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选出的总董（会长）与协董（副会长）共三人，他们“或著绩于军界，或播誉于乡闾，或驰声于社会。其德行品望，非但吾教之推崇，抑亦遐迩所钦仰。”这一段话说明，上海居住的穆斯林人士并非都是商人或社会中下层人士，相反，他们中的不少人直接参与了国家政权和行政工作，有些担任要职，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他们有着十分认真的工作态度，热心社团的公益事业，因此“凡兴学、培茔、整规、集会，无不任怨任劳，实事求是，释纷利俗，奉总协董为依归。其自治之程度，诚足为立宪之先声。然非马［廷树］君之挈领提纲，金［彭庚］、哈［麟］二君之同心赞助，固未易获此效果也。”赵献可：“赵序”，《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第3-4页。恰如时人指出的那样：“伏念三君子，以光明磊落之襟怀，担领袖全体之责任，所有教中诸要务，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知必能出。其平日之经济才能，热心、毅力，次第整顿，日起有功，为我教进无穷之德业，增无限之光荣”。《阖教全体同人公具：致总协董赞词》，《董事会志》，第3-4页。选出的董事会领导人在社会上本身是有一定地位、身份及有影响的人士，即便在非穆斯林群众中也有一定的声望。况且他们品德高尚，能力超众，又有为广大信众服务的心愿。他们的出现是社会的要求和筛选的结果，也是穆斯林社团需要优秀领导人带引教众生活的使然。事实证明，他们的活动一定不负众望，把上海穆斯林社团建设成繁荣兴旺的境况。民主选举的公平程序为宗教社团产生优秀和素质高的干部队伍和信众领袖奠立了坚实的基础。
2．董事会负责人和各职能部门
总董马榕轩（1868—1923），字廷树，安徽和县人。少时随父习铜匠技艺，后入上海某军事学堂攻读雷电专科。清末先后任海军钧和舰管带、秦淮河疏浚工程负责人、上将军府稽查营务处总稽查、大总统卫队司令管、雷电讲习所所长。1909年经选举任上海清真寺董事会总董。他亦是清末著名抗日将领、战死于平壤沙场的左宝贵的子婿。马廷树的妹妹嫁给了民族英雄、清末名将左宝贵的儿子而成为左将军的儿媳妇，马廷树因此关系故谦称自己是子婿。
协董哈少夫（1856—1934），字麟，江苏南京人，社会知名人士。幼学儒籍，因承家学，熟习金石书画瓷铜，青年时期从商，壮年游历全国并东渡日本。光绪后期与沪上著名书画家发起组织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任过副会长。一生研究及收藏古玩甚多，其中不乏精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两次出资扩建上海穿心街清真寺，为该寺务本堂董事。宣统元年（1909年）被推选为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副会长，同年与其他书画家和收藏家发起成立上海书画研究会。后来他又被选为清真寺董事会总董。亦任上海各教对话和交流的松散团体——尚贤堂董事。哈少夫任职期间集资创办了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敦化小学。一生热心回族公益事业，多次义卖收藏珍品和私人房地产，捐作清真寺、学校和公共坟地之用。哈宝信主编：《上海民族志》，前揭书，第272页。
协董金星伯，字彭庚，南京籍人。著名绅士，古董收藏家和古玩商人。他数次出资捐助清真寺的公益事业。任职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副会长期间配合总董马廷树、协董哈少夫做了不少工作。他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逝世。
从简历可以看出，经过民主选举或公决的董事会负责人都是上海当地著名人士，德高望重，且又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有出众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又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在总董和协董的领导下，董事会还具体地成立了各职能部门，为其挑选了干练、正派、优秀的人员领导这些部门。比如为清真寺聘请了“大掌教许庆麟（字瑞臣）、二掌教杨大勋（字忠和）和三掌教刘森荣（字耀卿）”组成的教职人员体系，此外通过协商任命了特别名誉议董4人、特别筹议董事26人、经理书记董事4人、经理学堂董事6人、经理收支银钱董事2人、经理调查银钱账目董事4人、经理寺中杂项器具董事6人、经理工程修饰董事4人、经理木槨施布施槨董事2人、经理公茔董事12人、经理圣忌走公坟斋月董事8人、经理招待董事2人等。《总协董复请各董分任义务启》，《董事会志》，前揭书，第7-10页。粗略统计，整个清真寺董事会总共有83位董事所组成，分掌10个部门。这样的组织机制恰如董事会的章程解释得很明确，即“一木撑不起大厦，一人难理万机”。《总协董复请各董分任义务启》，《董事会志》，前揭书，第7页。清真寺董事会同时还规定：每逢星期五聚礼时，请各董事们齐集清真寺里开会议事，即便有要务羁身，也必须事先请代表参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对处理具体事务方面实行民主讨论，然后做出决定。可见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具有民主和代议制的性质，有相对完整的民主议决和决策的程序。这样的宗教社团形式的民间组织能充分代表了教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工作效率和社会活动能力及监督和被监督的机制。
董事会还规定了掌教的职责：“以司教化之权衡，以导愚蒙之觉悟，俾得各归正道，免致歧趋”，为此，必须“敦请有道德品学者为掌教”。对特别名誉议董的职责规定是：担任善举，整顿教规，扩充学校教育，培糊本教公莹等；特别筹议董事的职责是：商量紧要事务，同心筹划和切磋那些兴利、改革积弊、整顿事理，其目的是公议决办；书记董事的职责是：登记书信，记录会议，起草文件，拟就通知和报告等；学堂董事的职责是：经理清真寺的经堂教育；收支银钱董事的职责是：理财和计账；调查银钱账目董事的职责是：查账和执行财务监督；杂项器具董事的职责是：管理仓库的资产和器具等物资；工程修饰董事的职责是：维修和装饰清真寺、学堂和公地的建筑等工作；木槨施布施槨董事的职责是：负责丧葬用的器具和材料，特别须照顾那些同教中的贫苦家庭所遇到的困难，解决他们的缺乏；坟茔董事的职责是：管理坟地的购置和修缮等；圣忌走公坟斋月董事的职责是：安排圣忌节（先知穆罕默德生日和忌日纪念活动）、伊斯兰教节庆时的游坟和斋月中的开斋饭及开斋节、宰牲节的庆祝等活动和管理组织的事宜；招待董事的职责是：接待来客及宴请等。以上内容参看《成立董事会宗旨说略》，《董事会志》，前揭书，第15-20页。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确实是一个机构完备、分工细致、职责明确、制度严格、事务具体落实且有透明度的大型宗教社团组织，这样的组织当时在中国不多见，在中国伊斯兰教界也开了社区民主管理和充分自治的先河。此外，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职权范围也超出了单一教坊的地域，它统管了上海市全市穆斯林的墓地，统管了穿心街清真寺、清真别墅和高墩街清真女学，创办和管理学校，还组织清真商团等团体。花念慈、张绥：《简述伊斯兰教在上海的发展》，引自《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前揭书，第206页。
3．上海清真寺的寺产
根据《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统计，宣统二年时，上海清真寺的产业，以当时的时价合计，大约总值达三万元银钱之数。这个数字是根据穿心街清真寺的房产价值计算的。《附清真寺说略》，《董事会志》，前揭书，第62页。此外，坐落日晖港的清真别墅（回族公坟地设立的礼拜场所）一处，其后身余地有三亩；加之它东面有商铺四间和四披，统计大约价值达四千元银钱之数。还有回族的公莹地有六处，总共地产达二十九亩九分五厘三毫，折合当时的价值大约高达一万五千元银钱之数。《赞前辈扩充清真寺及公坟纪念》，《董事会志》，前揭书，第61页。这样一算，上海清真寺的寺产总计肯定达到甚至超过五万银钱的价值，因为草鞋湾清真寺的房产和地价还未算进这个数字。如果再加上广大教民在伊斯兰教节庆交纳的乜贴（阿拉伯语音译，用于宗教用途的捐赠）及实物捐赠，那么清真寺的寺产或不动产的累计价值就更高了。上海清真寺寺产能有这样的规模，在同时代与其他地方相比，那是非常不简单的。它从侧面可以看出上海伊斯兰教界的实力、社团资产积累的数量、清真寺的规模和穆斯林群众的宗教热情等。考虑到上海穆斯林社团的短暂历史，它的清真寺资产和财力等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社团相比是很突出的，这其中重要的因素是上海港埠的经济有西方资本的注入以及穆斯林社团经济得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4．清真寺的宗教活动
穿心街清真寺在清末时是上海最大的清真寺。平时礼拜的人数不少。当时记载，该寺平日礼晚拜（突厥语和波斯语音译：伙夫滩）者约百余人。主麻（阿拉伯语音译：星期五聚礼）日礼拜的有三四百人不等。而在斋月期间每日约五六百人参加礼拜。圣忌节和开斋节时分的会礼大典肯定超过一千多人。《附清真寺说略》，《董事会志》，页62；《赞同教友人热心公益纪念》，《董事会志》，前揭书，第73页。宣统二年的伊斯兰教历三月二十八日那天，穿心街清真寺里举行隆重的纪念“圣忌节”的宗教活动。当时踊跃莅寺的礼拜者不下千余人。礼拜完毕后又肆筵设席，共设宴有百余席。《赞同教友人热心公益纪念》，《董事会志》，前揭书，第73页。以每次十五桌计，共撤席和重新布席连续七次多。这在附近有千户之多的穆斯林聚集区来看，盛况确实空前。至于草鞋湾清真寺、松江清真寺和其他几所清真寺的宗教活动和节庆应该来说也是有一定的规模，并与它们代表的教坊教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清真寺的宗教活动可以反映出即便在上海这样世俗化和商业化的城市里，穆斯林群众仍然坚守着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仍然热忱地参与宗教礼仪实践和庆典。他们顽强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坚定的宗教信念使得他们成为上海社会各界中最具有凝聚力的团体和组织。这种民族与宗教合一的组织在一个文化多元化和社会竞争十分激烈的近代港埠城市中为回族穆斯林的立足生存被证明是至关紧要的。
5．清真寺兴办的教育
上海伊斯兰教社区对宗教教育特别是宗教小学的重视如同文献评论的那样是很到位的：“兴学育材，培菁英而期开化。”《劝捐兴学集会序》，《董事会志》，前揭书，第21页。对宗教小学教育的重视能置于战略的高度：“德法之战，俾士麦宰相归功于小学。诚以小学即为强国之根。小学若办得好，则忠臣孝子胥出其中。小学若办不好，亦乱臣贼子出其中也。”《学董马树周君演说词》，《董事会志》，前揭书，第31页。上海穆斯林社团将伊斯兰教育看作是关系到穆斯林未来的战略大事来抓，并且非常重视清真小学的教育。
在这之前，上海城南的草鞋湾清真寺的穆斯林曾经兴办“务本学堂”，它“以陶成学业，诚属善举。悉遵奏定章程，加习天方教文，冀毋忘根本。”《开学赞词》，《董事会志》，前揭书，第29-30页。后来穿心街清真寺在此基础上成立“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招收了100名学生，年龄7岁以上，15岁以下，不分地域，面向全国。《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暂行规则》，《董事会志》，前揭书，第25页。其办学宗旨与“务本学堂”一样，除学习伊斯兰教知识以外，还加强学习科学知识。对于坚持学习伊斯兰教经文知识的办学目的在文献中阐述的很清楚：“我天方教文，为开通吾教文化之祖，除习普通科学外，自应加增教文，以期毋忘根本之意。惟经文奥旨不易讲求，非请有道德经术者不足任教授之责。”《敦请阿衡教授经文启》，《董事会志》，前揭书，第44页。所以，学校的方针是注重国民教育，兼重天方经文（伊斯兰教）教育。它的规模不小，且虽处地方但生源则来自全国各地的穆斯林社团，这就保证了上海伊斯兰教界与全国各地其他穆斯林社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教育方面互相支持和联络，发扬了伊斯兰教提倡学习的优良传统，并以上海为基地向全国穆斯林社团输出经汉此地的“经”主要是指《古兰经》、声讯和其他伊斯兰教典籍和阿拉伯语课本的教育；“汉”即中文或汉文化教育，包括四书五经及儒家文化的传统教育。知识两通的优秀人才。
从促进教育包括发展现代国民教育这一目的出发，学校分别开设了以下课程：初等科目（修身、国文、算术、图画、体操、乐歌）。高等科目（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体操、乐歌）。学完初等科目毕业后可以升入高等科目学习，学完高等科目毕业后由学校直接报送中学读书。课程包括经汉两类。经学有《古兰经》、圣训的学习和应用，甚至学生要练习解释和评讲宗教经典。汉学除了国文等，还有科学知识，这些在世俗学校也是正规的科目。可见，上海的清真学堂的教育兼容了伊斯兰教的科目和国学的科目，加之西方学校教育中的科学知识，甚至有英文、图画和音乐等。《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暂行规则》，《董事会志》，前揭书，第25页。如此先进的经汉相通、中西融会的清真寺教育在全国应该是名列前茅的，也是非常创新的。
为了办好这个伊斯兰学校，在挑选教员的问题上，董事会颇下了一番工夫。他们认识到：“学堂为培才之地，教员为成才之人，虽有良材美玉，不经大匠绳墨，何以成栋梁？不经玉人雕琢，何以成圭璧？方今广兴学校，莫不育环异之士，励富强之图。塾师之关系不綦重哉！是以教员劝则学生奋兴，教员逸则学生怠惰。”《敬劝教员热心教育》，《董事会志》，前揭书，第34页。由此，清真寺聘请了7名教员对学生施教，他们大多数是江苏江宁人，回族，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且愿意全身心地投入民族宗教教育事业。个别是私塾学堂毕业，其余则是毕业于新式的师范专科或高等师范学校，因此有较好的学历和知识功底，且视野开阔，见多识广，经汉知识两通。《教员姓氏籍贯履历表》，《董事会志》，前揭书，第45页。有这样的教师执掌学校，何愁学生学不到尽人意的各项知识呢？
上海穆斯林社团对于那些“寒苦子弟无力读书者，本学堂为教育普及起见，准其来学，免缴学费，应用书籍、笔墨、纸张，概由学堂供给，至高等科卒业为止。”《上海公立清真两等小学堂暂行规则》，《董事会志》，前揭书，第27页。可以看出，对穆斯林社团中那些经济条件困难的弱势群体也给予格外的照顾和关心，充分体现了宗教教育的普世性及儒家思想“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