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遣唐使从中国带回大量书籍的佳话，载于史籍，见于吟咏，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新唐书》就记载遣唐使粟田把赏赐他的东西全都卖掉买了书回国。然而，为什么他们对书籍那么热忱，这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以怎样的心情度过了他们的异国生涯，却似乎是史书少载，诗咏罕唱。特别是那些随船来唐的留学僧，他们在唐过着怎样的日子，回国后有怎样的遭遇，让我们无由想象。
这里我从奈良平安时代的故事笔记中找出几则记述，管窥一下稍后的人们是怎样描写他们的。
12世纪成书的《今昔物语集》记述，玄奘法师听说道昭是奉天皇之命来学唯识法门的，立即将他传入，亲自迎接，让他在自己身边学习，“如瓶水之泻”，把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由此却遭到原来弟子的不满。有人抱怨说：“日本人再有才能，终究是小国的人，比不得中国人。”玄奘法师回答说：“你快到日本僧人住的房间里看看！”三个弟子跑去窥探，道昭正在那里读经，口吐白光。那些弟子见了，无不叹服。
《续日本纪》还记述道昭归国，前去与玄奘告别。玄奘将所持舍利经论咸授道昭，对他说：“我看你能弘扬佛法，现在把这些都交给你使用。”又送给他一个铛子，说：`这是我从西域带回来的，煎药养病，无不神验。“于是道昭拜谢，涕泣而别。极至登州，随员多病，于是道昭拿出铛子，暖水煎药，遍与病徒，当时病就都好了。即解缆乘风而去。船行至海中，竟然飘荡不进七天七夜，同船的人都奇怪，议论说：“风势又快又好，按说应该回到日本了，船不往前，肯定有原因。”仆人说：“一定是龙王想要铛子。”结果道昭将铛子投入海中，登时船便顺风还归日本。
在这个故事中，道昭被描绘铛奉天皇之命远行求学的日本僧侣的杰出代表，由于他的才德超群，因而获得玄奘赠与的经论要籍。海路迢迢，风云不测，遣唐使和留学僧的大陆之行往往就是一次把生命交给海神的长途冒险。尽可能减少行装，当是起码的要求。在风暴来临的时候，为保全生命又不得不将随身一切珍爱的东西都投入大海。东海、黄海和日本海的海面，或许就曾飘浮过留有遣唐僧和留学僧们手泽的书本吧。在狂风恶浪面前，墨写的书无疑是极为脆弱的，为了保护那些不惜重金购得的书籍，在风浪中颠簸的木船中人，要付出怎样的心血和代价，从道昭故事中也不难想象。
遣唐使和留学僧们要携书归国，自然不仅要准备对付海上的惊涛骇浪，而且还有人为的礁石需要提防。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里收载的释智藏传，说日本僧人智藏遣学大唐，当时吴越之间有位硕学，智藏跟他受业。由于他学业颖秀，同伴僧人颇有忌害之心。智藏为保全自己，遂披发佯狂，奔荡道路，密写三藏要义，盛以不筒，着漆密封，负担游行。同伴轻蔑，以为鬼狂，遂不加害于他。等回国以后，同伴登陆，曝晒经书，智藏敞开衣襟对他们说：“我也曝晒经典奥义。”众人都嗤笑他说胡话。临到试业，智藏升座敷演，辞义峻远，论虽蜂起，应对如流，众人没有不佩服的。
开襟曝书，不过是重演《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所载“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的旧话。而智藏故事说智藏携书还要防备同伴出于嫉妒而加害于己，不得不以装疯掩饰，是说那个时候的学问僧要想一心求学并不那么容易，实际上围绕如何吸收唐文化，从朝廷到社会都不是风平浪静的。至于遣唐使和留学僧个人到了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中身心感受到的“文化冲击”，虽然没有留下什么传奇故事，但从后来的文献中也不难找到某些蛛丝马迹。
遣唐使由于多种原因不能回国，长期居留中国，便有人娶妻生子，这种“国际婚姻”不免带来悲欢离合的传奇。《宇治拾遗物语》卷十四收进的鱼养故事说，从前遣唐使里有人在唐时娶妻生子，那孩子还年幼，父亲却要回国。临行时和妻子许诺说：“再有遣唐使来，我让他们给你捎信。”但他一去便杳无音信。母亲就给那个孩子脖子上挂上写着“遣唐使某的儿子”的牌子，跟他说：“如果前世有缘，就会父子重逢。”于是将孩子放进海里。在大海的那一边，那孩子的父亲一日正骑马来到难波（在今大阪南部），忽然见到海面上漂来一个白色的东西，像鸟儿一样浮在水面。原来是一条大鱼驮着一个可爱的小孩。父子相认，传为佳话。
这个大海相助、灵童不死的故事，使人想起《西游记》里三藏法师婴孩时代的我“江流儿”传说。鱼养的故事，很可能与一位活跃于8世纪末到9世纪初的书法家朝野宿祢鱼养有些关系。有传说说他父亲就是遣唐使吉备真备（695—775），还说奈良十轮院就是鱼养创设的，那里现在还有“鱼养冢”。鱼养得鱼神之助只身漂流过海找到父亲的故事，正是遣唐使将当时先进的唐文化传到日本的象征，在鱼养身上，寄寓着那时日本人对大陆文化憧憬的心理。在《今昔物语言集》中还记载着遣唐使小野篁的故事，说他归国后白天上朝夜里则任冥官，一人横跨阴阳两界。在这个幽明感应的故事里，也隐含着对遣唐使传播文化功绩怀有的敬佩的感情。
然而，在憧憬的背后，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某些日本学者所说的“小国大国意识”。具体一点说，这种意识里包括着“小国人”害怕在“大国人”面前被小视的过剩的“文化自卫”心理，以及“小国不让大邦”的抗争挑战情绪。在道昭传说中，道昭是以他口吐的白光，在向小看他的唐人显示他的佛性，证实他的超凡脱俗。遣唐使中止以后，日本贵族社会趋向内敛，这种对唐的复杂心态在有关遣唐使吉备真备的传说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平安时代中后期问世的《江谈抄》，里面描述遣唐使吉备真备到唐后，被安排在鬼魂出没的房间，被迫接受解读《文选》这样艰深的考试，由于受到先来的遣唐使鬼魂的协助，才最后折服高傲的唐人，使得他们再不敢小看小国日本人。而正是那位两度赴唐的吉备真备就曾将《唐礼》和《大衍历经》等典籍携回日本。
遣唐使到唐，首先要碰到的就是语言的障碍。一般说来，如果不是从幼年起，在母语之外再将一种语言烂熟于心，非要几年艰苦努力；而进一步认识另一种文化的深层，则就需要深入其中数年。能够返回日本的遣唐使和留学僧在唐时间有长有短，而他们把大量汉唐典籍携回日本，不仅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进一步延伸，而且通过这些书籍和他们的努力，为日本催生出新的文化。那些从唐带回来的书籍，把新的概念，新的生活态度和交往方式展现在皇室贵族面前。
今天收藏在正仓院里的由遣唐使带去而光明皇后抄写的《杜家立成杂书要略》，本来是隋唐间流传的书信文集。简短的书信，言事中倾注着情感，问候中展示着教养，应对中讲究着礼仪。而在同时代的《万叶集》的汉文书信中，和歌作者们模仿着这些书信的格式和语言，相邀于饮宴，交换着歌吟，互嘘着冷暖。那些和歌唱和的作品，正是中国文人以诗会友，以文会友传统在异域盛开的奇花异草。而在今天的日本，爱读书爱传统文化的风气普遍浓于中国，却又是很多较长时间观察过日本的中国人的共同感受。
正因为如此，遣唐使开辟书籍之路的功绩，才引起今天中日两国学者极大的兴趣。诚然，遣唐使和留学僧留给中日两国的文化财富，远还不只这些。那些由他们带到日本的典籍，在皇室贵族中流传，或为浏览，或为习字，或为写经，辗转传抄，临摹把玩，奉纳于寺院，珍藏于书斋，或成为传世墨宝，或成为书法珍品。那些当时抄写的文献，就有些躲过了南北朝战乱时代的兵火，至今还珍藏在各地寺院博物馆以及个人手中。其中不仅有《古文尚书》、《毛诗》等儒家典籍古本，而且还有《游仙窟》、《冥报记》等文学文献，更有极为珍贵的佛经和佛教文学文献。虽然经过黎庶昌、杨守敬、罗振玉等几代学人努力，已将不少珍品在国内影印出版，但是，今天仍不能说，这些文献已经得到充分研究和利用。甚至有些重要文献，国内还很难读到。
其中，就包括一些与敦煌佛教文献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