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张鸿勋先生的文章，敦煌研究院收藏的《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仅存上卷（编号第366）。《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实际是截取初唐三藏法师义净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27之《第六门第四子摄颂之余明大药事》而成，因而既不见于唐前梁僧《出三藏记集》等，又不见于唐代《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更不见于元初庆吉祥等撰《至元法宝勘同目录》，现行各经藏也都未见收录，仅保存于敦煌遗书之中。该残卷存两个故事，其中第一个就是奸夫盗银故事。
为了和中日两国后来的同类故事相对照，现将原文按照情景发展分为三个部分，标点断句大致依据张鸿勋上述论文，有数处改动。括号内的注释也是我加的。
一、携款远归，埋钱户外
时有婆罗门早闲书论，为娶妻故多用财贿。
未久之间，作如是念“：我为娶妻，多有所费，令我宅内财物空虚，独守贫居，
岂能存济？”遂向他处，自炫己技，求觅珍财，得五百金钱持以还舍。
既至村侧，作如是念：“我妇年少，颜容美丽，与之离别，已历多时，室无男子，任情所作，宁知彼意可委信不？我此金钱，不宜持入。”于曛黄（黄昏。曛，音曛，日没时的余光）后，遂往空林多根树下，穿地埋举，便之故宅。
二、枕边泄密，奸夫盗银
其妻先与外人私通，名曰善听。于此夜中，咸设芳馔（音zhuan，饮食，吃喝），食已同居。时婆罗门既至宅所，扣门而唤。
妻遥问曰：“奴是何人？”
答曰：“我是某甲。”
妇闻其名，遂藏善听于卧房下（按后面文义，房下疑当作床下），即去开门；诈现喜色，引之令入。共至房中，为设余馔，令其饱满。
食已便念：“岂非此妇与外私通，因何夜中有斯美食？”其夫性直，问言：“贤首（本为菩萨名，华经贤首品有贤首菩萨，这里用作爱称），今非好日，复无节会，因何得有此大食耶？”
答曰：“近于梦中有天告我，汝夫欲至，为此我知，作食相待。”
夫曰：“我诚有福，方欲至舍，天遂告知。”
食已同寝，各问安不。妇曰：“君离我去，年月已深。求觅财钱，有所得不？”
答曰：“薄有所得。”
妇遂阴言，意告床下，云：“我善听须知其数。”问曰：“得几许来？”
答曰：“得五百金钱。”
妇曰：“安在何处，而不告我？”
答曰：“且自安稳，明日将来。”
妇曰：“我与君身，事同一体，何须隐避，而不告知。”
彼性愚直，答曰：“安在城外。”
云：“我善听须知处所。”问：“在何处？”
答曰：“在某林中多根树下。”
妇曰：“圣子（本指圣人之子，或圣人，这里用作爱称）行路辛苦，且当安寝。”知其睡已，作如是语：“善听闻者，可速为之。”
即从床出，向多根树下取得金钱，持还本宅。
其婆罗门既至天晓，往藏钱处，唯见空坑，一无所睹。即自拍头椎胸大哭。还向宅中，诸有新（新或为亲之讹）属及余知识共来问曰：“何故忧悲？”
答曰：“我久经求，非常辛苦，得金钱五百，遂于昨日曛黄之后，既绝人行，藏其树下，归舍而宿。今来欲取，被贼将去。”
诸人报曰：“此之委曲，余不能知。汝今可问大药，彼有智略，超绝诸人，汝若归投，钱应还得，自余方便，非我等知。”
三、大药审案家犬识贼
时婆罗门行啼泣泪，至大药所，共相问讯，即从（从疑当作以）前事而告大药。彼便问曰：“仁（呼人的敬称，也作“仁者”）岂向人说耶？”时婆罗门悉皆具告。大药念曰：“其妇必与外人交通，作斯非理。”即便安慰婆罗门曰：“且可忍心；勿生忧恼，所失之物，当为寻求。”问曰：“仁家颇有犬不？”
答曰：“有。”
“今可归舍，报其妇曰：`我先于大自在天（佛教中的守护神之一，音译为摩首，古代叙事诗时代为最高神）像前作如是愿：我若平安得归故第者，当请八婆罗门为设供养，尔延（延请，邀请）其四，我请四人。”`
婆罗门既报妇已，还至大药所，报言已作。大药曰：“八人来时间，可于我舍将一人去，令往门前，诸人入时，令其瞻察，告其人曰：`汝可观彼八婆罗门，何者狗见逆（迎接）面而吠，何者弭（音mi，低垂）耳掉尾向前，见此相时，尔当记忆；可令其妇自行饮食，观于谁处衰（有误，或本为哀）盼言笑。”`
使受教已，即往其家，在门而立。所请八人，次第令入，狗见皆吠，唯于善听弭耳前迎，呕呕作声，掉耳（耳字当作尾字）而喜。是时，使人记识。善听次于食时，其妇行食于善听处，扬眉共笑，有异余人。
使还，以事具告大药。大药闻已，即便弹指：“奇哉！此人果偷他物。”遂令使者唤善听来而责之曰：“岂婆罗门有如是法？他人之物，窃作己财；汝所取者，即应还彼。”
答曰：“敢为重誓，不取他财。”
是时，大药告使者曰：“此是恶人，可禁于狱。随常国法，重加苦楚。”彼闻若语，便大惊怖，白言：“大臣，愿见救护，我当还物。”即取金钱，封元未开，付与大药，便以本物还婆罗门。
彼得欢喜，作如是念：“我年衰老，还得本钱者，并是大药之力，我今宜可重报其恩。”即减半钱持奉大药。大药受已，还却分付告曰：“我务济人，宁求自利。”
于时，国中善名流布，王及诸臣僚庶之类，既闻知已，作如是语：“我等有福，感此胜人，共相保护，不令枉横有侵欺。”
丈夫携款远归，埋钱户外；枕边有耳，奸夫盗银；智者审案，家犬识贼，是这个故事的“故事线”，而奸夫盗银，当众识贼则是这个故事的“核心情节”。
中国和日本的同类故事大体都没有改变这个基本框架。区别最大的仅是最后如何寻找证据揭穿奸夫。
抛开结尾有关佛教济人的说教，这个印度乡村故事的特色显得十分鲜明。故事中判定奸夫作案的依据，仅仅是家犬的亲昵和家妻的表情变化。民间故事里那种不重细节真实而重理想真实的色彩，正突出表现在这样的地方。这个情节有对乡村邻里关系的观察，能显示出大药的机智也就够了，也就不需要再为奸夫盗银寻找更有力的证据。至于那奸夫的下场，虽然大药说：“此是恶人，可禁于狱”，但是后来看到奸夫知罪还钱，恐怕也就不再深究。中国和日本后来由此衍生的断案故事，由乡村传说发展为前近代的都市情案，就需要让情节变得更加复杂和可信，也还必须以本土的家庭伦理观去替换印度古老传说的家庭伦理观。
同时，在中日后来作家改写的故事中，也根据新的内容丢弃了佛经翻译中原有民间文学趣味的某些细节。像那奸夫的名字叫做善听，婆罗门的妻子叫着他的名字，在床头向床下的奸夫暗送窃银的指示，显示的是民间口头文学中双关语语言游戏的趣味。尽管佛经的翻译者在处理这种双关语时可能曾煞费苦心，但这种过于戏剧性的细节，在注重细节真实的以审判断案为中心的小说中，可能会冲断悬念，因而便没有被直接模仿。
这本来是一个乡村的世俗故事，城镇里到处都可以听到相似的传说或流言佛经把它采集进来，将它宗教化，说成是佛菩萨的业绩，大药成为这个乡村奇案的破案英雄。后来的改编者不过是做了还原的工作，即再将它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