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学会走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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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蔡万霖是台湾少数不爱在外露面的大富豪之一,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物。坐落在台北市仁爱路4段296号的28层国泰人寿保险公司大厦就是这位世界级富豪的大本营。在顶层1500平方米的空间里,就是蔡万霖的办公室。他有专用电梯,身边时刻有保镖保护。他很少参加社交应酬,不在电视露面,报上的消息也很少。除了工作之外,他的消遣方式就是每周一次的高尔夫球及平时的太极拳。他也是一个十分简朴的人,不抽高级烟,抽的是台湾的“万寿”烟,坐的是台湾裕隆2400CC自产车。不过蔡万霖早期曾担任台湾垒球协会理事长,也一度活跃于政界,当选过台北市议员,只是在十信风暴与成为巨富之后,才变得十分神秘而已。

蔡万霖有他归纳起来不外四点触特的经营策略。

1.扎实经营稳扎稳打,不浮躁,不急进,强调质量并重。蔡万霖接手“国泰人寿”时,公司管理开始出现弊端。面对出现的问题,他及时刹车,首先将以往规定每年50%的增长目标降为30%,并成立售后服务部门,结果业绩大大提高。还有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这种经营特色,他的“三井”公司在闹市中投资兴建楼房时,每一辆从工地开出来的车都必须保持轮子不带泥土,以保持街道的整洁。在他的许多投资施工现场,管理之严谨,都令建筑界诚服。

2.人人都是小富翁。“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是蔡万霖的座右铭。而蔡万霖更形象地制作了一个口号:“人人都是小富翁”,出手奖赏下属,大方之至。1986年他拿出4亿元股票,供科长级以上员工人股,这就等于每位人股者赚100万元。其公司的年终奖金,几乎年年都在相当于6个月以上的工资,经济效益紧紧拽住了员工的心。

3.“一毛钱也不能拿”!此举在于严明纪律,杜绝贪污。蔡万霖在全公司选调精明强干之才到各地检查,凡被查出挪用公款者,一律革职。在“国泰人寿”供职的员工都知道:“跟他做事,一毛钱也不能拿”。他对儿子的管教也以严厉闻名,3个担任国泰关系企业副董事长的儿子,若晚上外出应酬,都不敢回家太迟,因为父亲会“搬张椅子坐在门口等候他”。

4.中高级主管3年轮换。此举在于提高经营效率,防止营私舞弊及拉邦结派。他曾在8年中,更换了3个总经理,为公司创造了充满竞争的氛围。蔡万霖根据自己多年经验,总结了如下的“四大经营”口号:

经营脚踏实地,工作精益求精;

注重商业道德,讲究职业良心;

重视保护权益,负起社会责任;

加强员工福利,兼顾股东利益。

蔡万霖的管理企业之道:精、狠、准。

蔡万霖经营管理企业有精、狠、准三诀,注意人才培养,强调管理纪律。他不但对员工要求非常严格,而且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平时,他坚持到办公室上班,生活素来简朴。他还经常到各公司检查督促工作,但不喜欢应酬和出头露面。从“国泰人寿”初创到现在,一直沿用“黄埔式训练”,即每年将招进的大专毕业生,任储备干部,分配到各地进行培训或做业务监督工作,采用类似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对员工进行正规化的管理。如每天早上八点半,各部的员工都要做早操、喊口号,高唱“国泰之歌”,以振奋员工士气。

蔡万霖的聚财秘诀:“国泰房产,只租不卖”

蔡万霖在经营上非常有“眼光”,当他看准台湾的保险业必有一番大发展时,便毅然决定以“十信”这只“金鸡”跟他的侄子蔡辰州交换“国泰人寿”的股份,并迫使他另一个侄子蔡辰男退出“国泰人寿”的股份,此后使“国泰人寿”的资产和营业额迅速突破2000亿元(新台币),囊括了台湾30%以上的人寿保险市场。1981年,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及台湾当局种种措施的限制,使台湾建筑业陷入箫条,许多相当规模的公司纷纷倒闭,但蔡万霖却审时度势,采取特惠购房办法,突破逆境,使他的公司在同行业中房屋销售最佳,获得台湾“建筑界巨人之誉”。

他这“只租不卖”的方略,10年下来,他筑楼109栋,靠出租这109栋楼房,等于有了109棵摇钱树。蔡万霖还开创了“一元钱幸福存款”,连蒋介石也为之欣然。

蔡万霖是个很守本分的商人,他主张“只租不卖”的思路,或许出于以下的原因。据吴光远所编的《非常人生:名人非正常性格启示录》一书介绍:蔡万霖曾被台湾作家宰了一刀。

李敖的主要收入是稿费,但他总觉得来得太辛苦,而“修理”台湾企业界的大老板,则常常有意想不到的巨额收入,为此,他常常乐此不疲。

这其中。最著名的是起诉台湾房地产大王蔡万霖以及国民党中常委辜振甫两桩案子。

当初李敖买蔡万霖的信义公寓时,发现建筑物坪数比买卖合约书中所载的坪数,少了相当于一根食指大小的土地,基于一贯做事态度,李敖向蔡万霖提出质疑。蔡万霖自知理亏,且唯恐事情闹大,因此便给李敖一笔钱私下和解,平息这场风波。

1987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世界富豪排行榜,蔡万霖首次进入世界亿万富翁前10名之列,此后连续多年在全球十大富豪之内;2004年《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排行榜显示,霖园集团的掌门人蔡万霖以46亿美元排名全球第96位,有“聚财之神”的美名。

[评析与顿悟]

为了“一根食指大小的土地”,竟然要和蔡万霖打官司,这无可厚非。蔡万霖自愿私了也是出于商业道德,及其职业良心。但这正体现了一个正直的商人的做人的准则。

至于蔡万霖,从一个卖白菜贩大米的小贩,到一个“台湾保险大王”,成为“台湾第一个金融巨子”的商路过程,是一个悉心铺路,大肆网罗的过程。

在商路上,重在商道。俗话说:“小商道做事,中商道做市,大商道做人。”在维护做人准则上,不尽相同,正象在经商路上也各有手法一样。蔡万林把大把滚进来的钱用于自身建设再投资,在用于公益的同时,不讲排场。但他出手奖赏下属,却大方之至。归根结底,蔡万霖是把“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作为经营企业的座右名。一个商人做大了,想着的应该是做一个事业家。什么是事业家?松下幸之助说:“那就是你要有一个超越眼前战略和利益的远景。”

我们学习蔡万霖经商,当要学他那“大商道做人”的精神。

商道18:惟新是尚,无所不为

[提示]

1986年,李嘉诚首次登上香港年度财阀宝座,1988年,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华人首富。2004年《福布斯》公布的世界亿万富豪排行榜显示,他排名第19位,净资产124亿美元。他被中国人称为“香港超人”,是近代企业家成功的楷模,当今全世界华人的偶像。

世界华人大亨李嘉诚白手起家,他靠塑料花、塑料玩具掘得了第一桶金。李嘉在借力发财后,先后捐赠5.7亿港元筹建汕头大学。他还捐赠50万港元给“中国孔子基金会”,支持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1981年,李嘉诚获香港太平绅士;1986年3月,获比利时国王赐封:1989年4月,获英国女皇授勋;次年6月,获加拿大卡加里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晋商、微商、潮商,是上世纪的三大商帮。而香港巨富李嘉诚,则于1928年7月29日出生于潮州北门街面浅巷的一个教师家庭里。1940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他随父母前往香港。自从父亲死后,少年李嘉诚便赤手空拳在香港欲打出一个生存的天地来。李嘉诚做过茶馆的堂馆,做钟表公司的学徙,也做过跑街串巷推销商品的行街仔。

1950年,他终于创立了自己的长江塑胶厂,他取“长江”的厂名,来自于“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的雄心大志。他的雄心壮志,深得表妹庄月明的赞许和支持。1963年,已成为“塑胶花”大王的李嘉诚拿出63万港元买下一栋花园洋房,与表妹结婚。

1972年11月1日,长江实业集团公司上市,庄月明任该公司执行董事。他们的长子李泽钜和次子李泽楷也先后赴美国完成了大学学业。

随着长江实业规模越来越大,业务范围日趋多元化,李嘉诚已不满足于在华资圈子里打转转,他开始打英资企业的主意了。

当时的香港,汇丰、怡和、和记黄埔、太古和会德丰等五大洋行由英资财团控制着,这五大洋行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并享有种种特权。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虽然已经崛起,但与五大洋行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华人无人敢打这几家实力雄厚的英资企业集团的主意。即使一些外国大老板与其交锋也都碰得头破血流。然而,李嘉诚凭着一颗勃勃雄心,决心与英商一见高低。

李嘉诚借情报信息和卓越的判断力,实现了自己多年来入主九龙仓的宿愿。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举得18%的九龙仓股票。

李嘉诚“一变”之后,再生“一变”,马上又开辟另一战场。当时在港的头号是英资是怡和和洋行,第三号英资是和记洋行。

1978年9月的一天,在香港中环文华阁的高级隔间里,两位身穿中式套装的本地客人,进行了一次短暂而又神秘的会晤。虽然仅有20分钟,却决定了价值20亿美元的九龙仓公司脱离英资怡和洋行的控制。这两个人,一个是李嘉诚,另一个是与中国有背景的香港船王包玉刚。简单地说,这笔生意就是:李嘉诚将手中的20万股九龙仓股票全部转卖给包玉刚,而包玉刚则帮助李嘉诚从汇丰银行中承购英资“和记黄埔”股票9000万股。俩人皆大欢喜,击掌定盘。为什么是皆大欢喜呢?李嘉诚知难而退,退中获利5900万港元,既卖了人情又富了自己,岂不欢喜!

于是,李嘉诚正式出任“和黄”董事局董事。之后,李嘉诚继续收购“和黄”股票,当拥有“和黄”40%的股数时,“和黄”董事局主席交椅便非他莫属了。

就这样,“和记”这家香港英资古老洋行,通过李嘉诚的“戏法儿”,被“变”成了五大洋行中归人华人财团旗下的第一家。

同年十月,李嘉诚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之邀请,以港澳同胞国庆旅行团回国观光的贵宾身份,到北京参加29周年的国庆纪念活动。邓小平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他。

这是李嘉诚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举世闻名的祖国首都,也是李嘉诚在阔别家乡近40年后,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

这时候的李嘉诚,更加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价值和意义,更加体会出他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血脉相连的骨肉关系。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李嘉诚更加坚定穷此一生,以报效祖国为己任的信仰。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以后,即使是灾难过后,即使一切都在复苏之中,但是那种根植于心灵深处的伤口所进发而来的许许多多的后遗症是需要时间,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才能治愈的。

1978~1986年,李嘉诚捐资590余万港元在潮州市赠建住宅楼宇两处共9幢,建筑面积为12529平方米,安排户数250户。当李嘉庆赠建的住宅竣工交付使用时,迁入新居的住户们无不喜气洋洋,鞭炮声震云天,家家户户喜贴新联以资庆贺。他还是投资修建潮州大桥,该桥长1153米、宽18米、东西引道7630米。

此后,潮州市政府“为褒扬爱国爱乡、倾力建桥的海内外各界人士”,在大桥东侧的笔架山麓,建造了一座有传统特色、别具一格的韩江大桥纪念馆。馆内正堂中间为建桥“碑记”,左侧为捐资芳名,右侧则为嵌瓷玉照,写着:“让千千万万为韩江大桥做出贡献的人们名垂青史、世代流传”。

李嘉诚与夫人庄月明和母亲李庄碧琴太夫人,捐资111余万港元修建潮州市的开元镇国禅寺。先后捐资修复开元寺的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阁等。他(她)们的芳名都已镌刻在大寺内左侧回廊的“乐善好施”的碑石上。

1987~1990年,他捐资80万港元给潮州、潮安两医院作“医疗福利基金”;1992年给潮州市卫生局捐赠25万港元作事业发展费用;1985年,他给潮州市庵埠华侨医院捐赠了12万港元;1989年,他捐赠10万港元给潮州市作为“教育奖励基金”;1990年,他捐资150万港元赞助建设潮州市体育馆。此外,1992年他还捐款50万港元赞助南澳县人民医院。

李嘉诚还先后给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孙中山基金会、香港大学“学生交换计划”、香港中文大学的“三年硕士课题”、“夏鼎基爵士基金”、香港语言运动、法国国际学校、新华社香港分社教育基金以及明爱中心、圣士提中学、圣保罗男女学校、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香港外展训练学校、迦密中学、三育小学、劳工子弟学校、姬爵士奖学金以及警察子弟教育基金、警察教育福利基金等21个专项提供无私捐赠0.54亿港元。

对香港的社会福利和文化艺术事业,李嘉诚也十分关心和热心,多有捐赠。他在这方面捐赠的项目,包括有香港公益金、警察福利基金、惩教处福利基金、消防署福利基金、麦理浩基金、邓坚慈善基金、尤德爵士基金、消防署福利基金、麦理浩基金、香港女童军、圣雅各福群会、扶康会、香港路德社会服务处,皇家香港警务处退役同僚协会有限公司、香港皇家员佐级协会、星岛报业、在港的多家潮州机构以及香港丈化艺术基金、香港芭蕾舞学院、合一堂、香港管弦乐团、香港经济发展协会有限公司、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写字楼等25个,捐资数超过1亿港元。

李嘉诚每年都还以“匿名”方式,用1亿元港币,帮助香港和大陆发展医疗教育事业。

李嘉诚说过:“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我已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是只为了自己。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据悉,他还有一本“私账”,那是“扶危济困、抚恤孤寡、帮助亲朋”的“账本。”逢年过节或者一月一季,他就会派人按名字、地址、数目寄去款项。李嘉诚对寄发对象、寄发时间、寄发数目都有一个清晰的记录。对这件事,他就像在履行“义务”那样认真地去做着。

1992年后,李嘉诚增加内地投资,将合作方仍然盯在中央或地方政府身上,而不是企业。但东方广场项目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教训,他计划在天安门广场旁建造一个房地产的神话。这位超人没有忽视政府的作用,但经过了几年的反复,他最终发现,在北京,商业是第二位的。这一认识的代价是,不仅使得原来的计划大打折扣,同时在余下的商业利益上也要做出让步。但不管如何,他还是默认了。并且说“尽心尽力了”。

2005年香港富豪李嘉诚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持股中行,按最低招股价计算,中行上市后其将至少获利71亿港元。

2006年,李氏家族已向武汉市房地产大举进攻,但愿李嘉诚壮心不已,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