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个病房里的嘈杂，和一些危重而外伤严重的病人在一起，进住后医院曾答应有了房子就给换的，凯雄他们提出找个好点地方，至少也是两人的病房，不知后来谁的主意，找到了报社，大概也是因为看到老许也亲临医院，就觉得这事靠组织好解决一些，于是，他们就活动着找关系、找单位，一来二去，从这天开始，就把找病房作为重点。
恰巧，中午十二时左右，老许打来电话，问病情，有人把这个情况给他说了。周二上班，老许让社办公室主任吴奇带来公函，并与医院联系，安排一个单间。
下午，黄育海兄专程从杭州赶来，让我感动，他昨天还和我通话，说到他参与的一部小说的讨论，我还说他是前人栽树功不可没。没想到，得知我病后，一天之内就来到病房。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平时过杂乱的街头，走远道还要人扶助，从一千多公里之外赶来，难得他那份心意。
午后可以探视了，我一睁眼看到同事小罗手捧鲜花在门口，有些诧异，他小声地说让我别动。小罗是细心人，也真有你的，买什么花，还专门跑来一趟。我问他怎么知道的，小罗笑笑，他问要帮干点什么，朱晖他们劝说暂时不用，他说以后我来帮个忙。
小罗来和他送的花，让我顿生感悟，因有病，成了一个麻烦大家的人，医生，朋友，同事，就连这些花也受牵连，后来，朋友和同事们送来十多个花篮，大家的心意托付在这五彩缤纷的美好祝愿中，也让我老婆说，你欠了那么多的人情。
三点过后，当时育海兄在看护我。只听有人像在劝说，又像在问询，原来是育海把中国作家协会的两位领导，书记处书记张锲和高洪波先生挡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来。黄育海虽走南闯北，对文坛熟人熟事，但却没有同张、高二位熟识，所以，他把二位先生挡驾了。事后，洪波兄提起这事，说我住院时一些兄弟们看护严实。当时，凯雄是我的病情总管，好些人都从他那里得知情况，他一一谢绝探视。因病房拥挤杂乱，张锲、洪波二位仅远远站着，同朱晖还是谁说了几句，我是躺着目送他们的，二位走后，好一段时间，洪波手捧鲜花，两位高大的背影和严肃的神情，在我心中久久难忘。
下午，主治大夫孙永权与小光和朱晖他们谈我的治疗。他建议在两三天内做脑血管造影检查，他又说，前期做造影风险较大，但可以早了解病情，得到控制。孙大夫戴一副眼镜，是年轻的硕士，说话细声细语，态度也很和蔼，是一位对病人很体贴的大夫。对此类病他是见得多了，也做过不少手术，出于职业的原因，也出于不熟悉，他对诸位兄弟的疑虑，没有表示直接的态度。后来，我的“治疗小组”，并没有采纳大夫的意见，孙大夫也没有说什么。
晚上，为寻找最佳方案，小光他们在医院旁边的小餐馆聚集，究竟什么时候做手术，是采取保守还是赶紧做，如何同大夫沟通，他们煞有介事地讨论着。
意见有分歧，分为两派。黄兄从杭州来，之前，他就咨询过其父亲——杭州一家医院的老院长，据说治疗此类病分为南派北派，南派多主张以保守为主，于是，黄兄来后，力主先不要也不能做手术，那是原则问题，他是诸位中唯一与医生有些亲属关系的，他的话也有权威。可是，主治医生曾对家人说过，应当抓紧，拖一天就会失去机会。小光对此也拿不定主意，所以，在晚上，朱、黄、李、应、潘和齐，几位聚集，为此讨论出暂时的结论：先不做，保守一下，以观察再说。对我，这是一次“救命的神仙会”，十多天后，我做完手术，小光才敢告诉我。我听了，说不出什么，任何感激的话都是多余。
这个决定，后来事实证明十分不妥，险些误事。可，大家的考虑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朱兄也是保守派，曾为此三思，在这之前，一位据说是半仙的高人告诉他，近日里，要多加小心，可能要碰到点麻烦，或者有朋友不测。朱认为事关严重，他隐隐觉得，“高人”的话不能违抗，宁信其有，所以，无论从朋友角度还是哥们的立场，他是想拖拖，为的是能多看几眼。因了这种种原因，几位我的治疗高参们，竟把医生的方案搁置了。
齐小光也没了主意，她曾问及当医生的嫂子，也问了一些明白人，都说这样的病风险大。好像作家朋友周大新也跟她说，他问过三○一医院的专家，也是这个看法。
当然，也好，有更多的时间来证实弟兄们的那份情意。我好生有福。
同事建武夫妇来访。他大概听张锲先生说的，他们住一楼。
很晚了，丁临一兄悄然来探视，他现在去了武警一单位，我的消息大概是找凯雄问到的，不过，老兄心细，又身在武警，情报是没有问题的。平时里，我们虽军民两界，但常有聚会，记得见我那种受刑状态，他还幽了一默：好了以后我们跟你玩。
11月22日星期一
“高级护工”
智囊团的主意已定，主治大夫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按部就班地治疗，以观察保守为主。
换病房的事，还在等待。报社《大地》杂志的王德颖来，他同医院里的人认识，想推促一下。不知道这种做法效果多大，病人情况不佳，众人着急，从组织到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一切方便使劲，只是这样的合情合理的方式，能有多大的作用，近乎私下的行为，让人想起来有点酸楚。
无论如何，为了治疗方便，找个安静的地方，原来医院也曾答应过，大家都为此在出力，没想到，病和病之外的事，同等重要。
这天是周一，上班的第一天部门是例会日，会上我的病成了新闻，元明把情况通报主任老丁，然后同大家商量，青壮劳力们排了一个值班表，为我护理。部门说是有二十多人，但壮年男士仅占一半，且又有老弱病者。中午后，李辉来送单位支票，以备住院之用。他以后成了我与单位、医院、部门以及诸多好友间的联络员，占用了他不少时间，也辛苦了这个平素高产的作家。部门里派来值班的，好像罗雪村为第一个。以后，袁晞、陈原、大农、建武、守仁、少波、月海、向兵，另外我的研究生大波和老丁的研究生辟长，都来看护，特受感动的是年届六旬的刘虔，几次单独来护理，让小光都说，看真把你当个人。护理如同上班，早早就来，到下午三四点钟，上下午各安排一位，后来，顺当后请了护工，才把同事们解脱。看着这十多天里，十多人次，诸位有着副高正高研究生作家名头的同事朋友，抛公舍私，挤时间为我值护，帮吃喝拉撒的事，精神安抚，真不知说什么是好，有次，我想说，等你们谁再有个好歹，我也这样来还情，不对，这不吉利的话，怎能随便说的。起初，我不想麻烦同事，可大家也许是看我这危在旦夕，也许去日不多，作了安排，我也就作罢。一次，陈原兄为我按摩脚，我戏言，你这是干最脏最臭的活，那时候，躺得时间长了全身零部件松弛，时不时要做按摩，让几位大员们，屈尊降贵，也见识了一个重病者的无理。
刚离开工作半天，我就觉得有好多事要做，不是因为自己还把自己当个人，也不因为少了我就怎么了，多年的习惯成了一种生活的规律，觉得这周一应当是最为忙碌的，所以，下午部里人来后，我就想到了最近的这个版面。因为报纸开办了一个《大地文化周刊》，其中虽有各类不同的版面，但主要的是周刊的头版，重点文章是门面，有些先前的计划，放心不下。同看护我的同事们问及，大家随便应答多为一笑，后发现自己也是多余，此后也就是对来的同事们不谈工作，而在心里总想到还有点事，还有那档子事，那些堆放在案头的朋友们的文稿。有一天忍不住对陈原还是刘琼说及到版面，他们都不接腔，一旁的朱晖还是谁，都一笑了之，那意思是说，什么时候了，你还那样子呢。
下午二时，天坛医院的杨院长来，是科里请来会诊的，他建议早点做血管造影检查。小光说，是否先做个核磁共振扫描一下，她大概也咨询了行家，孙大夫在帮忙联系，说明天可以先做一下核磁。
晚上，头痛仍顽固。我扫了眼那些输液瓶，写有莫尼通，甘露醇、头孢曲格钠等一些没听说过的药。心想，这劳什子的病，这哪门子的药。
11月23日星期二
人与机
朱晖、李辉、袁晞他们帮助把我推进核磁共振机房。
也可能是头痛之后的麻木，仅在这个半封闭式的圆洞里，我平躺进去，头伸出去，机器发出的重金属的声响，转化为一种射线，对我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扫描，就像是进行了一次音乐洗礼。我屏住呼吸，为获取最佳效果，纹丝不动。二十多分钟的时间，我的大脑相当的配合，检查也很容易地完成了。岂料，后来出院一年，我再去做这样检查，同样是在这家医院，同样听的音乐“共振”，而彼一时此一时也。那个痛苦，才明白什么是地狱般的煎熬。也是二十多分钟，躺着，不能出气，不得动弹，有七八种不同的声响和节奏，在大夫的操纵下，铺天盖地，嚣张恣意地，像从金属缝隙里钻出来，像魔鬼一样地缠着你，用那些噪音加高分贝的东西，撞击你的耳膜，震荡你、压迫你，让你想到什么叫受刑，什么叫绝望。这种检查，人不知要死多少细胞，损伤多少根神经。我是怎么样熬过的，真不敢相信。我想，如果神经脆弱的人，做这样检查只会增加病情。可当时，第一次做，因为头痛得麻木了，核物理的作用对我已不那么敏感，二十多分钟，我没有特别的感觉。
事后，我也想，难道这个叫核磁共振的家伙，就这样子摧残病人，让被检者非像入地狱而不可，虽然大脑的“共振”检查应当这样，可这脑病患者，都是些脆弱的神经，被你这个大家伙这样地一折腾，还不没病变有病的了。看来，以人为本，高科技的东西，也要人性化。而大夫们在操作时，可不可以改变一下方式，比如让人先有点思想准备，让那里面的受检者，不至于惊恐吧？
下班后，凯雄径直到了医院，他说，有一些同志听说后很关心，深切地慰问，告诉他们说，医院不让探视。还说了都是谁谁。问我，行不？
无所谓，谁来看，都由你去发指示了。倒是觉得，我这样子地让那些兄弟加革命同志们为之担忧，虽刚得病，五官、形体还没有多大的变化，还没有销魂蚀骨，人还清醒，但是，这插着管子，打着吊瓶，乱糟糟的环境，不宜于人来人往的。其实，他也是同我开着玩笑，他知道我那几下子。然而，这些弟兄们在以后的日子里，看我稍好些后，就开着玩笑，编排故事，打发时间，也寻着开心。
先是说我病了后，呼机手机抱着不放，当被推出检查，甚至上手术台时，我还吩咐别忘了我的呼机。“比命都重要”。出院后，朱兄以此为话把，说是某些人病床上还抱着两只“鸡”，其实，他们也知道，当着大家的面，当着家人的面，那个被可能怀疑有情况的手机、呼机，能有什么？不都是由你们看护控制吗，来电显示什么，不也是由你们去接听的吗？
我理解弟兄们的意思，在那枯燥的病房里，在那管子、药水充斥中，如何打发时光，也有策略和计谋。
终于可以转到综合科的病房了。这也是三楼，带卫生间，还有电视。去的时候，护士们来迎接，几位陪同也脸泛光彩。在小光的日记里写道，病人的心情很好，开始想吃东西了。当然，这天后，我可以吃点流食，是曾莉为我做了鸡汤面。进医院三四天没有沾油腥，也不觉得饿，有输液保命，今天的面汤，实在是一个新的开始。
朱晖风尘仆仆过来守夜，这已是他连续三个晚上。
11月24日星期三
“朱瓦辛格”
来护理的同事，较多的有袁晞、月海、少波等几位，或少壮派，或细致的人。真是难为他们。其实，可以找小工，医院里有专门的护理工，请一位也不难，可是，智囊团认为，头几天还是自己人尽心一些。晚上主要是小光和朱晖，白天，部里同事来。主要是看看用药和监护器，再偶尔处理点拉撒问题，我尽量地把这些脏活难活控制在晚上。
一大早，也就在六点，是小光在场时我完成了这个大的活计。据说，中风病者，最怕的是在拉撒问题上，一时用力不慎，血管发紧，再次发作，所以，大夫特别的交代要注意小节。还好，住院后的第一次也是五天之后，顺利地完成“大事”，虽然借助了药物，算是有幸。
由于稍稍稳定，大家都很期待着这保守的治疗有进展。有了食欲，面条、鲜果汁也消耗得频繁了。曾莉每天下班后就多了一件事，晚上凯雄再送过来。而朱晖也准时来值守。这些似乎成了个规律，后来，我戏言于朱，你就干脆在附近找个宾馆住下吧，他说，要宾馆干吗，就与你同居不得了。可以，他又说，那你不就没有机会了。
这时候，朱兄看我情态稍好，就开起了玩笑，他可是文坛早已闻名的伶牙俐齿，俗称“朱铁嘴”，与女士小姐们斗嘴他有这个本事。
综合科与神经外科不属一个楼，但我的治疗还是由孙大夫们管，因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大夫们一天例行地来二三次，药物就由这边的护士们发送了。据说，这里是干部病房，多住些老领导，护士们都很有素质，护理得也较那边项目多。所以，朱兄来后，就凭他那一张嘴，把护士小姐们逗得开心。记得早晨专门有个扫床、清被工，护士小姐是个乐天派，而朱兄几句话，让那位小姐每次到我这里就多待一会，情绪明显好些。朱一袭紧身皮衣裤，如若刚从外面进来，被风吹得头发飘逸，有很酷的派头，要不齐小光送他为“朱瓦辛格”之美誉。这硬汉子形象，同我那瘫在床头相比，相差十万八千。有了朱，这些成天同严肃的老者、领导们打交道的护士，多了轻松活跃的气氛，干活也不累。我的头痛也仿佛在这精神的理疗中有些见效。
安静的综合楼里，除了每个房间的声响之外，实在是个疗养好地方。朱晖来时，看我的情态还算安稳，我也找着话题与他聊，有时，他直瞪瞪地看我，生怕我再是个假象，因为他是保守治疗的最大支持者。不过，几天来由头痛稍缓，到能进食，再到可以参与闲逗，我的进步是明显的。
这样的状态，建法放心回沈阳，黄育海因公务在身，回杭州了。
11月25日星期四
孙大夫早上查房时提出做腰穿，以减轻颅压，说是从背脊处进针，抽脑脊液。黄澄澄的伴有粉红色的液体，从导管里流出来，让人心里好生难过。治疗大脑的病却从脊背上下刀，真新鲜，而出来的是这种可怕的黏液状的，难道是这些东西作怪吗，难道，这精血就随便地被释放了，可惜。
我是下午开始做的，也算是个小手术，局部麻醉，十多分钟，抽流出七十多毫升。刚下刀时，不太怎么有感觉，过后得有六七个小时不能动，就有点让人活受罪了。好在，我自进了医院后，一切准备都有，更何况这点小小的刀口和小小的疼痛。
按说，那么锋利的针从背脊的骨头缝中插入，再把那些祸害的液体东西放出，这个过程让人害怕，可是，比起从脑子里动刀，还是好些。何况这个小手术是在病房里做的。
夜里，感觉有些反复，头并没有因腰穿见好。进得医院已有五天了，睡眠一直不好。是夜，仍为朱晖值守。约在后半夜三时左右，我有些烦躁，头又不是自己的了，就翻来覆去的，可能孙大夫已预感到，我的病灶未除，保守的方法，只能有些缓和，所以，让我做了脊背穿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