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有个不为人知的名字：素芳。记忆中，很少有人提及它，除非远在异地的亲戚们来，我们是难得听到的。
母亲在一家大医院的住院部地下室里看水泵。工作程序很单调，上水时按绿电钮，排水时按红电钮。机器运转，轰轰隆隆的如一艘行驶在海底下的潜水艇。空气闷热，缺少湿度，光线暗淡，能见度低，让人产生远离尘寰的孤独感。其实，我和哥哥们是不赞成她继续工作的，毕竟六十五岁的人啦，但她常常为此生气抱怨，说一切都是为了我。我便很愧疚。
母亲三岁上，老爷死了，随即姥姥改嫁，母亲跟着舅老爷过。她在十七岁上孤身一人嫁到偏僻荒凉的吉林扶余，那时父亲十四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学生。后来父亲参军赴朝，一去数年，除带回几枚油亮亮的军功章外，就是一身难以医治的疾病了。母亲随父亲转业到本地，在一座老旧的楼房的底层，有了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家。母亲先后生过六个孩子，两个夭折，还有一个未及分娩就死在腹中，据说一水儿女孩子。我作为她最小的命根子哇哇坠地时，母亲已经是个四十一岁的中年妇女了。记忆中，母亲对几个子女十分严厉，她只字不识，却由不得我们在外面惹是生非，别管你在外面如何委屈，回到家挨说遭打的还是我们，连父亲也劝不住。父亲则每天靠打针来维系自己的生命。那时药剂奇缺，物资匮乏，他能够保持良好的心境和健康的肌体，是与他淡泊平和、与世无争的性格以及母亲的关心体贴分不开的。他后来频频住院，将日渐孱弱的生命持续了许多年。母亲就抛下嗷嗷待哺的我，到了一家建筑工地当起运泥搬砖的驾子工，挑起病夫幼子的家庭重担。
父亲去世时，被拖累了近三十年的母亲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悲哀。她的痛苦在于，姐姐那时也患上了父亲的疾病，而且终日打针吃药，甚至无法参加父亲的葬礼。姐姐在患病十年后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花开花落的十年，姐姐参加了工作，结了婚，又离了婚，及至卧床不起，双目失明，素日陪伴她的依然是母亲那日见衰老、不轻易落泪的容颜。当我尚未分担母亲的忧愁和苦难的时候，那个带有遗传性的疾病又降临到我的身上。我不知道生命能允许激情放纵多久，我只知道，母亲她太劳累了，她变得有些神经质，几乎让人难以理解。她常常在梦魇中呼唤着某个孩子的小名，突然醒来，然后以劣质的纸烟冲淡那寂寥的长夜。她还十分吝啬地保留着破烂不堪的家具和衣物，每天提着塑料筐转两趟市场，拣最便宜的东西买回来，计算着如何把它们打发掉。对于我每天的用药和额外的治疗费用，母亲是从不吝惜的，她把有限的工资积攒起来，就是为了让我有个美丽的归宿。然后呢？她决心要回到老家去，守着一块菜田，自耕自种，度过余生。
母亲的戒烟是因为一次例行的体检，大面积的糊状阴影，让医生和母亲忐忑不安。母亲的心情倒不全是为了她自己。戒烟后的母亲无事可做，就守着电视从早看到晚，凡涉及到国际新闻什么的，她就十分留心。我的两个哥哥到俄罗斯已经闯荡两年，他们的音讯时有时无，为家里笼罩了一层若明若暗的牵念色彩。在有雨的四月，母亲不可抑制地怀念着逝去的亲人，想念着异国的亲人，牵挂着情绪烦躁的我。她的后脖颈因为着急上火，起了一块核桃大小的痈，四处走动时，勾着肩背，低垂着头，已显出苍老缓慢的神态。尽管母亲希望我无时无刻不守在她的身边，听她言不由衷的唠叨和埋怨，可我依然向往外面的世界，直到四处碰壁，重新回到母亲温暖宽容的羽翼下，像个等待飞翔的小鸟。
朴素但是芬芳，母亲有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啊。但愿有生的日子我们能学会记忆和珍藏，像拥有一束永不凋零的美丽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