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树自开自落，这是实在的。王阳明及其友人即使没有看见，没有感到，花树也绝不会因此就不存在，这其实是很浅显的道理。但是王阳明却一定要戴上有色眼镜看问题，把事情颠倒过来，说花树本来就不存在，倒是人们的感觉产生的，这是非常荒谬的。
“格”竹子
有一天，王阳明在家里和一个朋友热烈讨论如何悟彻天下万物的道理，做成圣贤。王阳明指着屋前亭子旁边的竹子，叫他的朋友去面对着竹子思索。
他的朋友就早晚坐在竹子前面，想悟彻其中的道理。由于精力虚耗过多，到了第三天，就病倒了。王阳明还不死心，自己也去静坐在竹子前面，但是始终悟不出什么道理来。到了第七天，他也病倒了。
于是，他们两人都感叹圣贤确实是难以做到，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悟彻天下万物的道理。
天下万物，确实都有它一定的道理、一定的规律，人们也是完全可以认识这些道理的。但是，必须通过社会的实践。要懂得竹子生长的道理，必须通过种植竹子的实践才行。坐在竹子面前呆看呆想，不算是实践，因此一辈子也不会懂得竹子生长的道理。
自嘲以解围
清代有位书生叫詹义。在73岁考中秀才后，来了一位媒人给他提亲，尴尬的他自嘲道：“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逢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媒人听了，不觉会心一笑。
自嘲就是嘲笑自我，调侃自我，自揭短处。因此，自嘲需要勇气，需要自信，更需要智慧。前人的自嘲诗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掌故范例。
自嘲以宽慰。社会贫富不均，差别悬殊，心理难免失衡，唐人王梵志就通过自嘲解决了心理矛盾：“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语言通俗，幽默诙谐，令人忍俊不禁。
“恐压八闽十二州”
纪晓岚来到汀州，这里的南方人瞧不起北方人。一天他微服出访，走到一座茶楼，忽听到二楼人声嘈杂，吟诗声、喝彩声不断，猜想是文友集会，便想登楼看个究竟，也好借此了解一下当地文人学子的真实情况。茶役引导他坐在一个角落里，他边喝茶边听这些文人吟诗作赋。他觉得他们诗作平平，并无高雅之论，只是每个人自觉了不起而已。
这时有人发现他偷听，又看他是一副斯文打扮，便走过来询问。纪晓岚推说自己省亲路过此地，借此宝地歇歇脚。谁知他一张口，暴露了他的北方口音。那些人顿生捉弄之心，有人说：“敝会有个规矩，与会者必须做诗，今仁兄光临此地，亦须吟诗以助兴。”
纪晓岚见他们玩到自己头上，故意装出不会做诗的样子，很抱歉地说：“请诸位见谅，鄙人实在是不会做诗。”
这些人哪里肯放过，连请带拉把纪晓岚弄到了他们跟前。于是纪晓岚装作不得已的样子，拿起笔写了一句：“一爬爬上最高楼。”
众人一看，这哪里像诗，分明是胡诌的主，于是都大笑起来，催他再写以资取乐。纪晓岚又做不得已的样子写了一句：“十二栏杆撞斗牛。”
看到这句，大家不敢笑了，因为它颇有诗意。但又有人怀疑是抄来的，还是叫他再写下去。纪晓岚这时不再写了，说是大家看着他写，写不出来，请众人回避。那些人看他这副怪样子，为寻开心，便很自觉地躲到了一旁。
待他们一转身，纪晓岚立即写完后两句，把笔一掷使迅速离开了茶馆。后两句是：“纪昀不愿留姓名，恐压八闽十二州。”
那些想在这北方佬身上寻开心的人转回身来，见桌上写下的这两句诗，惊呆了。没有料到被捉弄的人竟是他们颇为仰慕的宗师大人，而诗又写得那样开阔有气派，既佩服又惊慌，赶忙追上去赔罪，可这时纪晓岚早已走远了。
这些人佩服的是，诗的起句平平，结句有惊人之势，这就是所谓“逆挽法”，没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技巧是写不出来的。
经过这样几个回合，纪晓岚在福建的声名大振。再加上他按临各州府考试所表现的文才和见识，大家从心底里佩服，那些士子与纪晓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纪晓岚离任后还曾写诗表示对他们的怀念。避其锋芒，以守为攻，这位北方才子终于折服了南方书生。
在权力场上，见识浅陋的人往往鲁莽行事、先发制人，而胜券在握者往往以守为攻、后发制人。纪晓岚正是这样一位以谦虚礼貌，大度从容尽展己之才华的政治家。
鲁迅与郁达夫
鲁迅与郁达夫相识于1923年2月，历经10年而友谊日增。鲁迅在《伪自由书》的“前记”中说：自己“一向很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而郁达夫“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两人就此相识了。
鲁迅到上海后，两人交往较密切。1928年6月创刊的《奔流》，是他们合编的月刊。郁达夫虽为编者，实为挂名；鲁迅则终日奔忙，但各得其所，相处很好。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郁达夫经鲁迅介绍，参加了“左联”。
当时斗争复杂，郁达夫思想矛盾，一方面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他又有感伤、颓废情绪。在鲁迅面前，郁达夫从不掩饰，鲁迅则坦诚相待。
1932年12月31日，鲁迅为友人题诗写字5幅，其中两幅致郁达夫，其中《无题》写道：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沆战袍。
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
这诗郁达夫最喜爱，称它是鲁迅七绝中的压卷之作。它高度概括了他们共处的时代，抒写了鲁迅的生活遭遇和悲愤心情。对郁达夫来说，似有慰问和勉励之意，希望他认清形势，多为社会做些有益的工作。
郁达夫收到这首诗后，便写了一首专门献给鲁迅的旧体诗：
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诗对鲁迅的业绩作出了热情的评价，衷心赞扬他在“群盲”围攻中的斗争精神。这里的“群盲”，也包括1928年革命文学争论中创造社的某些成员。可见郁达夫是坚定地站在鲁迅一边，反对某些同人的过火言行的。
郁达夫支持鲁迅，鲁迅也关怀郁达夫。1937年，鲁迅又借为王映霞写字之机，题诗一首赠郁达夫：
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鲁迅和郁达夫之间，不论思想认识、生活态度和文艺见解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但他们求同存异，赤诚相待。郁达夫对鲁迅十分尊重，郭沫若称为“有点近于崇拜”。
郁达夫离开斗争漩涡上海回杭州养息，与当地官员、士绅应酬往来，写些点缀太平的文章。鲁迅对友人不直言相劝，唯恐有伤和气，因此借用典故，对郁达夫进行规劝，希望郁达夫认清形势，“举家游旷远”，及早迁离杭州，在“风波浩荡”中抒写情怀，起到了警醒的作用。
田汉与周信芳成知己
田汉早在1916年就知道周信芳，当时他随舅父去东京读书，途经上海时曾看过周信芳的戏。实际相识是在7年后。
1923年秋，田汉从日本回国，住上海哈同路，与妻子合作创办《南国半月刊》。一天，有人前来拜访，那人递上名片，原来是周信芳。田汉感到奇怪：“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处？”周信芳拿出随身带来的《南国半月刊》说：“我是它介绍来的。”原来刊物后面印有田汉的住址。
两人都慕名已久。田汉虽从事新剧，但对传统戏曲一向神往；周信芳虽是京剧舞台上的红角，却对新文艺很感兴趣，并注意从中吸收新的东西。因此，三言两语后两人便一见如故。周信芳问田汉年龄，说：“我比你大三岁，那么我是兄你是弟了。”田汉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
今天我们一见如故，明天就以兄弟相称吧。”
从此，周信芳常去田汉家玩，田汉也常去看周信芳的演出。演出前，他们总聚在后台谈天说地。
1927年，田汉出任上海艺术大学校长，主持成立南国社。南国社宗旨是“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的革命运动”。周信芳欣然参加。南国社在校举办文艺讨论会，田汉、周信芳、欧阳予倩、洪深、徐志摩、徐悲鸿、郁达夫等也都纷纷参加。南国社举办的演出，周信芳也积极参与。
1930年，田汉改编的话剧《卡门》在上海演出。因为该剧抒发了反抗旧社会的感情，只演了三场就遭禁演。尔后南国社又被查禁，当局到处搜捕田汉。田汉到天蟾舞台找周信芳，周正准备上场演出，且剧场后台无法藏人。急中生智，他们给田汉换了装，然后设法把他送到日租界，田汉这才免遭拘捕。
抗战爆发后，田汉、周信芳又回到上海，组织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歌剧部，周信芳任主任，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奔赴前沿阵地作慰问宣传。后由于上海沦陷，田汉不得不离开上海，两人依依惜别。
两人一别就是9年，直到1946年田汉由重庆回到上海，两人才再次重逢。田汉一到上海，就和欧阳予倩一起去看周信芳。周正在后台换装。三人谈了一阵，田汉便下台看戏，戏散了再接着谈，一直到戏院关门，才匆匆作别。
田汉回到寓所，怎么也睡不着，挥毫作诗一首：
九年湖海未相忘，重遇龟年喜欲狂。
烈帝杀宫尝慷慨，徽宗去国信苍凉。
留须却敌尊梅叟，洗黛归农美玉霜。
更有江南伶杰在，舞台深处筑心防。
这则掌故，反映了中国剧坛一代宗师的交往密切，友情深厚。田汉的诗，表达了田汉重逢老友时的欣喜心情，也赞颂了抗战时期梅兰芳蓄须明志，程砚秋洗黛归农以及周信芳以戏剧宣传救亡的爱国行动。
胡适和章士钊
章士钊虽热衷于政治，但治学终是他的资本，古文是他的衣钵，所以抽空他还是著文猛批白话文和新文学。
甚至在酒后饭余闲聊谈天的当儿，都不放过攻击白话文。话锋自然触及当头人物：胡适。后又撰文《评新文化运动》发表在《新闻报》上，指名单挑小梁王，直指胡适。
隔日，又传其友人，拿着那贴亲往胡适的住所，要胡适看看并作答。
强硬顽梗之态与5年前真心推举呵护有加已断然不同。
胡适对来人说：章公此文，不值一驳。也是凛然于色，绝不妥协的模样。
章士钊闻后，嗤嗤一笑，坦然了之。从此两人王不见王。
冤家路窄。数年之后，在北京，一次宴会上章士钊与胡适相遇。宴后二人合影，并各题诗一首。
章诗如下：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的题诗如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白话诗句出于文言大师章士钊之手，而七言古诗出于白话领袖胡适之手：一个言：不攻即不驳，一个说：相亲不相鄙，章胡二人既写出了文坛佳句，更谱就文品人品的佳话，让后人品味做人的格调。
胡适、胡健中打油诗应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庐山开会，征询大家对国是的意见。
庐山谈论会的出席者位次排列，是把同姓的人排在一起。当时胡适已是名满全国，在浙江办《民国日报》（《东南日报》的前身）的胡健中在报界也小有名气，他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另外姓胡的还有胡安定、胡次威。
会上，胡适慷慨激昂地讲了一通。坐在胡适身边的胡健中便即席写了一首打油诗送他：
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胡适也当仁不让，马上回敬一首：
那有猫儿不叫春？那有蝉儿不鸣夏？
那有蛤蟆不夜鸣？那有先生不说话？
当时《中央日报》专为庐山谈论会特别发行一份庐山版，把两首诗都登了出来。大家看了两诗，都不禁捧腹大笑。开会时，4个姓胡的坐在一起。一次，蒋百里走过来对胡适说：“还好，若再加一个胡，中国就要大乱了。”说完一阵大笑。
历中上有过“五胡闹中华”的说法。蒋百里此言，自然妙趣横生。
陈布雷与郭沫若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郭沫若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做抗战文化宣传工作。陈布雷当时是蒋介石的幕僚长，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几乎重要党政事务、文告，均由他主持。他是蒋介石的“文胆”，被蒋尊称为“布雷先生”。陈布雷直至1948年自杀前，对蒋介石一直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郭沫若和陈布雷可以算作当时文坛中左翼和右翼文化人的代表。
尽管他们两人的政治立场不同，信仰有差，然而作为同时代文坛上的两颗闪亮的大星，却有着“相惜文心脉脉通”的一面。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50诞辰，这一年又正好是他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国共两党的一些要人便发起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陈布雷即是其中的发起人之一。他还给郭沫若写去一封贺信：
沫若先生大鉴：《三叶集》出版时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国家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此非寻常祝颂之词也。唯鉴不尽。
弟陈布雷谨上过了几天，陈布雷又写了四首七绝以祝，原诗如下：
郭沫若君五十初度，朋辈为举行二十五周年创作纪念，诗以贺之：
滟灏奔流一派开，少年挥笔动风雷；
低徊海滏高吟日，犹似秋潮万马来。
搜奇甲滏著高文，籀史重征张一军；
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
刻骨辛酸藕断丝，国门归棹恰当时；
九州无限抛雏恨，唱彻千秋堕泪词。
长空雁阵振秋风，相惜文心脉脉通；
巫岫云开新国运，祝君彩笔老犹龙。
郭沫若得了陈布雷的信，读了陈布雷的贺诗，十分激动，当即写了答诗七绝四首回赠陈布雷，诗曰：
茅塞深深未易开，何从渊默听惊雷；
知非知命浑无似，幸有春风天际来。
欲求无愧怕临文，学卫难能过右军；
樗栎散材绳墨外，只堪酒战策功勋。
自幸黔头尚未丝，期能寡过趁良时；
饭蔬饮水遗规在，三绝苇编爻象词。
高山长水仰清风，翊赞精诚天地通；
湖海当年豪气壮，如椽大笔走蛇龙。
同时，郭沫若还给陈布雷写了封感谢信，说：
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猥承发起纪念，并叠赐手书勖勉，寿以瑶章，感慰之情，铭刻肝肺。
这个掌故充分表明了郭、陈二人对对方才华的倾慕之情及相互间的慰勉，真可说是寄寓良深。虽然两人一生道路迥异，但他们之间的上述交往
及友情，却是现代中国文坛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