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上海穆斯林社团成立清真寺董事会事件
本文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T0406）和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所承担的教育部重大课题《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伊斯兰教子课题》项目的研究成果。
2005年初，笔者应邀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伊斯兰教与儒教比较研究”项目。期间，有幸从享有盛名的燕京学社图书馆中找到了清宣统二年（1910年）印行的《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哈佛藏本线装书的木函上是《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的标题，但上海伊斯兰教协会图书馆的藏本封面上却是《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汇志》。然而这两个藏本的目录、序和骑缝上都印有《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的标题。本文参照了《上海宗教志》和《上海民族志》的用法，最后决定还是用《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比较妥当。在此我感谢日本敬园大学教授松本真澄对我查找资料的帮助和提供的信息。线装书一册。当时通过因特网查询了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国内大型图书馆的古籍书目录，均未查到这样的资料。也不知为何该本子辗转流传到了美国，被燕京学社所收藏。回国后，笔者在空余时间内细读了该书数遍，并得知哈佛的藏本仅仅是《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以下简称《董事会志》）的上册而已。《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藏），上海穿心街清真寺刻印，宣统二年（1910年）冬，第96页。下文一律用简称《董事会志》并标“前揭书”字样。可惜，哈佛大学和上海伊斯兰教协会的图书馆都没有《董事会志》下册。好在下册都是关于清真寺所属的坟地地图，因此，即便在没有下册参照的情况下，上册的内容和史料完全可以成为研究清末民初上海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团的状况了。在详细了解了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历史作用后，笔者个人觉得该文献是研究清末时期上海地区伊斯兰教状况和回族社会组织的重要资料，因为它忠实地记录了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上海穆斯林社团的基本情况。由于学术界在有关上海伊斯兰教的研究上对这个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阐述甚少，更没有从它与上海近代社会的关系这一角度分析董事会组织，这里有必要对成立董事会事件作具体的阐述和进一步的研究。
一、上海伊斯兰教界成立董事会的历史背景
1．清末的上海：港埠和开放性的城市
1840年鸦片战争后，以英国殖民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侵略势力长驱直入中国。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设港。由于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是江海汇合的要冲，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优越，加之又是商业港口，因此西方的资本大量在上海登陆，兴办实业，开公司、开厂和开商店等，同时利用上海这个口岸通过长江流域竭力向中国内陆进行经济和政治渗透。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的官僚买办及民族资产阶级混合型的发展状态。这种巨大变革肯定影响了上海地区社会的发展方向，使得上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观。“天演极而物竞生，自然之理也。”汪洵：“汪序”，《清真教董事会志序》，《董事会志》，前揭书，第1页。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正是上海社会各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们的正确选择。作为上海社会的一部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上海穆斯林社团，特别是穿心街（民国初年后称福佑街或福佑路）教坊，当时不断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潮流而进行的改革努力也是成绩斐然，在中国伊斯兰教界堪称首屈一指，这因为除了上海以外，中国穆斯林社会那时还没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实质性的接触和联系。
2．伊斯兰教在上海的历史
上海的伊斯兰教发端于元朝。当时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比如沙全、阿散、麻合马、纳速剌丁、涅只、阿塔纳、暗都剌、哈只、剌马丹等被差遣到上海做官。参见明正德年间顾清纂：《松江府志·守令题名》，第22卷，第1 -7页；引自《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6卷，第263-275页。还参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2000年，第44页、第74页、第110页。他们定居上海后，继续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在日常生活中信守符合伊斯兰教的生活习惯。元期的穆斯林于至正年间（1341年—1368年）在上海建造了第一座清真寺——松江清真寺。此后，又修建了拜天祝圣寺，根据上海回族学者张志诚先生的观点，后者应该也是一座清真寺。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447页。当时松江城周围还有大量的回回坟。到了明代永乐5年（1407年）、嘉靖14年（1535）和万历10年（1582年），松江清真寺经历了重建和重修，最后一次修建中还专门修建了南讲堂和北讲堂以倡导伊斯兰教育。此外，距离松江不远的七宝、诸翟等地也出现了回回坟，甚至青浦也修建了“真教祠”，马化龙：《青浦真教祠碑记》，《青浦县志·寺观》（版本不详）。但在民国22年刊、钱崇威纂的《青浦县续志·杂记·教堂》（第23卷，第11页）中却没有说明年代，仅叙述清真寺在城内聚星街，“所始年无考”，“教民以籍江宁、镇江者为多”；另参见哈宝信主编：《上海民族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36页。冯学文主编的《青浦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64页）也如是说。可见上海穆斯林社团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到了清代，松江清真寺从顺治15年（1658）至康熙22年（1683）的25年间就整修过4次。从修建的情况与捐款的数目来看，伊斯兰教比以前有更大的发展。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前引书，第456页。但在乾隆后期，由于西北发生了回民反清起义，各地官府对回民采取了某种歧视的政策。比如乾隆47年（1782年）在广西发生的“海富润案件”，松江的穆斯林改绍贤由于为来自海南的回民海富润携带的金陵穆斯林学者刘智著的《天方至圣实录》写序而受连累下狱，全家被抄。刘智：《天方至圣实录》附录一、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编，1984年印，第378-379页，第387-395页。后来虽受到乾隆皇帝的干预而获释放，但此事件毕竟在精神和心理方面强烈冲击了一些上海穆斯林的生活而使伊斯兰教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和影响。当时统治阶级的官方文书中有时用“回乱”的词语来描述西北发生的穆斯林起义反抗事件，因此，各地穆斯林均低调生活。尽管如此，伊斯兰教在上海仍然得到缓慢的发展，比如，七宝镇的穆斯林在南街王家场建造清真寺，在清真寺的附近又设置有一亩地面积规模的“回回坟”。《蒲谿小志》，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前揭书，第459页。
根据《董事会志》的记载，上海城区的修建清真寺是自同治初年（1862年—1864年）开始的。它指出：“穿心街之外，尚有南门外，亦于相近时建立。英租界又有八巴利洋行回教印度人公坟一所，并设礼拜殿，住屋为其看守。”《附清真寺说略》，《董事会志》，前揭书，第62页。但根据现有的史实分析，清真寺在上海城的建造大概要更早一些，应该在咸丰年间。随着上海城区的进一步扩展，加之南京又遭洪水，许多南京籍的穆斯林离开家乡来上海经商或经营珠宝、古玩和玉器、或打工谋生等，他们主要聚集于南市小南门。为了方便礼拜的目的，这些南京籍穆斯林遂于1852年（咸丰2年）在草鞋湾修建清真寺，因此该寺被称为草鞋湾清真寺，俗称“南寺”，它是上海城区第一所清真寺。《董事会志》中好几处含蓄地提到穆斯林于咸丰年间在上海定居建清真寺，但也有认为是1850年左右建寺的，参看花念慈、张绥：《简述伊斯兰教在上海的发展》，引自《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编写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4页。1870年，南京穆斯林以“务本堂”（清真寺管理社团）的名义，集资修建了“穿心街礼拜堂”，俗称“北寺”，系上海穆斯林在城区创建的第二座清真寺。此后，该寺于1897年和1905年两次扩建大殿，因而成为上海当时最大的清真寺。《董事会志》，前揭书，第59-61页。
3．城区中的商业组织
清末时期上海城区的商业非常发达，当时老城区的商业中以珠宝古玩业独占鳌头。进行珠宝和古玩交易的商人分为“京帮”和“苏帮”。前者是来自南京的穆斯林商人当然也包括苏州籍的回民商人，后者是来自苏州的汉族商人。前者在上海县署发给的执照中也被称为“金陵帮”。《董事会志》，前揭书，第13页。根据估算，南京穆斯林珠宝商在整个上海珠宝业界人士中竟占40%之多。朱克同：《古玩市场和珠市宝汇市——上海回族穆斯林的传统行业》，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编写组编：《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8页。
但是两个商业帮派在交易信用和兴办学堂问题上发生了纠纷。纠纷导致了两帮的决裂，甚至珠宝汇市一度被关闭，只是经上海知县的调解后才恢复。尽管如此，苏帮在后来的活动中仍然拒绝与京帮交往，从而试图孤立京帮。《上海道为苏州珠玉帮新建市场禁止滋扰告示碑》（宣统元年，即1909年）；《上海县为珠玉业禁售赝品告示碑》（宣统二年，即1910年），参见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第367-369页。关于信用问题的纠纷，主要是苏帮指控京帮销售赝品因而损害了苏帮的信誉。根据日本学者松本真澄教授的观点，珠宝古玩业中的赝品是从苏帮商品中那里流出来，然后苏帮以此再指责京帮贩卖赝品而挤压京帮。松本真澄：《国际都市上海伊斯兰复兴的一个侧面：满足于近代的共振》，《中日关系多维透视》，古厩忠夫教授还历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11月，第130页。至于兴学或教育弟子问题上的纠纷，苏帮强制京帮出席“敬神会议”及交纳建设学堂的酬金，《上海县为京帮珠玉业借用苏帮公所贸易告示碑》（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第366-367页。而穆斯林商人因为信奉真主独一，所以拒绝参加崇拜偶像的会议、寄送子弟到宣传多神论的学堂接受教育，不愿出酬金。因此，两帮在这两个问题上丝毫不让步。这种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的摩擦和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加之苏帮对京帮的歧视和欺侮，使得金陵派穆斯林商人决心建立自己的宗教社团组织来伸张正义并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况且还想与敌视和欺压自己的苏帮对抗。当然，这个时候，上海穆斯林社团随着穆斯林人口从外地迁徙进来也在不断壮大，清真寺的规模渐次扩大，宗教事务和日常事务不断增多，这就要求成立一个专门管理机构来协调穆斯林社团的工作及内外方方面面的关系。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组织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它的成形标志着上海伊斯兰教界和上海穆斯林社团组织建制的成熟和完备，也反映了伊斯兰教力量在上海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是上海社会自开埠后呈现多元文化和多维结构的趋势和民间社团机制日臻完善的结果。这种民间社团组织十分兴盛且机制相对完备的情况与当时清末时期整个国家处于颓势、加之政府官员腐败无能、社会积贫积弱和政治上万马齐喑的宏观局面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差别呢？我们除有必要对上海清真寺董事会成立情况和组织概况再作分析以外，还在结论中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社会学方面的说明。
二、成立事件和组织概况
1．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组织
在穿心街清真寺成立董事会之前，该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前曾经有过一个叫“清真寺务本堂”的组织。后来南京籍穆斯林有识人士认为务本堂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因当时清真寺的礼拜、节庆活动规模愈来愈大，宗教学堂的教学任务也日益繁重，加之穆斯林坟地的管理以及其他事项和要务的紧迫处理，乃决定于宣统元年改组务本堂为上海清真寺董事会，此事报请上海县知县田宝荣先生并获得批准。于是上海伊斯兰教界召集百余名穆斯林代表参加成立董事会大会，孙金福主编：《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月，第269页。开始了上海穆斯林社团划时代的事件。
那时的著名士绅赵献可先生谈到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成立时指出：“上海一隅，教中人商于是者，日臻繁盛。鉴于时局，爰组织董事会，维持公益，整理教务。于是开会选举。首推马君榕轩（廷树）任总董，金君星伯（彭庚）、哈君少夫（哈麟）也有写作哈少甫的。任协董，全体共庆得人举。”赵献可：“赵序”，《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第3-4页。这里清楚地反映出，董事会的成立是通过大家投票的程序产生的，总董事和协董的人选是靠得票的最多数遴选出来的。梁清和等人：《公请总协董书》，见《董事会志》，正文第1页。在清末的伊斯兰教界中开会投票选举董事会的负责人的做法在中国应该说是罕见的。上海的穆斯林社团以民主协商和大会投票的方式选举它们的领袖的先进做法在中国伊斯兰教界树立了率先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