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有个正仓院，研究日本文化的，没有不知道它的。
所谓正仓，其实就是一座原来属于东大寺的仓库，收藏东大寺的财宝物品。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各地各大寺皆置正仓，围墙为院，就是正仓院，而东大寺的正仓院则是唯一保存至今的一座。它收藏的文物，始于公元756年光明皇后向东大寺献纳的圣武天皇的遗物，而那些遗物当中，不少正是从中国传来的艺术珍品。
奈良中期圣武天皇（公元701—756）笃信佛教，在位时曾在全国建立国分寺与国尼寺，特别是在奈良建立了东大寺，安置大佛。光明皇后（701—760）同样笃信佛教，曾设悲田院和药物院赈济贫民。她几次向卢舍那佛奉献圣武天皇遗物，自然是为了给他祈祷冥福，所谓“寿同法界，福类虚空”之类。
在那些遗物中，很多都鲜明地显示出那个时代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密切关系。遗物中包括药物60种，从动植物类药物到矿物类药物，都是根据唐代新的本草学书《新修本草》搜集来的，其中大部分是从唐或者通过新罗的转口贸易购买到的。现存的金银花盘，精致而秀美，从制作与上面的铭文“宇字号二号盘一面”来看，可以断定是唐人制造的。明确可以确定为唐制品的，还有精细的银壶等等。根据当时的帐目《献物帐》记载，还有金刚智三藏的袈裟，王羲之、王献之和欧阳询的真迹，可惜今已不存。还有乐器阮咸（简称阮）、投壶用的壶及矢、双六（即双陆，亦称双鹿9等等，都清楚地说明当时奈良宫廷和贵族是怎样醉心于唐人的生活方式。这些东西，带来的当然不只是一种娱乐或者游戏，也带来了一种新的人生情趣，一种新的视野，新的价值观。那阮咸上的隐士博弈图，那投壶上的狮子祥云文样，那凤凰形的冠饰残片，或许都是带着人们发现的惊喜和珍爱来到这个岛国的，或许里面正隐藏着为寻找与识别它们而辗转奔波的人们鲜为人知的故事。
从那些琵琶、筝、箫、笙、横笛里，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遥远的丝绸之路的旋律。吉田精一的《世界中的日本文学》一书曾经谈到，在正仓院文物中，有亚西利亚的箜篌、东罗马的雕花玻璃、萨桑王朝（226—650）波斯的漆胡瓶、印度的五色龙齿等等。里面的一幅屏风画——树下美人图，其构思表现出波斯，印度以及中亚细亚诸国共同的特点。所以吉田精一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正仓院是丝绸之路的一个终点，也是七八世纪全亚洲世界性文化的缩影。只要看一看这幅《树下美人图》和法隆寺壁画的飞天，那时日本的佛教艺术如何追随那来自大漠的风潮，便不难推想了。
日本人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而又保持自身独特的传统，这似乎成为一种通常见解。然而事实上，与其把这种吸收看成是民族生就的天性，不如说是其应对内外文化压力选择进取的结果。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开国与锁国也时有交替，对外吸纳的主张与内敛固守的策略常在交锋。
不过，奈良时代的君臣积极选择了背靠西土改变自身的艰险之路，大唐则充当了转运欧亚大陆文化的驿站。正仓院的那些宝物，或是从唐携回，远涉沧波；或是从新罗购来，辗转诸岛，沾濡着不同民族的汗水，传播着不同文化的丰韵。奈良中期是吸纳进来的中国文化在朝野渐次绽开奇葩的时期。最早的汉诗总集《怀风藻》和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中便都是在此不久编撰的。双六本是流行于古代中国的一种博戏，而《万叶集》中便有咏唱双六的和歌。正是这种国际文化交流的氛围，滋养了大放光彩的奈良文化。
正仓院收藏的文书，则是考查奈良朝律令政治与社会结构最重要的资料。那些书法作品，则不光反映了王羲之和欧阳询书法跨洋过海的影响，而且还将一些极其重要的文献保留至今。光明皇后抄写的《头陀寺碑文》并《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乐毅论》，固然在日本书法史上值得一书，而圣武天皇书写的一般称为《圣武天皇宸翰杂集》（简称为《杂集》）的145首诗文，尤其是珍品中的珍品。
《杂集》抄写的中国诗文，大多属于佛教文学，且在我国多散逸不存。其中的《周赵王（北周宇文昭）集》、隋大业主（即隋炀帝）诗等，多为唐前人作。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里面的《镜中释灵实集》。
《镜中释灵实集》存文30篇，是释灵实的别集，均作于越州。纪年文字有开元5年为越州都督桓臣范作《为桓都督祭禹庙文》，释灵实似为当时绍兴一带释教文章名手。可惜除《杂集》抄录的之外，他的作品今皆不存。公元891年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别集家部里著录《释灵实集十》，总集家部又著录《镜中集中集十》（疑后一中字为衍文），由此看来，《镜中集》与《释灵实集》恐为一书，且为十卷。后来兴福寺僧永超所撰《东域传灯目录》（1094年成书）记载近江梵释寺藏有《镜中集十卷》，署名“释灵实撰”。
杂集中抄出的除了两篇祭文和两篇画赞之外，全都属于佛教文学。特别是其中的愿文和斋文，与敦煌愿文正可对照研究。它们对时代相隔不远的《万叶集》的影响，也是特别值得探讨的题目。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便是释灵实的诗文是怎样传到日本的。据《杂集》文末所载，它是日本天平3年即公元731年抄写完毕的，这距《镜中释灵集》成书不过十数年或者数年。因而有学者推测，很可能是由718年归国的遣唐使直接带回日本的。据正仓院文书分析，当时该书被多次抄写，受到格外重视。
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何以它与敦煌文书有那么多形似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