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阅读生活里，短篇小说占有重要位置，提起许多名作，我们总是如数家珍、津津乐道，它们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审美趣味甚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这绝不是夸大之词。现代文学如此，“十七年”文学如此，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也大致如此。然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以来，短篇小说似乎再也不是我们热衷的话题了。这究竟因为什么？看来，有必要重新审视短篇小说的价值，尤其是怎么看消费时代短篇小说的价值：广大读者对它的期待值有多高，需要到什么程度，它在文学内外的意义如何、前景如何，它在文学性方面能给我们什么补益？当今的市场真的拒绝短篇小说吗？抑或这只是我们对市场的猜想和误解？
如果说，文体也有运气的话，那么今天就是个短篇小说不太走运的时代。遥想新时期文学之初，短篇小说一马当先，突破禁区，回归传统，与思想解放运动的节拍相呼应，其风姿何等矫健！稍后，才有了中篇小说的兴盛和长篇小说的复苏。可是今天，面对市场，面对消费，面对大众文化趣味，面对文学消遣功能的上扬，短篇小说不但不能算风头很健，它甚至有点儿生不逢辰。那么谁的运气更好一点，当然是长篇小说了；至于长篇的运气为什么好，需要专门探讨。这里只想特别指出的是，就文体的习性而言，长篇小说或者变化中的长篇小说文体，在功能上比较能适应市场，承担策划性和复制性，兼容通俗性和消费性，而短篇小说的天性似乎更倾向于纯文学，更接近于原创性和精炼性（微型小说却向市场一边倾斜）。这从“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时期文学的开端都是短篇小说冲在前面可以看出。正因为如此，现在短篇小说创作陷入某种困境就不难理解了。我还感到，别看书店里到处摆着“经典”，其实，今天的文学正面临着一个经典性被消解和被稀释的过程，执著于经典性创作和阅读的人在减少，满足于消费性写作和阅读的人在增加。这自然很正常，但这也许是不利于短篇创作的。为什么呢？从作者一面说，呕心沥血写短篇的人、坚守者、苦恋者，日渐稀少。表面的原因也许不难找到，因为中国的稿费制是以字数来计算的，经营短篇小说，至少不是个能赚钱的活儿。它也不像长篇小说，能给作者带来后续利益和附加值，滚雪球似的引起连锁反应，比如报刊连载、出版成书、提供影视剧文本等等。但是，往深处想，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在想，短篇小说的兴盛与否，是否与人们对永恒价值的崇尚与否有关？与精益求精的耐性有关？与追求较纯粹的艺术品的成就感有关？在小说领域里，写短篇，应该有点像写绝句、写律诗一样地讲究“提炼”。应该特别强调“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记得老舍先生有部叫《大明湖》的长篇小说书稿未及出版便毁于战火，后来不得已凭着记忆，将其中最难忘的一段写成了著名中篇《月牙儿》（篇幅实相当于现在较长的短篇）。当提起这件往事时，老舍先生幽默地说，他是转祸为福，经济上吃亏了，艺术上占了便宜。何为艺术上占了“便宜”？——完成了一件艺术精品之谓也。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欣慰呢？《大明湖》毁于大火，已成灰烬，价值如何不好判断；《月牙儿》作为现代文学的精品，已成定论。老舍先生还说：“显然地，字数多只在计算稿费时占些便宜，而并不一定真有什么艺术价值，杜甫和李白的短诗，字数很少，却传诵至今，公认为民族的瑰宝，我们要求的生活和艺术的浓度不是面积，万顷荒沙不如良田五亩。”——这些话，至今看来仍是诤言。
在这里，不妨以本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四篇获奖作品以及我所接触到的一批短篇为例，来看一看短篇小说的创作现状，看一看短篇多方面的功能以及它的艺术可能性，在今天靠什么打动人心。我发现虽只有四篇获奖，但这四篇小说的涵盖面却不能说小，它们堪称当下生活的几幅鲜活图画，颇具时代色彩。它们或写乡村（《上边》），或写军营（《驮水的日子》），或写小城镇（《大老郑和他的女人》），或写大都市（《发廊情话》），场景各个不同，互不“靠色”，好像早在调色板上调好了似的，其实完全是偶然。它们的人物各有特色，有深山里善良的老妇人，有执拗而坚定的上等兵，有以特殊方式生存和“同居”的男人和女人，有喋喋不休的“都市闲人”。别看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人物，恰恰是他们的心灵和举止，折射出了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
我以为，看王祥夫的《上边》，要看心灵的深曲和丰富。深山与“城里”，构成了空间距离；昨天与今天，构成了时间距离，一切是恍惚的，似梦似烟，有种遗世独立的况味。《上边》的魅力就建筑在这种“距离”之上。“上边”指山上的台地，那里条件艰苦，留不住人，那里无边地恬静和寂寞，仿佛被世界抛弃的一个角落。但刘子瑞和他的女人还是舍不得离开那里。他们的儿子并非亲生，但“生的不如养的亲”，儿子从城里来了，于是搅起心灵的波澜。小说主要叙述刘子瑞的女人的心理波动，诉诸细密的心理刻画，不断闪回拉扯养子长大的过程和母子之间的亲情。儿子很听话、很孝顺，在一天一夜里修理好老屋，添置老人的生活之所需。他内敛，说话不多，我们就越是被感动。儿子临走在墙边撒了一泡尿，母亲在儿子的“遗留物”面前发呆，她用瓦盆把尿渍盖住，这下意识的行为意欲何为，莫非她要尽可能让他留得长？多么动人啊，刻骨的爱，多么朴素啊，无言的爱。作者的笔，细密、委婉，贴着人物写，贴着“动情区”写。要说小说的缺点，也许是写得过于密实了，缺少空灵的间隙。
看温亚军的《驮水的日子》，要看人生的境界美。这是篇最单纯的作品，但内涵丰厚，这又是形式上纯粹、最具“简化”风格的作品，但能构成象征和隐喻的意味。小说主要写一个人和一头驴的对抗与亲和，先是看谁能磨得过谁，后是看谁能离得开谁。这位上等兵，坚韧、不屈不挠、充满了人情味；那头驴，倔强难驯，一旦收服，就忠心耿耿，绝对可靠。小说里，驴的性格似比人的性格还要突出、鲜明，人与驴的情感建立过程，构成了有趣的悬念。虽说写的是军营故事，但在这万古荒原上，人与驴的依依不舍，让我们感受到的却是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这正是此作超凡脱俗之处。至于人之美丽、高尚、献身边疆的精神等等，全在里面包含了。
看魏微的《大老郑和他的女人》，要看风俗与人心的微妙变易，看作者对社会风尚的观察入微和对道德秩序的敏感。这篇小说是从城乡交叉地带的小城的风俗入手的，娓娓道来，像一张张活动的、连续的渐变风俗画片。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小城的淳朴古风已在变易，从女人的打扮到一拨拨外地人带来的新事物。竹器生意人大老郑来到了小院，还有他的三个兄弟。大老郑为人勤快，老实持重。但他不久却领来了一个并非妻子的女人。作者用几乎原始的朴拙叙述，内藏辨析性、抒情性，想用最直白的话语传达最深切难言的感受。在那个半开放的年代的道德眼光看来，自然很难理解老家已有妻室的大老郑的所为。这算是“野鸳鸯”、“露水夫妻”，还是“半良半娼”？总之，大老郑们的日子经这女人的手一点化，就更像是在温馨的家庭里过日子。对于这种流动打工者的两性生活方式，真是无以名之。随着女人的丈夫的出现，大老郑和女人为小院所不容，他们走了，留下一丝怅惘。这篇小说让我想起了沈从文的《丈夫》、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还有费穆的电影《小城之春》，当然它们是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在氛围上似乎有联系。时代毕竟前进多了，我们读到的却是低贱中的尊严，畸形中的美丽。小说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叙出，有些是叙述者不可能看到的，但为了需要，勉强“看到”，有点像无隐的舞台了。事实上作者用的是双重叙述，时而是孩子的，时而是大人的，属于全知叙述。
看王安忆的《发廊情话》，要看作者对都市经验的娴熟表达，对上海女人的精细观察，看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上海风”。“发廊”这种场所，藏在都市的皱褶里，司空见惯，但其人生含量却也很杂、很丰富，可以品出多种嘴脸、多种活法儿，品出复杂的滋味。王安忆的笔很老到、很从容，最后的“包袱”也抖得妙。一开始，对苏北老板的白描就有意思，他虽有乡下男人的本质，却又长得有点“艳”，特别是那双女人样白和软的手，“有一种怪异的性感”，是温水、洗发精、护发素、女人的头发养护成的。写发廊早晨开门前的混浊气味，也很见描画的功力。并不理发的“闲人”们确是一景，那个“女客”遂浮出。全篇几乎都是她在饶舌。什么生意经、男女、骗术，还有“老法师”的手段，无所不谈，构成一个言语场，跟上网聊天差不多，不妨看作一种奇特的欲望释放方式。最后随着对其背影的一个轻蔑的“鸡”字，戛然而止，四周清静下来。也许这作品的缺点是过于流畅，要是能“涩”一点或者更好。
以上我重点解析了四篇作品，是因为它们得了奖；其实，得奖不得奖的差异有时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大——对于另一批较为优秀的作品而言，它们自有别的作品很难替代的品质和个性。就近年来的短篇看，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须一瓜的《雨把烟打湿了》就是精彩的心理小说，写人在特定情势下的变态和疯狂，颇具人性深度。铁凝的《逃跑》，主人公老宋的两次逃跑，包含的动机既高贵又卑劣，让人惊异于人性的复杂和脆弱。刘庆邦的《离婚指南》对人性的拷问是深隐的、无情的，有惊人的真实，但从审美的角度看，又有点别扭，好像没有完全揉匀的面。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有震撼力，荒唐、无奈、辛酸、滑稽，是它的品性。权势者炙手可热，以至“顶罪”者，“争当恩人”者，络绎于途。杀猪场面的反复出现隐喻“宰人”，让人想起鲁迅所说的“吃人”。最后的结局是，权势者安然无恙，不需要任何人“顶罪”，讽刺遂转向深刻。有人质疑，事情真有那么可怕吗，是否有所夸大？也有人觉得，文学有时就需要夸张，何况对某些地方而言并非夸张。还有人觉得过于直露。作者是沿着“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的路子在走。周建新的《收获》里精妙的细节描写，令人喝彩，对老地主的刻画可谓情貌毕现，这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难能可贵。赵本夫的《鞋匠与市长》看似平易，其实意蕴深刻，联想到他的《天下无贼》被重新发现，我们真该对他近年来的独特追求以及短篇小说的空间，有个新的认识。叶弥的《明月寺》风格空灵，知黑守白，与早先的《成长如蜕》相较，旨趣已大变，显出某种澹定从容。欧阳黔森的《断河》和马步升的《哈一刀》，都涉笔土匪与刀客，复仇与女人，循环不息的侠义，视死如归的豪气。它们一写西南蛮荒之地的血缘、生存、寻根，一写西北苍凉之地草莽英雄的重然诺，守信义，都在发掘民间的道德精神资源，各具短篇小说的风神。其他还有毕飞宇、严歌苓、张学东的短篇，也都值得一读。
我谈了这么多作品，是想说，短篇领域还是有不少好作品，细加品味会获得有别于中长篇小说的某种精神上和审美上的满足。它们在思想、哲理、人物、风俗画、人性人情、语言魅力、情调氛围、抒情性上，都可给人以享受。别看它短小，这种享受却是某些长篇通俗故事永远提供不出来的。但是，如果放到整个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上看，目前短篇创作无疑是不太景气的。问题还是回到消费时代短篇小说的有无价值上来。我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都应该提倡短篇小说，鼓励短篇创作。首先，消费时代的文学，为了生存，商品性会增强，深度模式被不断消解，我看短篇小说就是维护和修复深度模式的一个途径。为什么呢？因为短篇的形式特性强调小中见大，缩龙成寸，短小精悍，寄寓较深切的思想或意味。它甚至会强迫作者进行思考。第二，短篇小说具有伟大的传统，它的文学价值是不可剥夺的。它相对轻便的形式，有利于及时地、敏锐地表现当今变动不居的时代生活。第三，文学性下降，热衷新的假大空，是当今文学的一大病症，短篇有益于“治病”。短篇讲究高度的技巧性，要求在尽可能短的篇幅里表现尽可能多的内容，十分讲究选材、细节提炼、氛围烘染、语感和节奏，有很深的学问，这对大量新作家技巧训练、技术性含量的提高，大有裨益。第四，认为市场会拒绝短篇是没有根据的，近年小小说的走红已很能说明问题，读者需要节约时间的、高品位的短篇佳作。其实，鲁迅的短篇小说并无计划经济出来“护驾”，它不正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市场上站住了脚，并且一直保持着强旺生命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