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中梁仪式：对云南回族社会文化综合化现象的历史考察
本文是笔者在瑞典隆德大学宗教史系完成的博士论文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Hui Communities of Yunnan Societ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和谐与冲突：对云南社会中的回回社团的历史透视》，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国际书社International Bookshop，1996年）中的第七章的后半部分，在翻译成中文发表时有一些删节。
一、大理喜洲村回族竖中 梁仪式目睹记
1994年10月下旬，我在滇西考察回族清真寺建筑，收集碑文资料及历史上的回回民俗，以准备我在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确定的有关云南回族伊斯兰教内容的博士论文撰写。10月30日，我应大理西门清真寺马阿訇邀请，前往喜洲村参加该村举办的庆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1425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并在此目睹了一次隆重的回族竖中梁仪式。
喜洲村位于喜洲镇边缘，居民有回、白两族，其中回族有百余户。从滇西回族中留存下来的《赛典赤家谱》来看，赛氏第五子马速忽后裔的一支曾落藉喜洲一带。赛氏七世孙赛哈智的嗣裔也在喜洲落户。赛典赤家族的族源远在中亚布哈拉，故喜洲和大理地区的回族居民在文化上与中亚和伊朗的传统有—定的联系。在19世纪咸丰年间云南回民起义前，大理地区曾是省内有名的回民聚居区。尽管遭受了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回族人口锐减，但伊斯兰文化的历史遗迹和影响仍历历在目。我们乘车抵达喜洲清真寺时，受到了该村阿訇、乡老、哈里发和教众的欢迎。全村穆斯林身着节日盛装，济济在清真寺里，欢庆这一重大节日。早餐后，我参观了整座清真寺。在礼拜大殿前搭有一高坛，其上悬挂着一条中文红绸横幅“庆祝先知穆罕默德圣诞”。大殿左厢为教长一家居室及会议室，右厢则为一正在建筑当中拟作经堂学校的教学楼，仅为木屋架构，下午即将举行的竖中梁仪式就在此举行。去右厢不远处是清真寺厨房和水房。未油漆的经堂学校教学楼的木屋架，完全是中国化的寺院结构，木梁的檩头为木雕龙头。木柱和梁上贴有不少书有赞主、颂圣内容及《古兰经》经文的红绿纸标语。地基上放着四根待竖的大中梁。其中的一根围着一幅红绸，上面用黄、白油漆写着阿文经字。中间的一段为清真言，环绕四周的是《古兰经》首章“法谛海”。红绸四边用四个新镍铜币当作钉子钉进木梁中。其余三根中梁也用相同方法装饰，只是所用绸料颜色及所选阿文经文不同。正午时分，寺管会主任宣布竖中梁仪式和圣纪节庆典活动开始。数位承建楼房的汉族木匠登梯上梁，准备竖梁工作。喜洲村清真寺教长站在前排领头恭颂某段《古兰经》章节。在他念诵时，鞭炮声骤起，站在横梁上的木匠垂下绳，地上的人将绳子拴住有红绸的中梁。第一根中梁竖上房顶，木匠们忙着将它固定到架上。接着是应邀参加庆典仪式的一位别村阿訇走出又诵念一段《古兰经》，伴随他的诵念是又一串鞭炮的爆响。第二根中梁竖上房架。屋顶上站立的一位木匠师傅向下面的人群抛撒花生、糖果、葵花子等食品。地上观看竖梁仪式的人群纷纷抢着捡起花生糖果等。第二根中梁就位后，第三根、第四根中梁依次竖上房架。每竖一根梁，贵宾席站出一位外村阿訇诵念一段阿文经“都阿”。随之来的是鞭炮声和屋顶上撒食品等。小孩、青少年、妇女、哈里发乃至老年人都争捡地上的瓜子和糖果。第四根中梁上到架后，喜洲村的阿訇带着大家一起做“都阿”。当人们说着“阿米乃”（阿语意“是”）时，所有祈祷的人都以手掌从前额抚摸至下颚。然后人们都去大殿做晌礼。在人群从教学楼工地前散开之前，喜洲村的寺管会负责人和乡老们向外村的回族代表和乡老们分发用红纸包扎好的包子等食品。礼拜殿里人们坐在拜垫上诵读《古兰经》。诵完以后教长用阿语念诵《赞圣经》选段，选自以前赞圣的阿拉伯长诗《白拉赞孜注释》。东非、马来西亚和印尼穆斯林在纪念圣纪节时也诵此诗。下午两点半，参加者开始礼拜。礼拜结束，人们离开大殿而参加大聚餐，即进入竖中梁仪式和圣纪节的高潮。清真寺大院里安排了50张桌面，每桌配有1名服务员服务。400多客人应邀参加，加上喜洲本村的回民约1000千人。就餐时客先主后。每桌8菜1汤。会餐后阿訇（或长辈）自愿带领做“都阿”，道阿米乃。每人再次以手托撑脸面。“都阿”带领人用阿语高声喊道：“主赐予你们平安！”在座的人很快离开桌子，紧接着，另有8个客人取而代之就餐。这就是我在喜洲村参加竖中梁仪式的经历。
二、对竖中梁仪式的进一步调查
参加喜洲村的竖梁活动以后，我在实地考察中得知竖中梁活动在云南回族社会中甚为流行，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一个多民族和文化多元化的环境中，由于回族与周围邻居民族的交往和互动作用，这个仪式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许多回族老人证实，在其孩提时代曾见过或风闻过这一仪式。在他们的父母亲这一辈，乃至祖父母辈，也有升梁仪式，结束仪式后全村大会餐。这是回族社会中的重要事件。11月的一天，我在寻甸县回辉村清真寺邦克楼的第3层上看到屋顶大梁上记录升梁日期的毛笔字：光绪32年（1906）。这仅是这个邦克楼的重建日期，原楼已在19世纪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的炮火中被摧毁。一位老人告诉我，在他小时听他爷爷说，当木匠清理废墟以重建新清真寺时，从烧焦的中梁上发现了钉嵌的铜钱。原来的邦克楼年代多久，本村并无文字记载。只有清真寺大殿左侧墙边有两块石碑。—块碑记说咸丰五年（1855）村民们挂功德以庆祝筛尔波节（伊历第8月叫筛尔波）。另一则碑文说雍正年间（1740）为庆祝姑太节（法蒂玛节），村民们捐资以建常住（寺产）。早先的邦克楼很可能建于18世纪以前。
回族社会中的竖梁仪式兴许历史更长些，根据1930年通海县纳家营回民的说法，在他们调查先辈的历史活动中发现建水馆驿一个被遗弃的土地庙的横梁上有阿拉伯经文。他们相信这是其先祖纳速鲁修建的一座清真寺。纳速鲁是纳速拉丁曾孙，为回回军首领，元末调戌滇南。如果这一推测可信的话，那么竖中梁仪式在回回社会中当形成于元、明之交的14世纪末。
对竖梁仪式的解释在不同年龄的回民之中是有差异的。不同的答案也反映出他们的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的教育层次。有些说仪式能带来主的恩慈和吉祥。一些说它证明了安拉的无限能耐。当我问到竖梁仪式的功能时，一些人认为：它有助于把中梁固定到适中位置，这样房子就结实，不会塌倒。在我的实地调查中好几次处于有些尴尬的场面：当老人告诉过去回族生活中的竖中梁仪式时，一两个受过一些经堂教育的回族青年或中年人走过来打断我们的谈话，并否认过去和现在的回族文化中有这样具体事实。我能理解也很尊重这些同志的宗教感情。但是历史总是历史，个人的情感代替不了历史。
但我对升梁仪式的好奇心不在于仪式本身而在于它反映的综合主义的过程。仪式显示了中国宗教对回族穆斯林生活的影响，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融合以及回族对中国社会的适应性和文化综合联系。是汉民族首先形成了建盖新房举行竖中梁仪式的习惯。这个习俗主要为了祈求中国神话中的鲁班神匠对建筑的保护。一位学者对中国社会的升梁仪式作了如下评论：“在盖房的关键时刻，比如开始打地基或安装房顶的中梁，建筑工以明显的宗教态度对待他们的工作，举行祭祀活动。当中梁准备竖起时，工人小心翼翼地将红布裹在梁上以图吉利。随后，人们以烧香、焚纸钱来简单地献祭。有时候以食品和酒为献祭。这时大梁被吊升至屋架上，一串鞭炮点燃以示仪式结束。在盖房这样的大工程中，关键时刻的稍一位置不正也许会造成墙塌屋陷，这不仅使工程半途而废，而且可能造成人员伤亡。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人们祈求于超自然的力量以增强使经验知识取得成功的机会”。Yang Ching-Kun（杨庆昆）： Religions in Chinese Society（《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第71-72页。
将喜洲村的竖梁仪式与中国农村汉族举行的这类仪式相比较，回汉民族举行的竖梁仪式在大体形式和过程中有相似性。两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燃鞭炮，在中梁上包红绸写字以图吉利，念经以期超自然力的护佑，仪式结束后举行聚餐庆祝作为感激和酬谢。当然，这两个民族举行同一仪式在细节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对信仰不同宗教的回汉民族来说，他们对这一仪式的解释和态度也截然不同。汉族把它转变为偶像崇祀活动，使用诸如烧纸钱的方法敬拜神工巧匠。回族则在仪式中崇拜幽玄的真主。汉族也许诵念佛经、道经，或就根本不念经，而回族则以阿语念诵《古兰经》和“都阿”。汉族在覆盖中梁的红绸上写“福”、“寿”等字，回族则书写阿文经字。汉族依照风水择地选时，延请风水先生或算命家来主事，而回族则在伊斯兰节庆时候举行竖梁仪式。在聚餐中汉族依常例饮酒吃大肉等，而回族则遵照教法饮食。汉族在宴席中耗时靡费，而回族则相对来说是快席快撤。由此说明，回汉社会中的竖梁仪式有不少类似之处，但在宗教内容上则有很大不同。即便在聚餐的目的上也不尽相同。汉族安排的丰盛宴席是表达“对神祇的感恩和以大家分享神祇所提供的福佑的形式来消灾避祸”同上，Religions in Chinese Society，第77页。而回族在仪式后的宴席是节日的欢庆和社团的团结，或者对向新建工程或做节而捐赠财礼的客人致谢。尽管有这些不同，但竖中梁仪式显然是中国文化的习俗。在对伊斯兰世界中心地带如埃及、阿拉伯半岛、伊朗及土耳其等研究中，我们未发现有穆斯林为盖新房或清真寺时举行类似仪式的证据。埃及和苏丹农村在为新清真寺打地基时要进行放奠基石的仪式。放基石时，虔诚的穆斯林或教职人员要诵读《古兰经》，大家礼拜。仪式后即宰牛羊，设宴分享牛羊肉。我在瑞典隆德大学和挪威卑尔根大学留学时，我的同事埃及的卡兹姆·巴利赫（Kazim Baligh）和苏丹学者阿拉瓦（Alawa）提供了这些民俗情况。在伊朗农村中，如果一家盖房，村民们便自动来相帮兴建，以劳动力来支援。在盖房的时日里，房主全家准备饮食款待来帮助的村民。在盖房的关键时刻，人们一起礼拜祈祷，念诵《古兰经》章节，以希望房主一家好运，新房结实等。在瑞典隆德大学留学时与伊朗学者马赫迪·沙菲加尔（Mehdi Safighar）交谈记录。但是中东伊斯兰国家肯定不会有像云南回民穆斯林所举行的升梁仪式。
在我与许多回族老人交谈有关竖梁仪式的口头材料中，我发现其先辈吸收了比较多的中华文化成分，在竖中梁仪式中一些汉族习俗也被融合进来。在我到过的47个云南回族村社中，有11个村在升梁时将五谷置放于开凿进中梁的小洞眼里，然后以银元或铜钱将洞塞住，再覆以红绸。五谷象征吉利和丰收。峨山文明村的回族已在竖梁仪式中杜绝了这一汉化习惯，但仍然从房架上向人们抛撒果品。虽然许多回族村已消除了在中梁上放置五谷的陋习，但仍有少数村庄沿用。嵩明回回村和寻甸丹桂、回辉村的部分回民还保存这一习惯。尽管一些虔信的回民谴责放五谷习俗，但事实是在回族历史上这一习惯较为流行。
三、竖梁仪式的各种地方特色
由于云南回族村社散居各地，各地的竖中梁仪式庆祝活动的宗教色彩也各异。回族村社周围的社会氛围也以不同方式影响了这种仪式。当中梁竖升到屋架上时，有些村社的阿訇仅仅发邦格（波斯语、意宣礼员诵念的召礼词），或者用阿语念简短的“都阿”。有的村子阿訇在竖梁仪式中只念“都阿”。而在一些大的回族村，特别是那些开设经堂大学的村中，仪式中阿訇要念较长的阿文经文，礼拜祈祷是仪式中最庄严的部分，反映出强烈的伊斯兰色彩。
出席仪式的各村阿訇所诵念的《古兰经》经文也因人而异。这种所选经文的不一致又和仪式被举行的时辰有关系。简言之，一些村社的竖梁仪式和汉族的较为接近，而许多村社更愿强调仪式中的伊斯兰特点，对中国习惯的吸纳取谨慎的态度。楚雄的几个村社和玉溪大营的回族不做竖中梁庆祝活动。这使我觉得非常意外，因为距大营二、三十公里之外的峨山几个回民村都搞竖梁仪式。由此，即便在相近的地理位置，回族社会习惯都有差异。但这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楚雄和大营的回族村搞过竖中梁仪式活动。尤其是大营，它的礼拜殿的中梁上仍有升梁时辰的毛笔字迹。也许，竖梁仪式在20世纪前期为朝觐过麦加的哈只所革除。这种猜测可以从该时期云南回族社会中兴起的受瓦哈比运动影响的伊赫瓦尼思潮得到证实。在滇东北的昭通和鲁甸两县，大多数回族村也不举行竖中梁仪式。其原因部分归结于该地的回族有很大一部分属于伊赫瓦尼派。该派坚决抵制那些他们认为不符合伊斯兰经训的汉族风习（虽然仍有一些伊赫瓦尼派占多数的回族村仍搞竖梁仪式）。据格底目派（老教）的回族说，这两个县的回族村不搞此种仪式，部分是因为该地区的经济贫困状况。滇东北一向被视作是贫瘠山区。所以该地区的回汉群众都生活得很俭朴。加之交通不便，农业落后，他们很难支付举行仪式所需的浩大花费，尤其是排场很大的聚餐。尽管如此，他们前辈老人是搞过这个仪式，因为不少清真寺的中梁上记有上梁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