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摩门博士在寄给我的一篇他写的论文中更明确地指出，伊朗马赞德兰人杰玛尔·阿凡提（原名苏莱曼汗，即上述去过新疆叶尔羌的人）在德黑兰皈依了巴布派信仰。后来受巴布的门徒巴哈乌拉的指示，到过中亚（阿富汗和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马来亚、新加坡，甚至远到印度尼西亚作过广泛的旅行。他在当地穆斯林社团中进行巴哈伊教的传教活动。他用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以及他在当地突击学习的本地语言向穆斯林群众和其他人们讲解巴布的思想和巴哈伊教的主要原理。他传教的主要方式之一是把自己打扮和伪装成一个苏非托钵僧进行宣教，并在护照上标明自己的身份是苏非谢赫，还常常以谢赫贾玛鲁丁的名字出现。在他个人不倦的努力下，不少地方有成百上千的人皈依了巴哈伊教。这些接受巴哈伊信仰的新皈依者不仅有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还有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其中甚至有当地的王公贵族。有一次仅在缅甸曼德勒一地，就有6000人信仰了巴哈伊教。摩佳·摩门：《对杰玛尔·阿凡提穿越亚洲的宣教活动的记述及其作用的分析》（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Jamal Effendi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Baha"i Faith throughout Asia），此文系作者在英国纽卡索举行的巴哈伊信仰国际研讨会宣读的论文。从这里的描述可以想见，杰玛尔·阿凡提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巴布思想的宣传者，如果他真的到达了叶尔羌并居住了六个月的话，那么我们不难相信，他在新疆南部地区将巴布思想灌输给了某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和来自甘肃等地且在那里学习苏非学理的回回穆斯林。
三、对中国苏非教团——灵明堂受“巴布”教派思想影响在逻辑上的推测
根据摩门博士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即杰玛尔·阿凡提（谢赫贾玛鲁丁）于1888年至1890年期间可能到过中国新疆的莎车（即叶尔羌）以及邻近地区进行过宣传巴哈伊信仰的传教活动。由于冻伤，他在叶尔羌呆了6个月。从阿凡提一生的宣教经历来看，他个人作为传教师应该是非常有宣教经验并很有魅力、很有感染力的人。因为在他所过之处，有时会有整个村的穆斯林群众皈依了巴哈伊信仰。他打扮成苏非苦行僧的模样，过去的传统教育可以证明他具有很高的苏非神秘主义学理的水平。从巴布和巴哈乌拉的著作来看，比如巴布的《默示录》和巴哈乌拉的《七道峡谷》，都反映出他们本身是伟大的宗教神秘主义思想家和体验者。所以，在巴布教派和巴哈伊信仰中，不乏宗教神秘主义学者。作为伊朗人的杰玛尔·阿凡提毫无疑问地对鲁米、加米、哈菲兹等波斯苏非神秘主义诗人的苏非神秘诗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当阿凡提到达新疆宣传巴哈伊信仰和巴布思想时，他肯定受到了中国穆斯林的热烈欢迎。仅凭阿凡提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知识，就足够使得中国穆斯林肃然起敬并拜为老师而行弟子礼了。这一点可以从清朝康熙年间赵灿的《经学系传谱》一书中可以回味到赵灿：《经学系传谱》，杨永昌、马继祖标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况且，鲁米、加米和萨迪等的苏非神秘主义杰作是中国穆斯林传统经堂教育的教材课本。从这些事实可以推断，杰玛尔·阿凡提在新疆莎车及其地区宣传巴哈伊信仰时，不可能在他身后没有留下他传授过巴布思想的弟子。就算他遭到了信仰正统逊尼派的维吾尔族和回族穆斯林的抵制，他也可能将巴布思想与苏非神秘主义思想一起掺和着灌输给他们了，从而在中国穆斯林社团中留下了巴布思想和观念的痕迹。如果我们将兰州的灵明堂史料和巴哈伊信仰历史中发现的史料对照起来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说，静杜子巴巴（外丰永地尼）、哈比本拉西、哈米栋吉尼（哈密顿地尼）、塞利姆等人也许就是杰玛尔·阿凡提在中亚、印度和新疆传教时所收留的弟子，也许是杰玛尔·阿凡提的弟子的弟子。这些弟子将从阿凡提那里所传授的混合有巴布思想的苏非知识又再传授给了在兰州的马灵明了，或者是马灵明的弟子在新疆进行教务活动时遇到了阿凡提或阿凡提的弟子，接触了巴布思想，或者深化和传播了巴布思想和教义。如果我们再次联系前面介绍的灵明堂史料来观察和分析，那么可以不妨这样说：如果灵明堂的创始人马灵明于25岁（1877年）受苏非学理和巴布思想启蒙的话，那么他可能接触了来自伊朗和中亚的巴布教派逃难者，或者是遇上了杰玛尔·阿凡提在中亚和印度地区传教后所教授的弟子，这些弟子又继续旅行传教，将巴布思想带到了兰州，传授给了马灵明；如果马灵明在40岁那年（1892年）被授受了苏非真脉和巴布思想，那么他接触了杰玛尔·阿凡提在南疆地区传教时（1888—1890年间）所教育的弟子，因为阿凡提的弟子被启蒙了巴布思想后又继续在南疆地区宣传老师的思想和主张，有的可能到中国内地来传教而到达兰州。加之灵明堂流传的资料里提到了静杜子巴巴、哈比本拉西、哈米栋吉尼（哈密顿地尼）、塞利姆的来处：巴格达、德黑兰、哈马丹、印度、喀什噶尔等，这些地名又正好与杰玛尔·阿凡提所传教地区大体一致。加之马灵明创立了灵明堂后，他和他的继承人一直不断地派弟子到南疆地区联络，进行教务活动，以扩大和强化灵明堂的包含有巴布思想的苏非实践传统。关于这一点，灵明堂的著名活动家马仁普留下的手稿《玉龙上人传略》记载了马灵明弟子靠福和单子久曾数度并长时间地在新疆一带活动的事迹。靠福甚至在哈密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灵明堂分堂——靠福堂。我在兰州对灵明堂的历史进行调查中，一位来自青海民和县姓马的灵明堂阿訇告诉我，说他在六、七十年代还在南疆进行过秘密的教务活动，说南疆的不少维吾尔穆斯林是灵明堂成员。2001年1月28日晚，当我与灵明堂西道院的马占海阿訇交谈中，他还肯定地对我说，灵明堂在新疆大约有2万名成员。凑巧的是，杰玛尔·阿凡提与灵明堂史料中的“香太师”或“香巴巴”兴许也有点联系，因为阿凡提逝世后，别人为他写的墓志铭上有“真主之爱的芳香”这样的赞誉。所有这些都清楚地指出，马灵明的灵明堂与巴布教派以及后来的巴哈伊信仰的思想交流和接触的可能性大概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也许这样的接触和交流的路线有好几条，时间有分别，地点有好几处，接触对象也可能有好几个。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也就是说，马灵明在其一生中不止一次地接触了巴布思想。这一点当今的灵明堂主持人汪寿天老人家说得很清楚：“来自中国以外的巴巴不仅将四大门宦的苏非教义传给了马灵明，而且还将巴布派的思想传给了他，由此成立了灵明堂。”参见笔者个人采访汪寿天老人家的记录，时间为2001年1月25日下午。“我们的教门是从巴格达、也门和南疆来的”。汪寿天老人家回忆马灵明先生的事迹，时间为2001年1月27日上午，参见笔者的笔记。
此外，马灵明成立的灵明堂对“巴布”这一概念的理解应该说与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的“巴布”理解是非常接近的。在巴布教派中，“巴布”具有神圣的性质，其使命是在马赫迪复临世界以前向人们揭示真理，引导人们走正道。而灵明堂是如何理解“巴布”的含义的？马灵明在其遗嘱中说：“吾俩是巴布门首答应的应答人的龙。”他将自己和自己的继承人都标榜为“吾俩”，即真主的亲近朋友和品级非常高的苏非圣徒，并比拟为是“龙”，所以在他和继承人的十辈传谱上都取名为“龙”，而他们仅仅是巴布门首前的代理人。如果我们再对照灵明堂第三辈道祖汪寿天先生在兰州五星坪重建道堂的八卦宫立木盛典上的讲话时，我们就会有更清楚的印象：
“灵明堂是什么？灵明堂是真主依斯俩目真教立在地面上的一面旗杆，是天际地面的定盘心，是贵圣安息的地方，是众多斯达尼波斯语dostan，dost的复数，意教胞、朋友和信众。中国穆斯林见面时的互称。朝圣的地方。”马兴禄口述，马老校长记录，韩寿修改： ＜前言＞，《兰州灵明堂道堂简历》，前引文，第1页。这样的宣言其实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灵明堂的教主具有通向真理的门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是巴布的代表和代言人。
总而言之，灵明堂的创始人马灵明的苏非思想以及灵明堂的建立和发展应该说是与伊朗的巴布教派思想有着内在的一定接触和联系。这种巴布派思想的影响由于在中国正统逊尼派穆斯林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环境氛围里只能以独特的苏非神秘主义教团形式的外壳得到生存和发展。当然，灵明堂所受伊朗什叶派巴布教派的影响由于通过遥远的地理距离间隔和漫长历史的接续以及不同民族、语言的转述而对“巴布”思想的理解变得支离破碎和发生异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原文登载于《新世纪宗教研究》，中国台北：宗博出版社，第2卷第1期，200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