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世俗化”。在很多场合下，文学的风云人物变成了平民、小人物、左右为难的窘迫者，以及他们非常实在的悲欢，人间的烟火气骤然变浓，文学成为肉身化的文学，与之相联系的是，对忧患意识的消解，偏于物质与感官，化忧虑为达观，化沉重为无奈。对于文学的这种平民情怀和贴近老百姓生存的倾向应该给予肯定，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优势——通过小人物和尘世的忧乐折射时代的大主题。但问题在于，在批评了假大空和伪崇高之后，一部分作者有可能走向了另一极端，从英雄崇拜转向了“非英雄化”。一味地描写日常生活的烦冗、单调和尴尬，所谓一地鸡毛，强调原汁原味，回避重大的精神冲突，那就缺少了足够的力量。
世俗化是与神圣化相对称的，经典化是与大众化相对称的，灰色小人物是与英雄相对称的。文学是否由神圣进入世俗，由英雄化进入了平民化？这里有文化转型的大背景。由崇尚精神到崇尚物质实惠，由关心政治历史的伟大进程到关心日常生活的小型叙事，直到把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生存质量作为重点。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中的主导东西。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史诗的世纪末。这是百年来审美风尚的一次带根本性的变化。这些确乎是一方面的事实。但不可以偏概全。从整体流向上看也许是这样，但不是一切。《突出重围》和《英雄时代》就不是这样，《西去的骑手》也不是这样。《英雄无语》和《我在天堂等你》皆不是这样，它们不也同样获得了成功，有其充分的存在理由吗？
四是“日常性”。应该看到，今天的生活形态主要是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文学在大幅度地向日常生活贴近，似乎向大起大落、急风骤雨、惊雷闪电般的戏剧化方式告别，代之以平实、琐细、无奈的生活流。以斗争模式为中心的革命赞歌和英雄传奇不多见了，启蒙主义的狂热、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也成了昨天的事。上世纪的最后十年与前九十年在审美意识上的反差十分明显。
表现日常化的文学自有其生存理由：我们的文学传统中有种东西，总是强调甚至硬性规定，作家只能关注重大事件，展开宏大叙事，把历史理解为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所谓把握历史的本质，相对忽视了日常化的历史，日常化被视为无意义。然而文学史证明，许多日常化的、无意义的东西，往往最具文学价值。我们是否忽略了私人生活空间？忽略了某些貌似无意义实乃最具人生意味的空间？日常化记忆与私人化记忆，对文学来说都很重要。
五是“个人化”。谈今天的文学，“个人化写作”是绕不过去的。显然，个人化不是指创作个性或创作劳动的个体性特征。事实上，个人化更多的是一种人文姿态，是对个人独立性和自由意识的某种确认。但并非所有人或自称是“个人化写作”的人都能这么认为。我理解，“个人化”之所以被提出，主要是因为现代人面临着商品、物质、财富、专制、权力对人的个性、独立性、主体性的挤压和消蚀，并且被消解到无个性的群体化、符号化生存中去。这种挤压越是严重，个人化的抗争也就越强烈。也可以说，个人化是现代人拯救自我的一种方式。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健全发展的先决条件。比如当下，一些知识分子有感于自由精神丧失的惨痛历史，强调回到鲁迅的起点，张扬个性，坚持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就颇接近“个人化”的旨意。在创作上，健全的“个人化”是有感于繁琐、无聊、麻木、浅层次的欲望化描写。以及心灵的萎缩等物化现象，而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终极关怀，并富有个性地表达出强烈的人文精神。
我们之所以对健全的“个人化”加以肯定，还因为二十世纪的记忆基本是群体的、革命的、集体的。这是一个中国人在集体焦虑中寻找意义的世纪。即使一些被认为离经叛道的私人化作品，仍基于一种集体记忆。这是历史形成的。历史的记忆方式有可能形成对存在的遮蔽。作家有必要反抗遮蔽。“无意义”的生活的意义在于，它仅仅是对个人有意义的生活，永远不会进入历史生活。但不能进入历史的，却未必不可以进入文学。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个人化写作，包括自称个人化写作的某些写作者。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个人化，一种过于注重私人空间，描写极端个人化的生存体验和心灵感受，热衷打捞抽象人性的碎片，把个人化转换为隐私化；另一种则是，虽然身处边缘化的位置，但能把当下的生存体验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以个人化写作来沟通对民族灵魂的大的思考。前一种个人化，虽也不无一点认识意味，但太狭小了，难成气候；后一种个人化，境界就大多了。我更赞赏后一种路径，并主张多多发扬这种个人化——主体化的创作精神。
三
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以上我们从文学的外部环境和文学的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入手，陈述和辨析了文坛和文学创作的种种现实。这些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们存在着故而它们合理。然而，不可忘记，黑格尔的这一命题并不是消极无为的，而是暗藏着否定之否定的批判精神，若要破译的话，那意思是，凡是存在的都是要消亡的。据说当时有人道破了天机，黑格尔吓得面如土色。他宁可让人们骂他阿谀，也不敢让人们看清他的谜底。其实文学也一样，我们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地指出文学的存在现状是什么样儿，而是必须进一步思考今天的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儿，人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和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市场化进程加速，放眼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政治多极化，全球文化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这些自然不直接作用于文学，但作为文化生态大气候却影响着文学。知识经济的迫近，“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的提出，冷战思维的淡出，都在促成思想文化背景的日趋多彩和审美意识的多样。我国国内的文化则出现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大众文化三大板块并存不悖且互为渗透的格局。具体到文学，就出现了如前所述文学功能的全方位展开。大众文化的广泛渗透，它对文学作品生产的影响，尤为突出，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都不能不受到它的冲击和改造。比如，先锋实验小说作为精英文化的一种，曾风光一时，而现在处境就比较尴尬，陷入了我是谁的角色焦虑，在启蒙话语与后现代话语之间徘徊，主要还是精英气质难以融入民间大众。一些先锋作家也不得不向本色叙述回归，因为大众文化背景对文本实验的容忍度是有限的。通常所说的主旋律小说创作，作为主导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它说教倾向较重，现在为了争取更多读者，也不得不向大众文化倾斜，包括吸取某些民间化、通俗化的表现模式，例如侦破模式、忠奸模式、落难模式等等。
文学界人最爱谈的是边缘化与中心化的关系，其实没什么意思。“边缘化”是这些年文学界形容自身处境时最喜欢使用的词。边缘化的含义大致是，由于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物质主义盛行，文学和艺术不再成为人们最热衷的话题。作家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光荣地充当“代言人”和“启蒙者”，居于较中心的位置，一举一动为公众关心，现在被推向了边缘，不能跟歌星、球星们较量了，大有“门前冷落车马稀”之叹。“边缘化”是事实，却有个怎样正确看待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或扩而大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文学艺术和作家的位置发生某种移动，是很正常的，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使命和功能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关键在于不能自己把自己边缘化，自我放逐，或远离现实，或消解意义，或滑向调笑式的痞子式的游戏态度。若以边缘化自居，只能加剧边缘的处境。我们看到，有一些作家，他们意识到，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学作为社会的良知和精神的灯火存在。他们关注时代，强化体验，爱憎分明，激情充沛，关心百姓的疾苦、呼声，事实证明，他们的作品很受欢迎，并不边缘。比如张平的写作和找他的上访者之多就很说明问题。当然，我不认为作家们都要像张平那样写，政治色彩那样浓，但由此可以看出，就某种意义来看，文学在本质上、精神上并不存在边缘化的问题。其实，边缘与否，显赫与否，与一个真正作家有多大关系呢？关汉卿、曹雪芹，决不会因为社会不重视戏曲和小说而投笔不写作。对作家主体来说，任何时候自我都是世界，他永远是他的话语中心。
第二点是，附着在纸媒体上的文学，还有多大前途，与现代化的电子传媒相比，它是否面临着萎缩以至消亡的命运？当然不是这样。文学语言的魅力是其他媒体取代不了的。我曾说过，小说作为文学恐龙的地位可能要结束了，这话曾被人曲解为文学将要如恐龙灭绝。我的意思是，小说不再是称霸于文学，文学有可能进入文论时代。人们早就发现，文学作为最古老的审美方式，它是最具原创意味和基础意义的艺术。文学向各类艺术包括电子传媒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文本资源，“文学性”一语几乎成为衡量一切叙事艺术的通约。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文学的重要吗？
我们同时发现，作家们在夹缝中发展自己。如何既想不弱化批判锋芒、文学价值，又兼顾市场效益？如何在市场和意识形态的双重作用下，既保持批判的力量，又得到大众和主流社会的认可？这就需要创造一种文学语言，具有双重性，含义随场合的变化而变化。小说中的双重性话语并置，正是价值矛盾的反映。作家利用双重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小说写成一种复调的、多义的、有空间的文本。他们致力于“大众化”与“化大众”并行，他们尽量在压力下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例如，大雅与大俗之扭合问题即是。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多元话语中体现主导话语，在杂多语境中体现主潮的力量。我们充分肯定多样化的意义，但一条河流没有主潮就无法推进。这里的“主潮”与主旋律还不是同一个概念，也不是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精神的同义语，它理应与强烈的人文关怀保持密切联系。在我看来，当今的文学，虽然丰富庞杂、光怪陆离、应有尽有，但是回避宏大叙事，钻入小型叙述和个人化的迷宫成风，欲望化的描写颇为时尚，鲜有表现时代民族命运的大主题，鲜有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鲜有对父老乡亲的大悲悯、大关怀，鲜有对人的尊严、痛苦、彷徨、被伤害等等人性问题的强有力表现，鲜有崇高撼人的人格力量，鲜有宏大的气魄和笔力。总之，反思精神、启蒙精神、悲剧精神趋于弱化，这是当下最令人忧虑的。人们总喜欢谈论什么是“好小说”，我也能开个清单，列几条出来，但我以为这没有用，重要的是上面的话，关系到为什么需要文学和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人是太阳，人是根本，只有表现人的文学才最具活力；表现“物”和“欲”的文学是没有力量的。
2002年10月写于潘家园
（原载《北京文学》2002年11期，此文获《北京文学》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