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冈政谈》是以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候从1717年到1736年活跃在江户南町的一位长官大冈越前守忠相（1677—1751）为主人公的断案故事，然而其中所写的“大冈公案”却与实在的这个人物的事迹毫无关系。它实际上是吸收了包括《棠荫比事》、中国的公案小说以及《青砥藤纲模棱案》等读本等多方面的材料编写出来的，里面包括数十个大小不同的故事，《越后传吉传》就是其中一个独立的中篇。里面围绕传吉这个人物描写了一系列的事件。奸夫盗银是其中一个。作品分这样几部分来写这个故事。
传吉请假携金子回故乡
传吉路上遇坏人遭难及与骗子同路
得旅店使女相助捉住骗子及传吉逃脱贼难回到故乡
传吉回家丢掉信物及金子被骗走
传吉设酒宴招待村里的人及阿专揭穿骗局
不难看出，故事依然是以携款远归、埋钱户外、枕边泄密、奸夫盗银为主线展开的。传吉就是被盗的农夫，而阿专则是那聪明的客店女子。我们来看传吉是怎样设酒席招待村里人揭穿骗局的。
阿专悄悄对传吉说：“你明天把村里人都叫去，就说出门在外多亏大家照顾，理当表示谢意，准备下酒席招待村里人。到时候我去看，盗贼一定就在那里边。回去别露声色。”传吉大喜，忙跪下致谢，说：“对呀，就该这么办！”阿专又对传吉说：“我今早晨拣了件东西，现在不说，明天一定拿出来给你看。”她细细交代一番，又跟传吉再三约好。夜里亥时一过，传吉回到家里，老婆、婶娘都出来迎接，问道：“你回来了，金子取回来没有？”传吉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说：“阿专不在家，等她回来再说吧。再说晚上路上不太平，明后天再去取不迟。我出门五年，村里人照顾，才成就了大愿，攒下一百五十两金子，我想明天把村里人都叫来招待招待。该准备准备了。”老婆、婶娘也就张罗起来。
第二天一早，就到处去请村里人，巳刻时分，人就陆续都来了，于是上酒上菜，五六十人济济一堂，吃菜喝酒，酒过一寻，传吉偷偷离座出去，阿专就站在墙角，黑色的衣裙，扎着腰带，头巾盖着眼眉。传吉悄悄把她领到屋里，让她透过壁纸察看酒席宴上的人。她说：“这里边没有那个人。”传吉就又叫出老婆和婶娘吩咐道：“五年间村里人照顾咱们，从心里感谢。另外上台凭司父子也处处关照。可是昌次郎却没有来，快快去接他。”昌次郎很快就接来了，一来就在传吉旁边落了座，三杯两盏，吃喝起来。
传吉就跟大伙说：“我到江户，在一个好地方干事，金子也多少攒了些，想起家来，就回来了，为了对大家表示感谢，备了些粗茶淡饭，什么好菜也没有，大家都多多地吃。这个季节也不是捕鱼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鱼好吃。有点蔬菜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就来点儿鲋鱼鳜鱼吧。”主人慷慨，客人们大为高兴，酒过数寻，当场的人都放开嗓门唱起民谣，好不热闹。传吉看到时候了，就说要去解小手，跟婶娘和老婆打了个招呼，就悄悄出去找到阿专，问道：“怎么样？盗贼就在这里边吧？”阿专一听笑了起来，说：“人说作贼的厚脸皮，一点儿不假。那刚才后进来的，从上数第八个坐着的年轻人，长得白白的，穿着一件带花纹的双色棉布衣服，没错就是他，他说他叫弥太八，就是他到过我那儿。”传吉一听大吃一惊，说：“他是地保的儿子昌次郎，要是搞错了可不得了。”阿专说：“绝对没看错，要是那个人抵赖，我就出去对证。另外我还有证据，再说连你到江户攒了一百五十两金子，路上遇到麻烦的事情都知道，不会再有别人。你就到那儿去，把这些事情都抖罗出来，就说金子叫一个叫弥太八的人抢去了，看他怎么着。”两人正在商议，就听有人喊“当家的，当家的”，传吉又回到了坐位上。
从上面的摘译不难看出，《大冈政谈》放慢了的叙述的速度，描述走向细密，虽然仍然是采用说故事的笔法，但人物的言语行为和社会风俗都细细道来，通过传吉的遭遇，也可以看出江户时代那些从乡村到城里打工者的农民的甘苦。
江户时代后期产生的“奸夫盗银”故事，折射出法律制度和社会性爱意识的演变。在一夫多妻，男子夜到女家晨即离的“访妻制”的平安时代，自然没有“不伦”的意识。但到了中世纪武家社会，镰仓的《贞永式目》便有了对通奸者没收领地的规定，到了室町后期甚至私刑处置都得到许可。江户前期身份制度成为维护幕藩体制不可或缺的因素，根据《元禄御法式》，和主人的女儿私通之类的人，要判死罪，也可以根据主人的意愿把他送到远方的岛屿上去。但是，到了江户后期，市人渐渐感到以通奸定死罪的不妥，出现了以相应的罚金来惩罚的制度。《谭海》、《大冈政谈》等都是江户后期的作品，里面让那即淫且盗的奸夫“始乱终合”，正反映了社会婚姻意识的变化。
加藤周一谈到江户时代的等级关系时说：“实际的上下关系在武士社会最为严格，它虽扩大到武士社会以外，但在商人社会中则较为松缓，在农民社会，尤其是在男女关系上则宽松得多。”这恰好说明为什么江户文学中在对男女关系上显现的矛盾，一方面像是极端严厉，一方面又是相当宽容。
上面提到的日本那些奸夫盗银故事，和佛经中的故事相比，虽然“卫星情节”有各种变化，但是丈夫携银远归、藏银户外，而奸夫盗银、借外人智慧当众抓住盗人的“核心情节”始终没有很大改变。或许正是这一连串衍生故事的特点。其中那些变化的部分，恰能折射出作家家庭伦理观念随社会意识变动的轨迹。从古代佛经中的智者断案故事，到前近代市人文学中的审判故事，再到现代的侦探推理小说，我们不仅可以追溯一类母题的历史，而且也可以窥见到一个民族生活的历史。因为这类作品终究只是一座生活的平台，在上面演出什么样的故事，却要看台下观众欣赏什么样的表演。
在上述佛经“奸夫盗银”故事中，找出盗银者虽然是故事最重要的一幕，但是叙述却并非完全围绕它来展开，这和近代以来流行的推理小说很不相同。不过，其中有关部分，却是格外吸引人的地方。日本各种改编之作用心最多的也在这里。现在日本不少推理小说也常采用相似的模式：罪犯是谁，最后揭锅，邀来所有嫌疑者，破案英雄将谎言一一揭穿，水落石出，散场也是收场。
自古以来，读者对于这种审判断案故事中的推理因素的兴趣，可以说是接受近代以来推理小说的心理基础之一。那些关于犯罪时间和过程的推断，有时是既琐碎又沉闷的，日本的读者和听众却能耐着性子去看，不能不说与长期形成的欣赏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关系。
从明治维新以后，受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一百多年来日本涌现出无数侦探推理小说，可谓蔚为大观，甚至可以说这一类作品成为大众文学的支柱。大同小异而又层出不穷，既有名家精品，更多平庸之作。直到今天，只要打开电视，就不难在那一个频道中找到一个发生在旅游胜地的杀人事件。杀人事件就象是一个包袱皮儿，把名胜旅游、物产风俗、历史典故、家庭伦理、社会意识、复仇报恩，以及破解不在犯罪现场的虚言、寻找犯罪证据等推理环节和技术环节，全都包裹在剧情之中，往往是连续杀人，环环相扣，而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有事就吐露着作者对某个社会问题的看法。它们的主人公常常是无意中闯进某个事件的半是旁观者半是嫌疑人的友人的普通人。在这些以现代旅游为背景的推理故事中，客店或者温泉里的女子仍然扮演着活跃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