胧的语言以掩饰乎？非也！在这一新的诗生命崛起之时，习惯的机械主义者们总是对这一痛苦地分娩出来的诗婴进行猛烈的挞伐。然而朦胧诗仍然活了下来，以它的忧婉、冷峻和悲沉的特质，走上了诗坛。
对神的怀疑，追寻自我的痛苦，扬弃神的亢奋，这群叛逆者走过这一曲折历程，他们意识到生命的存在，并产生一种庄重、崇高的生命意识。然而，这群叛逆者们，仍然没有摆脱宗教热情中的理想主义本质。他们是这样痛苦地歌唱人，歌唱理想。他们歌唱的人是一个广义的形而上的人；他们歌唱的理想是从宗教观念里分娩出来的人道主义理想。他们完成了从神道到人道的分裂与跃进；完成了从混沌到觉醒的启蒙与升迁。他们完成了“自我意识”确立的历史使命。然而，他们也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普泛的人道主义理想，与日益发展的“自我意识”慢慢地拉开了一道沟壑。“形而上的人”撞击在现实的土地上，分裂成无数的“形而下个体”。人道主义的理想中含蕴的宗教一体化信仰面临着彻底瓦解的危机。
在这种危机面前，诗坛分裂出两大阵营，其一是理想的斫丧，人回到人的现实。其二是理想的升华，人回到古老的虚空。
从理想到现实的诗人们，经过痛苦的追求，发现了自我。在一阵短暂的欣喜之后，又陷入“自我的惶惑”，诗人们为之流血奋战而追求的“自我”，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只不过是一个受精神凌辱的肉体，加上一个受肉体奴役的精神。在一阵对肉体本能的平庸的宣扬之后，诗人们惶惑了，“这难道就是我吗？”诗人的整个精神陷入一种极度的矛盾之中。理想破灭了，理想的崇高感也死了。这是诗人面临的第二次悲剧。那种受捉弄的感觉使诗人愤怒而且惶惑地“摇响睾丸，甩动脚片”，从理想国走到现实的土地上。崇高死了，所有的都是滑稽和荒唐。诗人们或“纯客观”地书写荒诞，或在“超感觉”中流泄滑稽，或野兽般“将睾丸摇得叮叮当当的狂响”，或玩世不恭，或扭曲变态。诗人否定一切，甚至否定自我。自我的陌生，自我的失落，自我的分裂，自我的丑陋，自我的沦丧。诗人甚至感到语言的玩弄，于是“莽汉”般走出典雅语言的殿堂，以纯粹的口语，宣泄平凡的个体生命的荒诞意识。
如同“朦胧诗”的崛起朦胧诗语言遭到许多人的攻击一样，“后现代”的崛起口语化语言也遭到类似的讥嘲。与其说诗人陷入了“世俗化”的狂潮，毋宁说诗人离开了神走到人自身。然而诗人发现了自我，却感到本体是那样遥远。自栽是理想性的范畴，而本体却是感性的范畴，自我觉醒导致自我与本体的分裂。诗人们首先在语言里挣扎，却终于发现所有的语言在本体面前都是灰色的。这应验了老子的一句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于是诗人索性走出传统诗美学优雅的圈套，在一种本能的驱使下，任生命之态横溢。诗的口语化对传统的反动，只是意味着自我觉醒的诗人们在无能为力之际意识到了神的隐约存在。
这一派诗人强化了“朦胧诗”以来的自我意识，使自我意识从“形而上的人”，走到现实中的个体。诗人们努力宣泄着内心的痛苦与压抑，浸透着平静的苦涩与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