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休日真好，路上不堵，离九点开会还有十多分钟我就坐进会场了。遂看到通常有的场景，人们围成一大圈，除了主席台外，大家随意找地方坐。会议没开之前，又有多少个小圈，好久不见或者是许久不见，都是老熟人，严肃地寒暄着，随意地就调侃着。会议的规模较大，体现了组织者的能量，想来少说也有五六十人，有浙江方面，有北京方面，有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其阵势为此类会议中较大的。
上午会议仍是“老三样”：介绍，官员讲话，然后发言研讨，这样的会程序有定式，气氛也雷同，各路诸侯高谈阔论，人人既是听者又是说者。因会场上人多，自由主义好产生，说者谆谆，听者藐藐，然后，说了的也有没说的，都伺机到外面一间休息室里聊天、放风、过烟瘾。我中间接了黄育海兄的一个电话，他从杭州打来，原来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当副总任上，他抓了这次讨论会上的一部作品，还为推作品促作者奔波于京杭两地，同两位被讨论的作者也熟悉，他打电话时，也算关心吧，只不过，他已去了另外单位，恐怕也是出于我们这些老朋友们还到场，想起了往事，一点感怀而已。另外，有哥们潘凯雄和林建法兄自上海一大早坐飞机赶来，我们也好久没见了，特别是建法在沈阳有时来去匆匆不常见，这个会上，他们结伴自上海直奔会场，机会难得。那时候，我的烟瘾还挺大，听得乏味了又经不住外面烟香的诱惑，不由得加入其中，于是，这样的反反复复，一上午就过去了。
中午，会议在楼内单位食堂聚餐，餐毕休会二小时，因为都是熟人，我即随李炳银、林为进到了他们在六楼的办公室，各自找沙发躺下。同去的还有朱晖、贺绍俊。坐下后，说了几句，看人气很旺，林兄来劲了，说这不是“三缺一”吗，平时里，有机会聚会就来几下“三缺一”。林为进的招数不少，他找来扑克，教我和贺如何玩算输赢。没想到这兄弟去年冬天因淋巴癌晚期，四十多岁就离开了我们。大家都以为他年轻，身体好，一个生龙活虎的小林，发病没两个月，惨遭病魔击溃。那天在八宝山送他，想起了以往他常常叼着烟卷，用大多数人听不懂的广西腔说话，急公好义的情形，送他的众兄弟不胜唏嘘。
当时，几番来去约有半小时，后轮到我出牌，在我对面观战的朱晖，看了他近旁林和贺的牌，又径看我有些犹豫地琢磨着，想来我有一手好牌，不轻易地抛出，而正在他向我诡秘一笑时，我忽然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两眼发黑，没了感觉。事后听朱兄说，他看我的眼神恍惚，摇晃着把手中的牌扔在地下，人往沙发上一窝。他发现不对头，赶快地问，怎么样，怎么回事。也就在他们急得忙乱之时，我也说了一句，我怎么了，清醒的疑问和糊涂的反问，让几位觉得，我真是不行了。
几位弟兄还算有点经验，尤其是朱兄，早先曾见过如此急发的病人，他说不动，千万不要动，平躺着，这才让众人有点眉目，他还土法上马掐我人中，绍俊揿着我的双腿的穴位。大概是听到这边有点动静，还是有人去找了，当时也是当天会议的主持者、作家协会的书记陈建功兄，立马过来，也说不能动的。
就在一阵惊乱之中，我这时完全清醒了，说：我的头有点发晕，还说，我有半天不知咋的，朱兄说，看你忽然就不行了。我问，多大一会儿。朱说，五分钟吧。贺还有李、林几位，都说，是呵，你都不知道吧。我说，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边说着刚才的危急情景，按着我躺着，那边咚咚地有些声响，在安静的中午更显得清晰，原来，有老兄已经叫来了急救车，穿着白大褂的大夫们跑着过来，真是神速，我还不清楚，看这架势，我要被送医院了。事后才知，炳银也有经验，他曾有一次脑缺血的经历，他意识到这种突发的病的危险，急着打了120，大夫来后，说可能是脑子里问题，证实了他的判断。他们几位，早年或插队当知青，在矿区生活过，或在部队当兵多年，见多识广。众弟兄们及时把我送去求医，赢得了时间，让我活下去了，有了现在怀想往事的可能。
医生急急地催促把我抬出，当时，头痛难忍，精神有些恍惚，但大脑还清楚。大夫说担架上不了电梯，只好让人抬着，当时在场的朱晖、绍俊、炳银、为进（我都没看清还有谁了）几位在建功的指挥下，跟着医生，把我坐的沙发当担架，几位平时也不太干力气活的书生们把连皮带毛的一百又五十斤的家伙，硬是从六楼抬下来了。我这时已十分清醒，可是心中闷着而胃里难受极了，憋不住呕吐了，就在电梯口，弄得走道里很不是个事。从楼梯口几位是一路小跑的，在救护车的警笛声中，我生平第一次成了抢救对象。
日后的数次场合，同建功、朱晖、绍俊他们见面，忆起这次的抢救历险，恍若昨昔。只是感叹上苍的恩典，还有几位兄弟们的辛劳。
入院
好像是建功吧，问我合同医院在哪，我想了想，就去朝阳医院吧，虽然，协和医院也是合同单位，那里的名气大，可是离单位和家都远。我当时也不知自己什么症状什么病，只考虑着进出方便，家人好照看，而且从发病处去那也快些，十几分钟就可到。在车上，我迷迷糊糊的，但清楚记得车子拐进二环又出二环，响着汽笛，飞快开着。我觉得身体发汗，头痛得厉害，也直想呕吐，大概是朱晖兄用手抻着一个塑料袋接着我，放了几口，慢慢的我的头沉沉地感觉昏昏，不知到了何方。等我有点清醒后，才知已躺在朝阳医院的急症室。
医院方面很有经验，护士大夫都很沉稳，这类病经常有，急症室里多是一些抢救者，有外伤的，有命悬一线的，人来人往，在拥挤、杂乱的过道里，我被大夫们指挥着拨弄着，查验后，要拍CT，化验，才确为脑血管瘤病例的蛛网膜下腔出血，俗称的中风。送我来的建功、朱晖、绍俊三位，忙得跑前跑后，交费取药，与医生联系，还有我从会场上带的一些资料，我进入病房后要换的衣服，绍俊心细，腿脚麻利，动作又快，上楼下楼送化验，交费；朱晖镇定自如，却不忘细节，连接尿端屎的夜壶也跑出去采购了；建功是总指挥，他先让我给家去电话，那天正巧是周末中午，家里习惯休息时拔掉电话，没人接，后来打到邻居张文那儿，让她敲门告我家人，怕老婆儿子听后着急，只是说我因为中午吃得有些不好，得了急性肠炎什么的，让即去医院。也是建功，不忘给我们的总编辑许中田去电话，他因在会上曾与老许有过接触，不知他怎么找到老许电话号码的。自己得病，我本不想惊动他人，可当时大家以为我那样子，恐疑为有个三长两短的，就把此事通报了主要头儿，而老许又告诉了部门的蒋元明兄，大概当时的情形是让这些闻讯者，都有不安的感觉，所以老许觉得部门的负责人元明也有必要来看一下，而这下子由元明而转告，我的病就传开了。
小光和儿子匆匆赶来，送来些洗漱用品。看我那样子，儿子也没有特别的惊讶，也好，已是高考前的冲刺，不要影响了他。儿子平时就是见事不惊，见惯不怪的主，也许他头一次经历这事，想老爹也不至于就会怎么样吧。如今青年人，说是不明白，说是不懂事，说什么都不过分也不会错怪。后来，也尽量不让他来医院，让他能够安心学习。
下午四时左右，先是元明来，后来老许也来了，他和建功他们说着话，问了些情况，看着我的样子，老许安慰我。建功他们三位本来下午还有会议的，可都耽误了。看我还算稳定些，在医生的劝说下，几位先后离开。而朱晖兄觉得他应当留下，这位仁兄，从我发病起，一直到我出院，近一个月成了我的治疗顾问和高级保姆，有时候，早上像上班一样出现在医院，有时比下班时间还晚才回家，还有几天是整夜值班看护。
不久，凯雄、建法也来了。他们是从下午的会场上来的，本来他们中午在一个地方休息，以消一早自上海飞来的疲劳，可到下午开会时，听说了我的不幸。据他俩说，会上有不少人都知道了这事。以至后来有人笑言我是倒在“沙场”，不知是指我当天是在会议上遭此一击，还是说我当时同几位兄弟们在玩牌。反正，让不少人都知道了我病得危险，成了一大新闻。半年后我在懿翎家里一次聚会，见到南京来的傅晓红，她问及我病时情况，她说可听别人说我已死了，当时她说这话，一点不像是开玩笑。
朱晖、建法、凯雄他们在建功、绍俊走后，为早点让我住进病房，跑上跑下，像接力赛似的同医院联系。大概六点左右，医院给安排到神经外科，住进了三○八号一个大病房。我也记不清了，是到了病房还是刚送到急症室的时候，我就交由了主治大夫孙永权先生，结识孙大夫，我成了他的病人，他成了我的朋友。
进了六个病床的大屋，大夫也很快地把我全副武装上，手里插上吊针，吸着输氧管，胸口有心跳和血压的测量仪，从里到外的监视器，因防随时可能的不测，这些“行头”，让来探视的朋友，想象着我在生死鬼门关上挣扎，见面后不忍多看。自发病后，我头痛迷糊，时好时坏，痛时难耐，就昏昏沉沉的，也睡不着，没了思维，稍好一些，又很清醒，谁跟我说点什么，谁谁来了，都很明白。晚上，李辉、应红听说了，急急过来，带来饮料食品，应红心细，说我当多喝鲜果汁，她当即到附近的商店去买西瓜汁，好像没有现成的，她又到一个大宾馆买了，正好我嘴里不是滋味，很解渴，喝了个痛快。后来，李辉、凯雄家里的水果大多都成了我的口福。潘夫人曾莉还专门买来一个榨汁机。
到了晚上，约是七八点左右，安排停当，几位弟兄们被劝走了。可建法说他也没有什么事，要在这里守夜，我爱人齐小光不同意，我不知她如何说服建法的。他明天回沈阳，要在这里帮忙一下。当晚被说服后，第二天一早，他又来。在我住院的近一月内，他三次来北京，令我感动。
送走了他们，吃了药，想眯糊一下，可邻床的有几人是车祸外伤，要不用呼吸机发出山响，要不因痛疼难受，大呼小叫的，还有，六个病人加上陪护的，十多人一屋，空气浑浊不堪，又因是冬夜，不能开窗透气，只好痛苦地忍受，稍好一些，就思考自己这莫名其妙的病状。我怎么得这个病的，可没有一点征兆呵！
是的，之前可没有什么感觉呀。细想也就是稍早前，头上总觉得有些痒，还以为是头皮脏，要洗头；或是偶在下午有点头胀，再就是自己的血压十五年前，略有点高，这些年也没有发展，就没在意，也并不能构成这突发暴病的原因。而大夫说，这类病因现在也不详，也许早就有了病灶，没有发作，目前还说不清，可能与身体条件有关。是不是一个富贵病呢，也不像。但对于我这样的，平时不太注意自己身体的人，也敲了一次警钟。孙大夫说，这样的病很普遍了，他一年也接治过十数人，已趋于低龄化，就在我之前，孙大夫接治过一名十七岁的男孩，那孩子没有能治好。这些话是当时孙大夫对我的几位弟兄们说的，是齐小光后来转述给我听的。我自发病一番折腾到现在，自己还是懵懵懂懂的。要说，对这个飞来的横祸，有些后怕，但却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总以为，自己的命运之绳，早在上帝那里，人不可违抗。我这样的唯物论者，大事不糊涂，对自己放宽一点，偶尔搞点唯心迷信也罢，所以，对这次得病，也就随天意顺其自然了。
听着邻床大喘气的呼吸声，我有时也烦躁，头痛仍一阵阵的厉害。晚上，小光也多次给我喝水、喂药，从血压和脉搏上观察我的动静。稍稍好些，就看她伏在椅子上，并没有睡也不好睡，想来一个人病就得有多少人的伺候，人得病就那么的突然，一个人救治了，可也有人为之要辛苦付出；人活着是容易还是艰难，人有了病活着是好是坏，不好说，人有时是最为脆弱的，早上还是活蹦乱跳的，而下午就成了医院里囚徒。人之身，生之命，不可测。
然而，想得最多的是，我这样子，惊动了众人，麻烦了众兄弟们，吓坏了亲友；有人说，在本命年时容易有个小灾小病，可是算来，我刚过了生日，与本命年少说还有一年，就这样的不可理喻。看到身上那副装束，冰冷的器械，长长的管子，闪着蓝光的监视器，听那夜半沉寂中一声声凄厉的喊声，我的头剧烈的疼痛，心有所紧张，倒不是有死亡的恐惧，人早已在这大半天的折磨中，没有了精神，也不知命运何往。自进了这病房里，喝了点果汁，算是进食，见了这些平时里最为熟悉亲近的哥们朋友，还有何可挂记的？当然，也不就以为从此就运交华盖，命犯不幸了。
在一些胡思乱想中，夜更深了，头有些隐隐的痛，实在忍受不住就大声地喊，哼哼，觉得医生的药是不是还不够劲的，睡不了，就胡乱思想，可能用脑过度，也做起梦来，好像有一条虫子，进了我的脑子，它兴风作浪，让我不得安身。
医院第一夜就在折磨中艰难地过去。听小光说，我折腾的时候，老喊头痛。
11月21日星期日
“神仙会”
难熬的长夜过去，与我为伴的除了小光陪护，就是那些在抢救的病友们时大时小的呻吟、叫喊，和各种各样的梦。一夜的折腾，大脑火辣辣的，但药是有了作用，头痛时有缓和、减轻。人生也怪，有时坚强的可以征服一切，睥睨万物，似乎无所不能，但人终究是肉身，除了精神能够存留之外，生命其实不堪一击。听说，昨夜二床的那位就没有抢救过来。这恐怕是命数已定吧。作这些想，多有不敬，是为自己找个理由：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可能，都不足为怪……
天大亮后，这里车水马龙的，稍稍安静，觉得这地方又陌生起来。猛然，我觉得昨日的那番折腾，离我有如隔世了。再看看床头的那些冰冷的器械，我只好又闭上双眼听上苍的安排。
早上之后，才正式与主治大夫面对面，每天的例行查房，是他们据病人情况实施治疗的一道工序，当时，除了孙大夫外，几位穿白大褂中有后来为我治疗的李同大夫等。大夫们的神情多半是职业性的，我虽有些迷糊，精神不好，我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出对我的病的担心。
这时候，因了药物的疗效，几项指标都有些恢复，血压心率还好，头痛也是时不时来一下，但总的趋势是缓和。这时，我不便同人多说话，只是看小光与建法，同大夫商量什么，中午，朱晖、凯雄先后来，他们是我病后的主要护理，其实刚住进，一阵忙乱之后，稍有正规，这里，也没有多少事可做，能做，偶尔来我床前，随时观察我的脉息，生怕我重复发病时的状态，他们好像也紧绷着神情，虽然安慰我，安慰着家里人，找医生，但他们心都很沉重，我看得出来。
我只能作长叹。本来，正值大礼拜天，平时里几位哥们在家享受晚起的休闲，可现在如同上班，早早往医院赶。朱晖也是快半百之年的人，骑着摩托，顶着寒风，从大老远北三环过来，少说也有十公里。凯雄那时虽住在团结湖，离医院不远，可头几天是每天下班后都过来，有时送点鲜榨果汁，有时送来曾莉做的鱼汤什么。还有李辉、应红，晚上不时地过来，看有什么需要运输的，李辉的坐驾一时成为我送东西的主要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