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时代的歌人山上忆良（660—733）的身世始终是一个谜。他的汉文水平远远高出当时一般水准，特别是他的作品中佛教影响相当显著，在当时的歌人中独树一帜。史书上不多的记载，说他曾作遣唐使少录入唐，回国后他所做的几百首和歌都收入《万叶集》中。
有趣的是，他有不少作品似乎与敦煌发现的佛教文学有关系。比如他的《贫穷问答歌》，描绘穷人破败的住所，褴褛的衣衫，里正的逼债，妻儿的啼号，无不与王梵志诗《贫穷田舍汉》相近，连末尾的感叹，也和梵志诗中“如此田舍汉，村村一两枚”语义酷似。因此，山口博在他的《万叶集的诞生与大陆文化——从丝绸之路到大和》一书中便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在长安街上，山上忆良出神地倾听着乞食和尚王梵志演唱的《贫穷田舍汉》，在街人的喝彩声中，他的脑海里却涌现出一首和歌的构思，也要写出故乡那些在律令制下饥寒交迫的人们的心声。山上忆良历来有社会派歌人之称，他到底是在哪里听到梵志的歌唱，还是读到梵志的诗集，我们已经无由得知。然而，山上忆良和歌与梵志诗的关联，不能不唤起我们对敦煌与日本古代文化因缘的神往。
在日本，为敦煌学魅力所吸引而投身研究的，有历史学者、宗教学者，还有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但专攻日本文学的人，则首推川口久雄博士。在他去世7年之后，明治书院推出了六卷本的《敦煌来风》，它使我们能够大体把握日本敦煌文学比较研究的现状。
川口久雄1910年出身于金泽市，一生工作也没有离开过金泽，但他的眼光始终注视着国际学术的发展。1961年至1962年间，他承担了《敦煌资料与日本文学》的研究课题，前往英法等国访问研究，朝夕翻阅来自莫高窟的大量资料。作为日本古代文学研究者，他自然而然考虑到它们与日本文学的关系。
他以探讨探讨我国西北边境陆续发现的庶民倡导资料的素材与性质为触媒，感觉到在日本文学的地下存在着一股潜流。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些“爽快的思考的日子”。日本平安时代以后宫为中心的物语文学的繁荣被称为世界文学的一个谜。川口久雄推断，在物语文学繁荣的前夜，作为它形成的基础，一定有不通过语言文字的“绘解”这样一种交流。所谓“绘解”就是说画儿或讲画儿。平安末期以后有人专门给佛画、地狱绘等宗教绘画做说解，有时一边弹奏琵琶一边讲唱。由眼睛得到的视觉形象，由耳朵得到的声音语言形象，两者结合，绘解的演变，可能是中日两国共通的现象。
回国之后，川口久雄相继出版了《西域之虎——平安朝比较文学论集》、《花之宴——日本比较文学论集》、《绘解的世界——敦煌来影》等著述。1983年，由于他的研究业绩，获得了日本政府授与的勋三等日中绶章。川口久雄于1993年去世，新出版的《敦煌来风》收集了他从50年代以来撰写的敦煌文学比较研究的大部分论文。
《敦煌来风》六卷分别是：敦煌与日本文学、敦煌与日本说话、敦煌的佛教故事（上）、敦煌的佛教故事、敦煌风雅与洞窟、敦煌往来的人们。由于作者酷爱绘画，他对于佛画抱有浓厚兴趣，花了很多精力探讨中日两国绘解与绘解者的系统，作为绘解素材的净土变和地狱变的演进，还注意到围绕题画诗的两国艺术交流。他平时喜欢音乐，对音乐的造诣，凝聚在《敦煌风雅与洞窟》等研究成果中。学生时代参加过登山队，管理过谷川岳的小屋，登山经验养成了锲而不舍的研究态度，他的目光还时常离不开山岳。遗憾的是，到晚年他才有机会来到梦萦魂绕的莫高窟。
中国研究者会从川口久雄的著述中看到很多自己感兴趣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变文的部分，他试图解开《李陵变文》、《舜子变》、《唐太宗入冥记》等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读来令人感到敦煌学天高地阔，决不是什么山穷水尽。只是由于本书旨在讲述我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没有把描述这些成果视为任务，所以只有等待机会，将他的著述选译出版。
据说川口久雄研究室里书架上放着的王重民等编著的《敦煌变文集》（上下），被他划得几乎找不到空白处，由于加贴了很多纸条，书变得鼓鼓的。他还开玩笑说，万一出了什么事情，紧急关头，就只抱着这本书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