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云南等地的回族农村中至今还留存着一种习惯：即宴请客人后，将专门放在一边的牛肉凉片和干菜等肉食由纸包着让客人带回家与他们的家人分享。如客人不收，那将是很大的失敬。这种习惯是中国穆斯林的先祖从波斯、中亚迁徙来时带来的。Clavijo， Ruy Gonzalez. 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our， trans. Markham， C.R.，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857， p. 135。再则就是，中国穆斯林在主麻（阿语，星期五聚礼）礼拜时节，有些虔诚的教民向清真寺奉献一些食品，在教民礼拜结束后赠与大家，并在大殿抱厦中一起分享。据伊朗学者认为，这也是波斯地区穆斯林的习惯。在留学瑞典期间，伊朗学者马赫迪在观看了笔者放映的云南回民和伊斯兰文化的有关幻灯片后所作的评论。云南通海县纳家营的回族小孩在解放前还经常玩一些他们祖先从波斯、中亚地区传过来的游戏。这些游戏对周围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群众来说是相当陌生的。纳为信：《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19世纪末，北京牛街清真寺还印有阿里巴巴的双刃宝剑图，这是为水手在航海时遇有风暴大浪时所用的符咒物，祈求风平浪静和旅途平安。我在The Moslem World （《穆斯林世界》）杂志上见过此图的照片复印件。
3．宗教礼仪
中国穆斯林在宗教礼仪修持中也受了一些波斯和中亚穆斯林做宗教礼拜方式的影响。如回族做乃麻孜（波斯语：礼拜）时念的赞词常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混合而成的，举例如下（画着重线的词为波斯语）：
niyat kardam kih bikuz azam duw raka"at sunnat namaz bamdada mutawajjah shudam bajahar ka"ba khalissa lillahi ta"ala allahu "akbar
（我举意，我在晨礼圣行拜中礼两拜，我对至尊，至大的安拉以虔敬的心而把脸转向克尔白方向）。
据19世纪末在成都皇城清真寺任职的阿訇马有林介绍说，像这样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混合的礼拜祈祷词在我国各地已使用了400多年。《择要注解杂学》，北京：中国伊斯兰协会，1980年，第3页。中国穆斯林不但在做礼拜中使用这种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混合的祈祷词，甚至在做大小净时也使用类似的举意词。
在伊斯兰教节庆中，中国穆斯林除庆祝开斋节、古尔邦节外，还举行庆祝圣纪节，即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日、逝世日，纪念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或法图麦）节，或旧称“姑太节”等活动。我国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的一些穆斯林还过阿舒拉节，但内容不是纪念侯赛因在卡尔巴拉的殉难，而是纪念先知努哈和穆萨等。在云南，圣纪节是伊斯兰教节庆中最隆重的节日。整个社团要举行集体会餐。届时，许多客人都被邀请来参加。云南的回民庆祝姑太节（法蒂玛节）的习惯有至少400多年的历史。据云南个旧鸡街城老清真寺石碑“姑太节常驻铭文”记载。 有趣的是，中国穆斯林在庆祝圣纪节使用的纪年方式是按波斯历纪年，而不是阿拉伯太阴历纪年。新疆维吾尔族和塔吉克等其他穆斯林民族还庆祝波斯新年（瑙鲁兹）。不少地区的穆斯林在星期四晚上念“潘闪经”，以悼念亡人或赎罪。“潘闪”在波斯语中是星期四的意思，因此，这一习惯无可置疑地烙上了波斯和中亚伊斯兰文化的标记。
4．宗教教育
经几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中，也有不少波斯文化的遗迹。首先，在经堂教育中使用的教课本中有不少是波斯文本。为此，一些比较大的穆斯林聚居区的经堂学院还专门讲授波斯语和波斯语法。比如山东著名经师常志美（祖籍波斯）编写的黑挖乙（hawa"《波斯语初程》）类似的教材在北京东四清真寺发现的是《学习门径》（minhaj al-talah）.，云南马联元改编的基米牙乙（kimiya"《波斯语语法》）等。经堂大学里教的波斯文教材有《四十段圣训》，系波斯学者以波斯文注释的。还有如《古力斯坦》（蔷薇园），系萨迪著的波斯文长诗，也在一些大的经学院中教授。据罗帕主编的《珍藏的伊斯兰教手抄本》中提到，中国许多的老清真寺都藏有一些手抄的波斯文著作。Geoffrey Roper ed.： World Survey of Islamic Manus， vol. iv.， London， 1994年； 还参见赵衲：《经学系谱》，杨永昌注，西宁， 1989年等。
最后，需谈到的是在经堂教育的毕业典礼仪式中，学成的哈里发由阿訇和本地社团中的知名人士赠予一件绿色长袍和一顶尖顶且周围裹上白色缠头的帽子。据一些伊斯兰学者认为，这种帽子式样和服饰与中世纪的波斯社会和中亚社会的伊斯兰教职人员的服饰颇为相像。见笔者的博士论文Concord and Conflict，前引书； 程德淦：《访云南纳家营》，摘自《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4期，第27－28页。
5．教义的适应性
明末清初，数位中国穆斯林学者，如王岱舆、马注、刘智等都纷纷撰文著书，以中国儒家学说和中国文化的专用术语来诠释伊斯兰教义。这种将基本的伊斯兰教教义和《古兰经》的教导结合本地文化习惯和特色，并把两者糅合一起，吸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也颇与波斯文化吸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同时保存基本的波斯文化的优秀传统相近。众所周知，波斯伊斯兰教文化中的照明派存留着古代火祆教中的两元论思想。苏赫落瓦底就把这种两元论的思想吸收进伊斯兰神秘主义，形成了苏非神秘主义思想的“照明派”。中国的穆斯林学者像历史上的波斯学者一样，将伊斯兰教地方化，适应本地的文化习惯，运用经训将“乌日夫”（阿拉伯语，地方习惯）中以不违背经训的成分划为无害的，可实行的。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大卫博物馆中展出的一些阿拔斯王朝和伊尔汗王朝的文物中包括有清真寺建筑上的龙，狮石雕和浮雕，清真寺前置放的焚香炉等，使笔者联想到中国清真寺的同样的风格沿用以及大胆地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和提炼。这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中国古代清真寺前的石狮子，及清真寺房顶上的龙形装饰物可能和波斯文化有联系。而波斯文化的这种特性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偶合。我们知道，在波斯的伊斯兰文化中并不反对绘画和彩饰。而中国的古清真寺大殿和邦克楼建筑总是画梁彩栋。中国穆斯林，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将波斯文化和中国文化之美集于清真寺等伊斯兰建筑于一身。这种建筑学上的灵活应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三、波斯神秘主义和中国苏非教团
我们前面说过，波斯的照明派，即苏赫落瓦底教团的神秘主义思想中留存了波斯伊斯兰化以前的火祆教、摩尼教的两元论思想。据我国史学工作者在解放前的调查，我国西北地区有一些苏赫落瓦底教团的教众。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前引书，第820，830，833-834页。 如今他们怎样，未见任何研究报告和记载。很可能这些苏赫落瓦底成员融入了内地哲赫林耶和虎非耶派的门宦中，以及新疆的依禅派中。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我们探究中国苏非教团和门宦的历史渊源，我们将会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和流传并兴盛于波斯或受波斯文化影响的中亚地区的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和苏非教团有关联。
清初时，呼罗珊的宗教师失利夫（Sharif）来中国甘肃张掖传教。他著书47本，并分散传播于甘肃和青海地区的穆斯林社团。赵灿，前引书，第13页和第69页。 另外，与波斯神秘主义有联系的格兰岱（波斯语，Qarandars，或革烂得，游方的苦行僧）曾在康熙年间活动于陕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格兰岱最盛时，仅在云南一地就至少有25个回民村受它影响，学习和实践其苏非内理。参见马注的《清真指南》中的第10卷：“左道通晓”；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8世纪由马明心在也门道堂学习后传入中国的哲赫林耶派，其思想实际由波斯人艾卜·玉素甫·哈木丹（卒于1140年）所发轫，后又由阿布杜·嘎德尔·吉拉尼所充实。参见笔者的拙作《弗来彻和他对中国纳格昔班底教团的研究》，《回族研究》，1997年，第4期；再参见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哲赫林耶派由伊朗传入伊拉克，后又传入中亚。从中亚它再传入新疆和中国内地。而波斯塔不里士坦人吉拉尼，即哲赫林耶派的创始人之一，又传播了嘎德林耶的学说。1673年，阿拉伯人华哲（和卓）·阿布杜·董拉希将嘎德林耶派传入中国，它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教团。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和门宦制度史略》，银川，1995年，新版。 该门宦中的灵明堂（它又和虎非耶门宦有联系）于19世纪末受了伊朗巴布派思想的影响。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前引书，第132页。
根据虎非耶派的毕家场门宦的创始人马宗生的传谱来看，他的先祖来自于波斯。而虎非耶派的创始人马来迟在去麦加的朝觐期间也曾学过苏赫落瓦底派的学理。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和门宦制度史略》，第154页。
中国数大苏非教团及其支派各门宦都不同程度地在他们宗教仪式中使用了波斯文的经典，如《麦罕麦斯》（五律诗韵）、《麦丹夜合》、《米尔撒德》（Mirsad），其作者是德黑兰人拉齐·阿萨迪（1168－1256）；《喀慎而亭·勒默阿忒》（Asha"at al-Lama"at），其作者是阿赫默德·查密；《默格索特》（Maqsad al-Aqsa），波斯人穆罕默德·纳赛斐著等。甚至一些经学堂还教授安萨里的著作和哈菲兹的波斯文长诗等。参见冯今源的“波斯文化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载于Iranian Encyclopedia， 已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金宜久：“苏非思想与中国经堂教育”，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
除此以外，波斯文化通过回回历法、回回医药、建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我国的穆斯林社会和中华文化给予一定影响。有关这一方面，有专文介绍，恕不赘言。参见宋岘的文章，载《伊斯兰教和回族文化》，杨怀中和余振贵主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由于波斯和波斯化的中亚在地理上的特殊位置，使得它们成为中国穆斯林与外界伊斯兰世界接触和联系的主要途径和渠道。通过朝觐，宗教求学和经济通商，中国穆斯林和它的载体—中国伊斯兰文化在历史上深受波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和接触并没有使得中国伊斯兰教完全脱胎于外来文化和外来宗教。恰巧相反，中国伊斯兰教是华夏文化和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的中亚文化的融合、交互作用的产物和结果，是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总而言之，波斯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和中国华夏文化的互相接触和渗透而生成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团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以期专家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原文载于《第二届伊朗学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元代穆斯林移民与云南社会
13世纪上半叶，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以势如破竹之势征伐了中亚、波斯和阿巴斯王朝的部分地区。这一事件改变了当时欧亚大陆的社会和文化格局，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和忽必烈带领蒙古军掉转头来，越山涉水地急行军，进行了东征。东征的这支蒙古军中裹挟着大批被蒙古人在西征中俘获或归顺蒙古人的中亚穆斯林士兵。在《元史》记载中，这些穆斯林士兵时而被称为“回回军”，时而被称为“色目人”，或被称为“西域亲军”等。据回族学者在分析了史料后作出的粗略估计，将近100百万的色目人或回回人先后被编入蒙古东征军。在这次历史性的东征中，由于长江天险，由忽必烈和兀良合台指挥的蒙古——回回军选择了从狭隘的金沙江处以羊皮筏子渡江征服云南，然后以云南为跳板进而征服缅甸和南宋。蒙古人征服中亚和西亚后回头征伐中原及云南的路线和过程可以参阅瑞典斯德哥尔摩（Stockhold）国际书社（International Bookshop）于1996年出版的笔者的博士论文：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Hui Communities of Yunnan Societ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和谐与冲突：对云南社会中回回社团的历史透视》）第二章部分。据《云南回族史》认为，元代大约先后有10批回回士兵、工匠等群体性地进入云南，其总数达10万人之多。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中关于云南回族起源部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这就是穆斯林社团在云南的建立和伊斯兰教传入云南的正式开始。虽然有零星的资料表明，元代以前曾有一些穆斯林进入云南，但从穆斯林社团出现于云南这样的角度考虑，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伊斯兰教在云南扎下根的时间始于元代。元代云南穆斯林定居点的出现犹如历史地理政治中的“飞地”现象：从中亚移植来的穆斯林组成群落与伊斯兰教世界的联系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所隔绝，同时云南又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云南穆斯林与中国其他地区穆斯林社团的联系又为强大的汉族文化和西南的土著民族的文化所阻绝。因此，元代云南穆斯林的历史生活线索的再现必定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现象。在我们研究元朝的穆斯林历史以前，有必要对当时的云南民族文化情况作一个简略介绍。
一、元朝的云南民族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