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大臣殷浩，字渊源，一字深源，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人。善玄言清谈，被当世同好者比为管仲、诸葛亮。简文帝引为心腹，与桓温相抗衡。官至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后赵石虎死，受命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率军北伐，但作战不利，为桓温所攻击。后解职为庶人，抑郁而死。殷浩被免职后，在家中整日仰卧床上，以手书空。
人们谁也不明白他在空中写些什么。后来他的家人仔细观察，根据他的手势判断，原来他反复书写的只是“咄咄怪事”四个字。后来，桓温召见他，他以为复官有望，很高兴，便给桓温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他担心信中有什么错话，便拆开封上、封上又拆开，如此反复数次，‘结果送去的竟然是一封空信。桓温很生气，从此断绝了与殷浩的来往。
殷浩曾身居高位，自恃才高，为世人所瞩目。被免官后，终日以手书空，表现了他极度郁闷的心情，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秦宓论天
三国时蜀国大臣秦宓，字子勒，广汉绵竹（今四川德阳北）人。少有才学，州郡屡次召用，皆称病不就。刘备定益州时，广汉太守夏侯纂请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他称病卧床。后改任从事祭酒，乃就职。建兴二年（224），丞相诸葛亮领益州牧，他为别驾，任左中郎将、长水校尉，迁大司农。一次，东吴使臣张温，久闻秦宓有辩才，故意提问刁难。张温问他：“天有头吗？”秦宓回答说：“有。岂不闻诗中有‘乃眷西顾’之句？”张温又问：“天有耳吗？”秦宓回答：“有。岂不闻‘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张温再问：“天有足吗？”秦宓回答：“有。岂不闻诗中有‘天步艰难’之句？哩张温最后问：“天有姓吗？”秦宓回答说：“姓刘！”张温说：“何以姓刘？”秦宓从容答道：“当今天子姓刘，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吗？”张温大为敬服。
秦宓善辩，来自于他知识的渊博和才思的敏捷，既表现了他个人的才能，也大长了蜀国的国威。
拜与不拜
三国魏书法家、教育家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教授门徒千余人。为曹操经营关中，招集流散之民，使生产逐渐恢复。官至太傅，为文帝、明帝所重。其书法与东晋王羲之并称“钟王”。一次，钟繇昼寝，尚未睡熟之际，发现他的两个儿子钟毓、钟会偷着喝他的药酒。
只见钟毓拜而后饮，而钟会则饮而不拜。后来，钟繇问钟毓与钟会，为什么一个拜一个不拜？钟毓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钟会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钟毓，字稚叔，机敏谈笑有父风。累官都督徐州、荆州诸军事。钟会，字士季，官至司徒，是司马昭的主要谋士。
同样是喝酒，一个拜，一个不拜，而且各自都言之成理。钟会的不拜，透出了他性格的奸狡。后来他虽然为魏国立有大功，但终因谋叛而被杀。
华歆与王朗逃难
三国魏初名臣华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因品德高尚而名闻当世。汉末为豫章太守，归孙权后被待为上宾，时称“华独坐”。
曹操征为议郎，后代荀或为尚书令。魏建，历官司徒、太尉，极受宠信，前后赏赐，诸吏莫及。然淡于财利，受赐财物悉赠亲友，奴婢则皆放为良。
家业清贫，内无余财。一次，他与王朗乘船逃难，有一人因被贼人追赶请求搭船。华歆面露难色，不想让他搭乘。王朗说：“船上还有空余之处，让他上来吧！”于是那个人上了船。不久贼人赶到，要捉拿搭船人，王朗便欲交出此人。华歆说：“当初我不想让他上船，就是怕受到牵累。既然你已经让他上船了，更不该在危难之时抛弃他。”于是相携乘船逃离而去。
华歆与王朗，形成鲜明对比，更看出华歆的君子之风和王朗的小人之心。
谁是佞人
唐太宗在后花园里散步。他走到一棵绿叶扶疏、亭亭玉立的树前，仔细地观赏了半天，不禁叹道：“啊呀，这真是一棵嘉美的树木！”话音还没落，只听见侍从中有一个人也随声附合，连连赞美这棵树。
太宗回头一看，原来是宇文士及，便正颜厉色地说：“怪不得魏征常常劝我远离谄媚的小人，以前我还不明白谁是小人，现在算知道了。”
宇文士及连忙叩头说：“文武百官知道陛下从善如流，纷纷面奏廷谏，常常在大殿之上扫陛下的面子，使陛下干什么事都不能随心所欲。今天小臣不顺从您的心意，您就是贵为天子，又有什么意思呢？”
唐太宗听罢，转怒为喜。
唐太宗是封建帝王中最开明的一个，主要表现在他能纳谏，“能受尽言”，确有眼光远大之处。他的名言是：“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可见他很重视历史经验。他更“恐人不言，导之使谏”，深深地懂得了听取反面意见的重要。但作为封建帝王，就在听言纳谏这方面，也是有他的局限性的。宇文士及的一番巧言面谀，也终于使他由“正色”而转为“意解”，不就是明证吗？看来，主观上想办好事，但没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或不从根本上解决实质问题，还是不能贯彻到底的。
隐者杨朴
宋真宗听说隐者杨朴的诗写得好，便派人将他请来，想一试他的诗才，以便留在朝中做官。杨朴来后说，自己从来不会作诗。真宗问他：“那么你这次到朝廷来，有人作诗送你吗？”杨朴说：“只有臣的妻子作了一首诗送我。”真宗想，连他的老婆都会写诗，他说他不会写诗，一定是在我面前故作谦恭。便很感兴趣地问：“你将你妻子送你的诗读给我听听。”于是，杨朴念道：
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宋真宗听后大笑，只好将杨朴打发回家了。
杨朴未必真的不会作诗，只不过假托妻子之名，编了这首打油诗来搪塞真宗皇帝罢了。杨朴可谓“真隐”。他委婉曲折、不敢直言，这是因为此时的宋政府安定。
我怎么不敢来呢
北朝的石虎以残暴敢杀著名，有一回他征召一个他父亲石勒屡召不至的著名隐士王季子，没想到这一次隐士却随传随到，石虎很得意、也很惊讶地问：“为什么我父亲召你多次，你都相应不理，我一叫你就来了呢？”王季子说：“你父亲是个知道敬重人的君子，我依照自己的心意不来，不会得罪他；你就不同了，我要是不理，可能明天脑袋就搬家了，你说我怎么敢不来呢？”
石虎闻言，心下不快，但又不便发怒，心想：就算留下人来，心却留不下来，也是枉费劲，不如图个亲善隐士的名誉吧。于是放王季子归山。
古代的所谓“隐者”，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以“隐者”为名，更巧妙地去沽名钓誉；一是遁迹山林，终生不仕。
王季子未必真想见，但碍于石虎的淫威，不得不见。但见了也没什么好话对石虎说，竟动起真格的。但这个“真格”的话，却说得直率。
王季子的直率，实则出于胆识，越是直率，越是能化敌为友，但要看在是什么时期。王季子见石虎，是因为政权刚刚建立，需要稳定，笼络人心，此时，谁都不想选择敌手。
北国一天一地一圣人
1772年，乾隆皇帝为安排谁来主持编纂《四库全书》而犯愁。大学士刘统勋向他推荐了远在新疆的纪晓岚。于是，乾隆连下三道圣旨，召纪晓岚到京。
第二天上朝，乾隆叫过纪晓岚说：“纪爱卿，朕欲与你戏对一联，不知你这几年在新疆这联对功夫是否有长进？”
纪晓岚明白皇上又在找借口考他，便说：“臣遵旨。”
“好！朕说‘两碟豆’。”乾隆开口了。
“我说‘一瓯油’。”纪晓岚紧紧跟上。
“朕说‘林间两蝶斗’。”乾隆利用谐音偷换了概念。
“我说‘水上一鸥游’。”纪晓岚如法炮制。
“人云‘江南多山多水多才子？”乾隆又抛出一个话题。
纪晓岚立即识破乾隆的企图，略一思索，接口便说：“我说‘北国一天一地一圣人。”
乾隆一听，呵呵大笑，立即授予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纂官。
纪晓岚虽无点金之术，却有应变之术。能应变，是立稳脚根的根本。
如有两句成语，一是“见风使舵”，二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二者虽词性不同，但实质一样，说的都是随机应变的智慧。
片语解纷
清末陈树屏有急智的快才，善于用几句话解开人们的纠纷，人称他“片语解纷”。
有一年，他任江夏知县，著名大臣张之洞在湖北做督抚。张之洞与抚军谭继询关系不大合得来。
有一天，陈树屏在黄鹤楼宴请张、谭等人。座客里有个人谈到江面宽窄问题。谭继询说是五里三分，张之洞就故意说是七里三分，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肯丢自己面子。
陈树屏知道他们明明是借题发挥，是狗扯羊皮，说不清楚的。他心里对两个人这样闹很不满，也很看不起，但是又怕使宴会煞风景，扫了众人兴，于是灵机一动，从容不迫地拱拱手，言词谦恭地说：“江面水涨就宽到七里三分，而落潮时便是五里三分。张督抚是指涨潮而言，而抚军大人是指落潮而言。两位大人都没说错，这有何可怀疑的呢？”
张、谭二人本来都是信口胡说，听了陈树屏的这个有趣的圆场，自然无话可说了，于是众人一起拍掌大笑。一场无谓的“争辩”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要像陈树屏那样，不做孰优孰劣的比较，只强调差异性，对各方的价值都给以肯定，并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可以打破僵局。
在社会交际活动中，由于交际双方彼此缺乏了解以及种种突发事件的存在，往往会导致冲突、争执或僵持场面。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冲出来打打圆场，那么就很可能轻则陷入尴尬，引起一方或双方的不快，干扰双方沟通交往的正常推进；重则甚至影响到彼此的关系和友情，把本要合作解决的事情搞砸。由此可见，在交际中把握对方的心理，审时度势，然后凭借恰到好处的交际口才来化解争执与僵局，这确实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能力。
袁世凯的两次誓词
1912年，当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用浓重的河南地方音调口念誓词，效忠民国，但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细心地发现，袁世凯对如此庄重的就职典礼其实压根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相比之下，其他到场的政府各部总长都穿着西式大礼服。
在这些细节之外，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兵变之后，数十步之内，行人断绝，各省派出的代表也是寥寥无几，时在现场的著名记者黄远生“仰窥袁总统之丰采，颇有萧瑟秋气”。
不过一年以后，到了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已非当初“光景甚为寂寥”可比，其时宋教仁已被暗杀，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元勋重新踏上了流亡之途。袁世凯心情的愉快可想而知，黄远生现场看到的袁世凯是“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
那天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不是在居仁堂布置仪式，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他念誓词也很不严肃。本来规定的誓词为：“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当时离袁的位置很近的韩玉辰倾耳静听，——“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门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
人的精神、气质、谈吐，莫不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势而异。袁世凯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可见此人当真是“绝代枭雄”。这种人，你很难对付，只有被其玩弄的份儿。
争夺大元帅之位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广州的大元帅府中一时群龙无首，确定大元帅继承人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革命阵营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你争我夺，互不相让，谁都不服谁。
胡汉民在孙中山北上后被孙中山指定为代理大元帅，资格也最老，似乎继承大元帅顺理成章。但是他一向自以为是，人缘很不好，同共产党人从不打交道，同国民党左派和元老派的代表廖仲恺也是貌合神离，与军界实力派蒋介石及各军将领更是难以融洽，可谓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在大本营中，只有黄昌谷常在人前人后称他为“代帅”。许崇智是粤军总司令，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他本是个公子哥儿，实力与威望都够不上继承孙中山的地位。廖仲恺倒是执行国共联合政策的主要人物，但他偏偏是文人的本质，压根儿没有继承孙中山地位的想法。其他如汪精卫、蒋介石虽然也在觊觎大元帅这个宝座，但资望不够，尤其是蒋介石，是个不折不扣的晚辈，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至于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湘军总司令谭延闽等，都不够资格继承大元帅之位。孙中山在世时，很多人忽视他的重要与伟大；孙中山过世了，在革命政府范围内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继承人。这时，人们才认识到，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多么重要。
这时，西南军阀唐继尧打着“副元帅”的旗号，要求“扶正”为大元帅。原来，孙中山在1923年再度到广州组织护法讨贼军大元帅府时，为了利用西南军阀，借以壮大声势，曾推定唐继尧为副元帅，唐继尧遮遮掩掩，没有公开接受。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时，唐继尧极力反对。孙中山逝世前后，在广东的各军将领除党军外，都有点动摇。
刘震寰回广西时，曾亲自到云南与唐继尧有所勾结。孙中山逝世后，唐继尧野心顿起，派孔庚为代表到广东游说，要以副元帅身份继承孙中山为革命政府的大元帅。孔庚初到广州时，刘震寰以贵宾相待，出入护从甚众。
孔庚在广州住了几个月，出入于府前宫后，厕身于达官贵人之间，可是却不得要领。后来他想到蒋介石与自己是日本士官学校前后同学的关系，遂专程到东江去找蒋介石。蒋介石此时正率“三千黄埔子弟兵”东征叛将陈炯明。孔庚向蒋游说西南团结的重要，说唐继尧如何虚心，希望同广东方面的同志共图大举。哪知蒋介石开宗明义地对孔庚说：唐继尧是一个联省自治的倡导者，他是我们的敌人、陈炯明的朋友，别说他并未就任护法讨贼军副元帅，即使真是孙大元帅副手的话，他已经反对孙大元帅的革命方针，还有甚么理由、甚么条件同我们谈团结呢？好在你此次南来是光杆一个，一无所有，我们这里还要用人，你如果愿意同唐继尧断绝关系，可以在我们这里工作，我只能以老同学、老同志的关系接待你；如果你还要作为唐继尧代表的身份，这里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
孔庚心想回去是不可能的了，鉴于形势不妙，就只好答应跟着蒋介石走，带着一个国民党右派分子雷大同当秘书，到黄埔军校供职，双双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可是好景不长，胡汉民生怕孔庚拉着蒋介石倒向唐继尧，这样自己当大元帅的希望就会落空。孔庚犹如扎在胡汉民身上的一颗钉子，必欲去之而后快。恰巧此时，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叛乱，胡汉民以孔庚与刘震寰关系暧昧为由，向蒋介石参了一本。蒋介石生怕惹火烧身，在回师平叛之前，即电令黄埔军校教育长胡谦将孔庚、雷大同监禁起来。杨、刘叛乱平息后，蒋介石念及同学旧情，把孔庚释放出来，并送给他300元路费、一张船票，算是很客气地把他驱逐出境。
唐继尧偷鸡不着，反倒蚀了一把米，他妄想继承孙中山做大元帅的希望，终究化为泡影。
戴笠报胡宗南知遇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