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19岁的聂耳是个活泼、天真的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
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14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华。“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没有闲下来。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有。整整7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最后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伏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仁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
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4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形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