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纠纷
虞国和芮国发生土地纠纷，跑去找周文王主持公道，才进入周的境内，便看到周的人民相互礼让大夫的官位，到了都城，又看到周的大夫互相礼让公卿的官位，于是这两个吵架而来的家伙有所领悟的说：“这样看来，这个国家的君王大概是连富有天下的帝王之位也不会去争的，那我们那一点点土地还好意思争个不休吗？”
于是不等见到周文王就打道回国了，那块主权不知属谁的土地便空在那里。
这个掌故是中国人喜欢的境界之一，最极致就是尧舜的禅让天下，人家连整个天下都不要了，谁还好厚着脸皮去为一块五角的计较。
一直到清代还有这样的翻版。雍正乾隆年间的宰相张廷玉，他桐城的老家为了修墙和邻居争三尺之地，写信到京城里来找相爷撑腰，张廷玉却只在原信上批了一首诗回去：
千里求书为道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
结局是，相爷家人让出这三尺地，邻居一看也相对的让出三尺地于是这六尺的空地成了一条巷道，相传这就是桐城“六尺巷”的由来。
在安徽桐城，不知道这条巷子还在不在，是不是早已被新的附近住民搭建起来，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年芮人和虞人相争又相让的那块闲田，早八百年已经是某人的私产了。
境界是美好的，我们可以不因“现实的堕落”去加于的否定；但现实也往往是不得已的，因为人要活命，也无须因此对人性灰心绝望。
境界和现实往往7中突，但人们彼此之间并不是完全不可商量或互相尊敬的。
鲁君为楚王驾车
楚成王召集所有依附于楚国的小国诸侯，并指定鲁君当他的车夫。
鲁君和臣子们商量：“鲁国虽是小国，也是当年周天子封的，现在楚成王居然要我当他的车夫，这能答应吗？”
众人都说不该答应，只有公仪休说：“不能不听楚成王的话，要不然鲁国一定会亡国，保护鲁国和所有的人民的生存，是您身为君王无可替代的职责。”
于是鲁君答应替楚王驾车。
鲁国是春秋时代典型的秀才国，这个掌故说的正是它“遇到兵”的一次。既然是秀才遇到兵，意思就是没什么讲理的余地，所以公仪休极识时务，那就什么也别说地去赶车吧！
其实有车可驾开还不是最坏的，历史上还有人更倒霉。
尽管价值观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但大致说来，文化水平、生活程度、文学艺术、工匠技艺及以更抽象的思想理论，大体上是人类努力追求的，我们也常以此来判别不同文化、不同种族或国家的高低优劣，但在历史实际中，却不是采用如此十项全能式的比赛规则，把这些个不同的项目整个加起来计分。相反的，常常只比一个单一的项目，这时你无法说，我的文化水平比你高，我的人民生活比你的好，或者我的诗词歌赋写得比你出色。
所以鲁君必须驾车，而李后主也不得不成为亡国之君。
不容许看别人一起呼呼大睡
宋朝初年，宋太祖、宋太宗两兄弟逐步扫除五代以来割据分立的各个小国，当时位在长江流域最为富庶繁荣的南唐，一直很安份恭顺，来往信件都以臣子对天子的礼仪不说，还年年贡献大量的金钱布帛，但终究宋太宗赵光义还是出兵南下，南唐后主李煜是个填词大家，他自言无罪，遣使申辩没有理由加兵南唐，太宗理由是：“我睡觉的床铺旁边，怎能容许看别人一起呼呼大睡？”
这个掌故说明太宗是不讲理，但历史的理由往往这样也就够了。人类大部分时候并不怎么理性。历史是人的记录，同样有很多时候也是不进理的，很难以简单的理性去面对，也很难以简单的理性去理解。
这就像大鱼吃小鱼
王孙厉对楚文王说：“徐偃王好行仁义，汉水以东32个诸侯都臣服于徐，如果不赶快讨伐，恐怕楚国不久后也得臣服于徐国了。”
楚文王说：“如果徐偃王真是有道的君王，那徐国是不能讨伐的。”
王孙厉说：“大伐小，强伐弱，这就像大鱼吃小鱼、老虎吃小猪一样，哪有什么不能讨伐之理。”
于是楚文王兴兵灭了徐国。
这个掌故告诉我们，徐偃王行仁义而身死国亡，乍看像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意外事故”，对奉行孟子“行仁义：王天下”这样坚强逻辑的后代儒者而言，实在是很伤感情的一桩事实，因此只好假装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其实眼不见为净并不是办法。
《三国演义》里有诗说曹操：
临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低昂；
安有斯人不做贼，小不为霸大不王。
说历史上成霸成王的人都“做过贼”可能夸张了一些，但对中国历史不得不“不善良”的一面，却是很有洞见的。了解了这因着仁义“往往和现实问题对立”和“不是特效药”的时候，得立刻寻求对策，想单纯依赖道德的救赎力量来收拾，无疑会碰得焦头烂额。
有没有什么办法确保生存
燕昭王问郭隗：“燕是小国，地狭人少，南边有强大的齐国压迫，北方又被强悍的外族骚扰，时时有亡国的危险，有没有什么办法可确保生存？”
郭隗说：“把臣子当成老师一样事奉的，才能成为‘帝’；当成朋友一样平等相处的，才能成为‘王’；当成宾客一样礼遇的，才能成为‘霸’；至于那些把臣子看成奴才一样随意使唤的，差不多一个个都成了亡国之君。”
昭王问：“哪里有值得尊为老师的贤人？”郭隗说：“像我这们一个平凡没有才干的人，如果都被你当成师长一样的敬重，还怕那些真正厉害的人不闻风跑来吗？不如就从我郭隗开始吧！”
于是昭王以弟子之礼事奉郭隗，并筑台于易水东南，放置千金以招天下之士，是为“黄金台”，果然，这场“善意骗局”的双簧演出极为成功，乐毅、邹衍、剧辛等人一个个归燕，才能在昭王手中，东下齐国七十多座城，几乎灭了齐国，后来因昭王逝世，儿子惠王不肖，逐走乐毅，接下来便是齐国反败为胜的“田单复国”了。
这段掌故成了历代求才的最佳范本之一，也是历代自认怀才不遇的人最缅怀的掌故，李白的《行路难》说：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笺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烂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李白深受这个掌故的启发，就请朋友帮忙去宫廷做了文化工作，李白有做帝王师的想法，但唐玄宗不是燕昭王，他喜欢好逢迎他的高力士，李白很快遭到谗言而离去。
说起来，昭王和郭隗的合作真够美好，一个如愿的富国强兵，一个忽然贵重无比。有“诗仙”气味的李白与风流皇帝则不然。
郭隗告诉燕昭王的话，用现代的用语来说，意思是君臣的利益关系并不是零合的，理想的君臣相处之道，应该像公司老板和总监之间的“共生”的关系，合在一起不仅两方得利，而且能创造出超额的利益来。
杨因的履历表
杨因听说赵简子广求天下之士，特地前去拜见，自我介绍是：“我因为和邻居不和，被迫搬了三次家；事奉过五个不同的君王，也都以罢官收场；现在听说您广求天下之士，所以特地前来求见。”
赵简子一听，饭也来不及吃完就赶快吩咐大礼迎接，左右侍臣觉得奇怪：“三次被邻居赶走，一定是行为不容于众人，五次罢官。显然是事君不尽心尽力，有这八次不良记录，为什么还要接见他呢？”
赵简子说：“这你们就不懂了，就像美女一定遭丑妇妒嫉一样，在如今这个乱世里，有才能的人一定被庸人所排斥，行事正直的人一定被恶人所憎恨，我接受的是他的勇气和才智。
于是发大礼迎见杨因，拜为国相，果然赵国大治。
这实在是一则神奇得不得了的掌故，“居乡三逐，事君五去”这样的履历表有人敢填，竟然也有人敢要，应征的还是国相这个最好的职位，这可能是全世界最神奇的谋职术了。
但春秋时期，至少从孔子以来，德行高、能力强的人会不会得到和他美好本质“相等”的待遇——包括活着的时候被重用、得到待遇好的职位、众人的欣赏赞佩以及死后在历史里留下名字，千古不朽等等，都一直遭到质疑。因为孔子便是个“以身作则”的人，他是后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德行、能力的双料冠军（按明清以前看法的平均数），但老先生生前几次跑遍天下自我推销都不成功，大话也说了，牛皮也吹了（孔子说只要试用他三个月包管大有成就），依然得不到什么试用的机会，甚至当时的名声也不及晏子、子产等人，还三番两次遇到刀兵之厄，严重的一次整整饿得了七天七夜，随行的学生信心都饿动摇了，历史上称之为“陈蔡之厄”。孔子能活得过来多少有点侥幸。
父亲和君王哪一个比较重要
齐宣王问宰相田过：“我听说儒者父亲死了要守丧三年，国君死了也守丧三年，那到底父亲和国君哪一个比较重要？”
田过说：“我想大概是父亲比较重要。”
宣王听了非常不高兴，说：“那为什么要离开父亲出仕君王呢？”
田过说：“若不从君王这里得到一点土地，那父亲要住哪里？若不从君王这里得到爵位，那怎能让父亲觉得神气呢？说穿了，所以会出仕君王，不过是为了父亲而已。”
宣王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却没办法反驳。
这是一则很好玩的掌故。
田过八成是个杠子头，看字里行间的意思，他很可能猜到齐宣王预设了答案，于是故意把国君贬得一文不值，抬杠到底。
这样的君臣关系，倒像是现代的雇佣制度，替你做事，不过图的一份薪水，没什么谁一定欠谁这个道理。
当然我们不可以立刻去扩张田过个人的意见，以为中国的君臣父子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大多数的时候若一定得在忠孝之间抉择，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恐怕还是偏向“大”的这一边——君王，而且愈到后来愈是。
郑公伐胡
在郑国西北面有一个小国家，叫胡国；郑武公时时觊觎着水草丰美的胡国，总想一口吞并它。可是，胡国人个个擅长骑马射箭，勇猛骠悍，而且始终严密警惕着郑国。因此，郑武公不敢轻举妄动。
怎么做呢？狡猾的郑武公策划了一个阴谋。他派遣大臣，携带厚礼，前去胡国求亲。胡君不知是计，欣然答应了。郑国公主出嫁的那天，两国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她又带去一大群陪嫁的美女娇妾，成天在内宫里欢歌醉舞，使胡君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
过了一阵，郑武公召集文武百官，问道：“寡人准备用兵夺地，你们看看，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家都面面相觑，不敢做声。有个叫关其思的大夫知道大王平常总垂涎着胡国，便上堂答道：“可以先讨伐胡国。”郑武公一听拍案大怒，厉声骂道“混蛋！胡国乃我们兄弟邻邦，你竟敢怂恿我去讨伐，快推出去斩首示众！”
消息传到胡国，胡君越发信赖郑国，于是边防日弛，兵马不操。在一个黑夜里，郑国出奇偷袭，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胡国。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这是很符合辩证法的，不幸的是，这条辩证法也成了郑公侵略的工具。
胡君看不出郑公“欲取之”“欲亡之”的侵略意图，却被小恩小惠、假仁假义迷惑，以至国破家亡，因小而失大。这对人们是有教育意义的。
劝谏又有什么用
石益对孙伯说：“你晓得吗？吴国就快亡国了。”
孙伯说：“你现在才知道吴国会亡啊，我早就知道了。”
石益说：“你既然那么早知道，为什么不去劝谏君王呢？”
孙伯说：“有什么用呢！当年夏桀是谁劝谏就宰谁，纣王剖了王子比干的心，这些亡国的君王哪里会听臣子的话，相信亡国的危机已近在眼前了呢！”
有没有人常要别人“不劝谏”呢？其实是有的，这个人就是孔子。孔子的本意是基于职业安全的着眼，若眼看大势不行，能逃则逃，能去则去，要不至少不要开口，当个明哲保身的表面傻瓜。
这是一则很特别的掌故，特别在哪里呢？在于说的是“不劝谏”。
掌故中那个快要亡国、没有露面的吴王就是夫差。
为什么不劝谏的掌故很特别呢？因为不可张扬。我们先再来介绍一个人，叫叔孙通。
叔孙通是秦末汉初的人物，他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帮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制定了汉代的朝仪，在《史记》里被司马迁推崇为一代儒宗，但一生行径却被后代的儒者所鄙夷不齿，是个争议性很大而非常有趣的人物。
叔孙通倒真的是儒生出身，第一次当官是在秦二世当皇帝时，被征为博士。有一回，秦二世问到各地的民情，一群读书人出身的博士皆据实回答，说地方盗贼蜂起，眼看天下要大乱了，轮到叔孙通回答，说的却是，哪有什么大乱，如今天子圣明，四海晏安，不过是少数几个小毛贼不知时务，两下子就可以铲平，不必担忧。秦二世听了很高兴，当场赏赐叔孙通。
而把一群说天下大乱的博士都加了罪。
事后大家责怪叔孙通为什么歪曲事实、哄骗君王，叔孙通的回答是：
“还说呢？今天我差点陪着你们一起掉入虎口，不赶快想办法跑掉，我看要来不及了。”
于是叔孙通第一个丢下官职不干，参加了反秦的行列。
师经拿琴砸魏文侯
师经弹琴，魏文侯起舞赋诗，说到“希望我说的话不会有人反对违背”这一句时，师经当场拿起琴打向魏文侯，没打中，却把魏文侯的帽穗子打断了。
魏文侯问左右侍臣：“作臣子的这样攻击国君该当何罪？”
左右侍臣都说：“应该烹杀。”
师经请求说完话再死，文侯答应了。
师经说：“以前尧舜为天子时。惟恐说的话，没人违背；桀纣当天子时，则惟恐说的话有人违背，按照这个情形，我刚刚打的是桀纣，并不是国君。”
文侯听到这里，马上下令：“师经没有罪，错的人是我，把这张琴拿去挂到城门上以为凭证，不要修补这顶帽子，好做为我的殷诫。”
这则掌故不在《正谏》的二十一则里，却是《说苑》中劝谏手法最凶悍的一则掌故。魏文侯其实是个了不起的君王，以孔子的门生子夏为老师，敬重田子方、段干木两个贤人，又得李克、西门豹、乐羊等为辅佐，成为战国时代第一任的霸主，却因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险险被小小的宫中乐师师经给当成桀纣宰了。
世子申生
晋献公宠幸骊姬，骊姬为了让自己儿子奚齐能成为晋国的世子，便天天在献公面前中伤世子中生，献公听信谗言，准备将中生杀了。
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对中生说：“你为什么不当面向父亲辩解呢？这种无稽的中伤很容易澄清的，不就可以免去责罚吗？”
申生说：“不行，我辩解清楚了，那有罪的就是骊姬了，父亲年纪已大，若没有骊姬在身边，便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我怎么忍心让父亲过这样的晚年呢？”
重耳又说：“既然如此，你就快逃吧！”
中生又说：“不行，为了免于～死而逃离晋国，等于把父亲的过错公诸天下，那不是更严重的罪过吗？我想，只有用我的生命来承担吧！”
于是申生自杀而死。
申生的掌故是一则中国历史的悲剧，以继任君位的世子身份，只因对年迈父亲的一点不忍之心，终于不得不自杀身死，更大的悲剧是竟然在历史上还没能得到个像样一点的赞誉和同情，勉强谥号为“恭太子”，倒像是大会精神奖之类的给球赛落选队伍的安慰奖，而且若根据看来有些荒诞的史实，这个奖的来源还是申生自己去“吓”来的：相传申生死后化而为神，宣布要帮秦国灭掉晋国，把当时的晋君（晋惠公）吓死了，只好全套的改葬、道歉、立祠并且改谥号。
谥法里“恭”是“执事坚固”的意思，某种意义来看，反倒觉得是讽刺。
阳昼谈钓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