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各大财团以拥有的高尔夫球场作为建立政商关系的场所，王氏家族亦不例外。1980年，台塑集团王氏兄弟投资兴建的主要由王永在主管的长庆高尔夫球场也成为达官贵人、商场大亨、社会名流的聚会场所。每逢节假日，球场戒备森严，贵宾如云，文武百官以及企业界名人和社会名流，都会来此以球会友，使得球场声名远扬，其会员证的价码也高居台湾第二。长庚高尔夫球场还每年定期举办“会长杯”与“总经理杯”两项球赛，加强会员与球友之间的联谊。
作为白手起家的大家族，王家在儿女问题上并不讲究门当户对，不过王永庆赞成元配次子王文潮娶台湾省前“警备总司令”陈守山的女儿为妻。由此延伸出政商姻亲关系。
王文潮已是台塑集团王家最有影响的第二代企业家。作为王永庆的得力助手，是台湾多个民间工商界联谊团体的成员，政商界朋友颇多，交往甚广，在国际上已有相当知名度，特别是受到王永庆的安排，大力拓展中国内地市场，与内地官员交往密切，成为王永庆了解内地时势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王文潮已不仅商界朋友多，且与党政高层来往密切等，都显示了他同政界有不错的关系。他曾在克林顿还是总统之时，不时出入美国总统官邸——白宫。
［点评与顿悟］
以王永庆为首的王氏家族通过他们的各种努力，以灵活的手段建立了良好互利的周边关系，为其洞悉时局，把握机遇创造了良好的有利条件。
王永庆打造的王氏家族是自古皆有的商路。他那及时捕捉商机、逢源左右的玄妙关系，应当是今日学走商路的人的必修之课。
商路20：自我释怀，亲力亲为
［提示］
在50年的经商生涯中，余彭年先打工后做老板，终于在地产建筑、酒店业闯出一片天地，在港台地区工商业中声名鹊起。最终，他从勤杂工成为五星级酒店董事长和著名慈善家，身家高达30亿元港币。
余彭年现在是彭年酒店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和九个部门的经理，不仅如此，他还要管理自己的其他产业。而几乎每一件事，他都是亲历亲为，甚至连酒店写字楼改造的设计图，他也是自己一笔一划地完成。余彭年的亲历亲为在酒店中是出了名的。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至今酒店“所有部门都没有一把手，都是老板兼任”。
在每周一至周六早上，余彭年都要召开各部门会议，在晚上，余彭年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更是“常事”。
这位年过80、身家30亿元港币、2005年，以75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在《公益时报》年度慈善榜上名列前茅。然而，这位80岁的富翁，平时都在食堂吃饭，有了客人才到旋转餐厅来。彭年酒店的职工食堂有余彭年的专门座位，但他一天三餐吃的多是简单的素菜和汤。食堂的墙上，有他的亲笔字：反对浪费、宁可多盛一次。
余彭年，原名彭立珊，1922年出生于湖南涟源蓝田镇。在很多人眼中，余彭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早年在上海拉过黄包车、摆过地摊，经历坎坷。
余彭年大学未毕业便在长沙等地从事小本生意。他早期这段东奔西走的从商经历似乎并不顺利。1981年，余彭年曾以书法一幅回忆这段时间：“商场如战场，由北到南，由东到西，败当阳，奔夏口，失新野，走樊城，无容身之地。”
1949年，余彭年辗转来到上海，从一张1953年拍摄于上海的照片中看，此时的余彭年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可谓意气风发、气宇轩昂。
1958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时年30岁的余彭年抛妻别子，“经过几番苦斗”，经澳门偷渡至香港。
余彭年来到香港，由于人生地不熟，英文有限，广东话又听不懂，没有任何背景，找工作十分不易，但他能从勤杂工做起。此后，他赤手空拳创业，尝尽酸甜苦辣和人间冷暖。
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成为亿万富翁，外界对于余彭年的发家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传得最盛的就是，余彭年暴富是和李小龙有关。
据外界传言，1973年李小龙在香港猝然离世时，留下了一幢1000平方米的豪宅。由于当时有说法，认为李小龙的死是因为自己居住的地方——九龙塘相冲，很不吉利。所以在他死后，他的房子无人问津。
而外界的传言，余彭年当时花100万元港币廉价买了李小龙的房子，而后香港房价的逐年大涨，这个房子一下子升值到7000万元港币，余彭年也因此一夜暴富。
对外界的这些传言和说法，余彭年都不置可否。但在那本关于他个人的画册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侨胞捐赠的钱来之不易，每一块钱都凝结了血汗，包含着辛酸。”
余彭年说：“现在的打工者比我那时候好得多，他们有空调，到我的酒店打工很舒服，空的吃的都好，我们那个时候一个面包一杯开水就是一餐了。湖南人不懂广东话又没有背景、没有亲戚，找一个工作不容易，我们当时打工一百块钱一个月。”
在香港，余彭年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清洁工，为了维持生计，他每天起早贪黑。在拥挤破旧的出租屋里，他开始了自己流寓海外的生活。虽然，余彭年没有直接否认那段发家传奇，但从他的讲述里可以感受到，他的那段经历并不是一夜暴富的传奇，而是一段充满血汗的个人创业史。
1996年彭年广场、彭年酒店建设之初，余彭年亲自披挂上阵，连房间都是老板自己设计。
2002年，在希尔顿酒店和彭年酒店合作管理的签字仪式上，美国希尔顿酒店亚太区副总裁西蒙·鲍尔做了如下的致词：“彭年酒店在希尔顿酒店接管前，已经是一家众所周知拥有一流设施最成功的豪华五星级酒店，彭年酒店从开业以来在即没有总经理的领导，也没有管理公司管理的情况下，由年近八旬的余董事长亲自挂帅，凡事亲历亲为，克服了重重困难，带领酒店全体员工达到一流酒店的水准，一个奇迹。”
余彭年没有坐享其成，“如果好事做得开心，比做生意赚钱更加重要，我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我想做个好人。”余彭年曾对记者说。“行善就是我的养生之道，但行善不容易，有好多烦心事，好辛苦。”余彭年所诉说的烦恼是指自己捐出来的钱，经常都没有用到其该用的地方，还被有关部门及个人挪为他用，提起这个来余彭年又气愤又无奈。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捐赠过10部当时最先进的进口三菱救护车，但最后发现，有一半被改装成了办公用车，车里的仪器设备都扑下来，而代之以8个坐椅。得悉这个情况之后，余彭年要求收回这些车子，拿回来后又捐到自己的家乡。但没想到的是，仍是被政府用作办公车。余彭年从小本生意做起，开过酒让，做过肌票黄金生意以及经营地产建筑业，才积聚亿万财富。对这来之不易的商路生涯上的拼搏，如今行善却不能行善到恰到好处，我当然使他心烦。
还有更使他心烦的是，5年前，他筹建了一座耗资近20亿元港向上的58层五星级酒店——彭年广场，准备把它产生的全部利润永久性捐出来，承诺70年不变。就此余彭年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递上提案，提出自己的“爱心立法”的构想。他说自己是试图通过立法程序，来保障彭年广场、彭年酒店及附属机构、物业、遗产等产权的捐献意愿。但时经两年，此事不了了之。他说自己曾为这件事伤透了心。但他并不耿耿于怀，他后来说，其实，“做善事，是我一直的梦想。”
“好事难做、善门难开，我们做好事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不可想象的麻烦，甚至花钱、吃力不讨好。”本来舍财行善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又加上社会的种种阻力，可是余彭年对慈善事业还是痴心不改。
2006年，已是83岁的余彭年向外界宣布，将来不会把自己的遗产留给子女。他更愿意给儿孙留下的是精神财富，而不是物质。他没让他们介入彭年酒店的管理工作，只让他们在酒店的基层做职员，他的儿孙现在每个月拿5000元港币的工资。
如今余彭年在慈善领域有了更长久的规划，他在香港建立了余氏慈基金会。他的损赠——其20亿元港币财富全部用于白内障病人的复明手术即彭年光明行动。
余彭年向外界坦陈：“我捐赠主要的目的是吸引海外侨胞等更多人来参与这种活动，把慈善事业做得更好，这是我的目的。”
［评析与顿悟］
在商人阶层不断雄阔壮大的今天，商人本质上需钱、需成功、需名、需资本发展的拥有感，仍然是个千古不变的情理。
余彭年从孑然一身，流落香港，从一个打工他到坐拥30亿元港币的身家，他足足用了30多年时间。当他拥有金钱时，他想到的是“爱心立法”的构想，尽管他为此“伤透了心”，但他却不耿耿于怀。
能自我释怀的商人是可以“厚德载物”的商人。
被誉为商业管理的“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认为：一个公司制造鞋子，人们对鞋子没有兴趣，他们认为金钱是真实的。“其实，鞋子才是真实的，利润只是结果。”
当商人富可敌国时，仁也应在其中。中国圣哲说：“仁者无敌”。商人秉此儒学的中庸文化之道，何愁不能扩张！
余彭年，具有把鸡蛋算进骨头缝式的精明，正因为他的精打细算，才是造就他成为商业富翁的理由。
在商路上，与人争利，与己谋利，是无可厚非的。在初出道时也许不怎么敏感，手段不怎么高明。可是一旦悟透，你也会成为由穷人到首富到首善的。然而，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做一个努力奋斗、亲力亲为，在碰到伤心事时，却又能自我释怀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