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尼”和“大食”两词的由来
有关伊斯兰世界与中国联系的历史记载，在中文史料和阿拉伯文史料中都有，而且有一些记载是非常准确的。阿拉伯和中国用于对方的名词至少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和波斯文化作为两者联系的中介作用的痕迹。
伊斯兰教兴起前的西亚地区和中国的早期交往基本上是商业性质的，而且大多是进行丝绸贸易的。西亚对中国丝绸物的主要需求者是波斯的萨珊王朝和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这两个帝国为了庆祝豪华的宫廷典礼，尤其是拜占庭帝国在宗教仪式中需要中国丝绸织物的不断供给。由这样的丝绸贸易联系而形成的商道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当时发生的商业贸易联系是沿着这样的路线的：即陆路上穿过波斯和波斯东部、河中地区、塔里木盆地（沿塔里木盆地分出两条路线：北路是经过库车和喀喇沙赫尔；南路是经过叶尔羌和和阗）、甘肃的河西走廊一直到达中国的西北部。中国本地商人可能只将货物运到中国西部的边境，然后由西突厥人、塔里木盆地的印欧人种如吐火罗人、和阗人以及河中流域的粟特人将它们转运穿过亚洲腹心地区。众所周知，中亚的粟特人和古代新疆的吐火罗人、和阗人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因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受波斯语言文化的影响很深。为便于贸易和货物转运，波斯化的粟特人在这条古丝绸之路沿线乃至中国境内建立了一些定居点。公元六世纪后期，西突厥可汗试图绕过一直充当丝绸贸易中间商的波斯人与拜占庭帝国直接交易。这就发生了西突厥可汗和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二世（Justin Ⅱ）和泰不里斯二世（TiberiusⅡ）的外交使节的来往。由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交往在地理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受波斯人的牵制，因此阿拉伯史料中的“赤尼”（al—Sin）一词和中国史料中的“大食”一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波斯语的影响。
阿拉伯语中“中国（al—Sin）”这一名词的由来：赤尼（al—Sin）是中世纪时期阿拉伯语对中国的称呼。它本身的意思是中国人。当赤尼用来涵盖中国的国土时，它通常加上一个前缀“bilad”，意思是“中国的领土”。早期的阿拉伯语sad是译自波斯文cim。这是因为波斯文著作《世界境域志》（Hudud al-‘alam）中有Cinistan和Cin这样的词，而它们的产生又源自于公元二世纪的粟特文字以及随后的中古波斯文和亚美尼亚文。在新波斯文中Cin更为常见。阿拉伯语的al-Sin（中国）一词开始于伊本·霍尔达茨比（Ibn khurradadhbih，约公元三世纪中期上下）时期的地理和历史著作中。它的名称最初受波斯语“Cin”的影响而来源于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第一个王朝秦朝（221—210B．C）的“秦”的发音。后期的伊斯兰资料中有“马赤尼（Madjin，或者Macin）”这一地名。这一称呼恐怕又与印度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印度人称北宋和南宋为“马哈赤尼（Mahacin）”，意思是“大中国”。故“马赤尼”指的是1127年后的南宋。相似的朝代名称发音还见自于伊本·芬杜克（Ibn Funduk）著的地方史《拜依哈克史》（Tarikh - I Bayhak）中。
在中国史书中穆斯林的国家被称为“大食”，这一词肯定受中世纪的波斯语“塔吉克”（Tadjik）一词的影响。而“塔吉克”一词是叙利亚语“塔亚叶”（tayyaye）的波斯化形式。“塔亚叶”本身的意思是“阿拉伯的塔邑（Tayyi）部落”。这个词意的变化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中得到解释：当阿拉伯军队征服波斯帝国时，一部分波斯人将阿拉伯军队中的塔邑部落穆斯林看作是阿拉伯世界的代表者，因此他们的名字被延伸应用到所有的阿拉伯人，这样，“塔邑”或“塔吉克”成了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总称。当逃难的波斯人流落到中国以及波斯商人和波斯化的中亚人因贸易联系到达中国后，他们将这一“塔吉克”名称以讹传讹地带到了中国。这就是中国史书为什么称阿拉伯人为“大食”的原因。后来，波斯人知道了应该更准确地区分穆斯林中间的不同分支，“塔吉克”在应用上得到了限制，它被仅用于波斯帝国东北部的居民，也就是塔吉克人。今天的“阿拉伯”一词当发轫于明中叶以后的中国回回学者从事的汉译伊斯兰教著述中。这一汉文音译更接近于阿拉伯文原文的发音。
原文载于《中国穆斯林》，1998年，第6期。
波斯文化和中国穆斯林社会
一、历史上中国和波斯的联系
1．元朝以前在中国的波斯蕃客
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了历史记载的中国和波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友好往来。这种交往发展成著名的贯通欧亚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波斯帝国作为这条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发挥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中国受惠于这种外交和贸易来往的是从波斯引进了新的蔬菜、瓜果、粮食品种和农业灌溉技术等，在文化上传入了波斯的音乐、舞蹈及一些独特的工艺品制作技艺。
进入唐代时，这种经济和政治往来更加密切。首都长安有胡蕃多达四千多人。《资治通鉴》，卷232．“唐纪”，48 据分析，其中可能有一些是穆斯林商人。考虑到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萨珊王朝后，原波斯王公贵族中的不少人纷纷逃到中国定居，因此，胡蕃中的大多数很可能是祆教徒。当然，在留居长安的胡客中，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定居中国的大食兵士。据国外学术界的人考证，这些大食兵有可能是从呼罗珊地区征募来的皈依伊斯兰教不久的波斯人。参见Shaban， M.A.， The "Abbasid Revolution.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堪称与丝绸之路媲美的海上香料之路也把波斯湾与中国南方沿海港埠联系一起。从波斯和大食来的蕃客蕃商常留居广州等地逾数载而不归。据《苏莱曼游记》说，在蕃坊中有很多伊斯兰教徒。阿文和中文历史资料都提到广州和扬州的不少蕃客死于中国的内乱。这些蕃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波斯人。他们在蕃坊中按自己的习惯和宗教信仰生活。
在宋代，居住在蕃坊中的波斯人等后裔大都成了“土生蕃客”。在北京、广州、杭州、泉州和扬州等城市出现了穆斯林建造的清真寺、穆斯林坟地以及由穆斯林自己管理的蕃坊。土生蕃客学习中国文化，与中国人通婚，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并在地方建设上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参见秦惠彬的《伊斯兰教在中国》， 北京， 1994年，第43页至第60页。 这表明外来的穆斯林在与中国社会接触中开始渐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浅型的。他们的蕃坊因其地位特殊性，故未融入中国主流社会中。
2．元朝期间波斯和中亚的回回定居中国
元朝是波斯及波斯化的中亚穆斯林移居中国最盛的时期，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得以常驻和蓬勃发展的时期。蒙古帝国的扩张过程是循着先征服中亚细亚、波斯、阿拔斯帝国、西夏、辽和金，然后南下征服南宋的。在征服中亚、波斯和部分阿拉伯帝国后，蒙古人将大批掠掳的中亚和波斯工匠、投诚人员和战俘征编进蒙古军队中，然后回师东进征服中国。在蒙哥汗，忽必烈汗和兀良合台等蒙古贵族的东征军队中就有为数不少的来自中亚和波斯的回回军士等。有关中亚和波斯的穆斯林迁徙中国的问题，参见《元史》及笔者的拙作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Hui Communities of Yunnan Societ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第二章，斯德哥尔摩国际书社，1996年。
《元史》记载的回回人主要指被蒙古人征服的花剌子模国的穆斯林。中国史书称花剌子模国为“回回国”有关这一点，请参看《元史》的一些本纪和传记；冯承钧的《西域地名》，第52页，中华书局，1982年。，其臣民也就自然称为“回回”。花剌子模国当时是个大国，土地辽阔，其疆土涵盖中亚、大部分波斯、阿富汗和高加索等。回回人主要由波斯和波斯化的中亚穆斯林组成。《元史·塔塔统阿传》及《元史·释老传》；杨志玖：""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李兴华、冯今源主编的《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第228页，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拉施特《史记》，参见张星浪、朱杰勤编的《中西交通史料选编》的译文，中华书局，1979年版；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根据波伊勒英译本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中国史书记载过不少在蒙古军队中服役的回回军士在元代时落籍于中国各地的事例。如在河北的寻麻林一地就有三千户回回工匠驻守。在云南有一万五千回回军士遣征缅甸后还戍。北京就有回回近三千人户。参见《元史·哈散纳传》，《元史·仁宗本纪》，《秋涧先生大全文集》等。其他各地也有，因而“元时回回遍天下”。《明史·西域传》。 当然，这儿的回回也包括宋、辽、金时期从西域（主要是中亚和波斯地区）而来的穆斯林移民后裔。元时，回回与波斯文化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元史》有不少处提及回回时，也提到他们中的“答失蛮”（波斯语：学者，宗教教职人员〕、迭里威失（波斯语：贫困者，或苏非游方信士〕等波斯名称。这两者都是穆斯林中的宗教人士和虔信者。据学者分析估计，元朝时，蒙古人将百万计回回穆斯林移入中国定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蒙古政权中做官授爵，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见《元史》中的有关本纪和人物传记等。
二、波斯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
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社会生活中包含的波斯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些甚至遗留至今。这些留存于中国穆斯林社会生活的波斯文化因素肯定和中国穆斯林先辈的祖籍来自于波斯和波斯化的中亚地区不无关系。下面，分五个方面来叙述波斯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影响。
1．语言
《元史》中，通过汉族学者记载而发见于回回人用的波斯语除答失蛮和迭里威失外，还有：别谙拔尔（paighambar，先知，尤指先知穆罕默德）、纳失失（nasigh，或nasij，丝织品）、术忽（juhuda， 犹太人）《元史·文宗本纪》，卷33；《元史·顺帝本纪》，卷43。、迭屑或达尔赛、忒尔萨（tarsa，基督教徒，或火祆教徒）见《长春真人西游记》，参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5卷，第97和102页。等。在宗教生活中，中国穆斯林今天仍使用了一些波斯词汇，其中包括一些现代伊朗社会和伊朗人不再使用的或即使使用，其词义也有所含意不同了的词汇：
邦答（bamdad， 晨礼） 底格勒（digar， 晡礼）
撇申（pishin， 晌礼） 沙目（sham， 昏礼）
虎夫坦（khuftain， 宵礼） 乃麻孜（namaz， 礼拜）
呼达（khuda， 真主） 阿布代思（abudast， 小净）
阿訇（akhund， 教师） 邦克（bang， 唤礼， 宣礼词）
罗则（ruzah， 斋戒）等。
日常生活中的常用波斯词汇是：
巴巴（papa， 长者，爷爷） 板得（banda， 仆人，在下）
巴扎（bazar， 市场，赶集） 别马勒（bimar， 病）
拨纳（panah， 拯救，指被真主拯救）
得斯塔勒（dastar， 缠头布） 都什曼（dushman， 仇人）
多斯提（dust， 朋友，兄弟〕 垛子海（duzakh， 地狱）
固纳海（gunah， 罪恶） 归希（qimhi， 牛，羊肉，切碎的肉）
哈万德（khawand， 东道主，主人）
忽时奴（khushnudi， 宽恕，谅解）
和卓（khaja， 圣裔，先生） 卢白（ruband， 面纱，遮面的）
皮尔（pir， 老人，圣徒） 披拉罕（pirahan， 尸衣，天堂券）
克希（kas， 人） 等。
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中国各地的穆斯林社团中，特别是一部分回族社团中，今天仍在他们的宗教和日常生活中保留并使用着的波斯词汇竟达160个之多。见笔者的拙作：Glossary of Chinese Islamic Terms， London （伦敦）： Curson Publisher （寇尔松出版社）， 2001。
2．日常生活习惯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穆斯林的先辈从中亚和波斯移居而来，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习惯中，保存了相当浓厚的该地区文化的特色。至今，在我国的一些穆斯林聚居区还盛行着来源于波斯和中亚的生活习俗。下面，通过一些社会调查和史料的记载，我们撷取一些事实以飨读者。
在婴儿出生以后，中国穆斯林，尤其是回族穆斯林，通常要给新生婴儿起个经名，或阿拉伯名字。给男孩的经名是阿里、哈桑和侯赛因等，给女孩的名字是法土麦、阿以涉等。这种偏爱于先知家室成员的名字的嗜好在中国穆斯林中广泛使用，恐怕这也许和中国穆斯林先辈是从受什叶派影响的波斯和中亚地区迁徙过来这一历史事实有联系。
婚礼仪式中，在念结婚证词上，一些地区有这样的习惯：新郎父亲回答阿訇的证词是“格卜来” （阿语，我同意，或我接受）；而新娘父亲的回答是“达旦” （波斯语，我同意）。《穆斯林会话》，上海外国语学院出版， 1993。念完证词后，阿訇将干果、糖和一些钱币向新郎新娘头上撒去。这种习惯也是来源于波斯。
在为亡人站者拿则（阿语，悼念亡人的祷告）后，回族实行转依斯嘎退（阿语：赎还，或赎罪）仪式。据说这种仪式也是受伊朗东北部的马什喀德地区、波斯化的中亚地区以及土耳其东部地区的文化习俗影响。在瑞典求学时期，伊朗学者马赫迪先生和土耳其学者哈立德先生与笔者的交谈中，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有些地区在20世纪初时在葬礼前还让亡者的长子用波斯语念孝子经。马仁山：“云南澄江穆民今昔概况（续）”，《月华》，第5卷，第11期，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