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后，数次翻看这本日记，我想像着当时小光写时的心情，也体会着这本实录文字的意义，还开玩笑说，没准以后这可以当史料拍卖，还能有点收益啊！
不过，有价没价，并不重要，至少现在为我写“病后日记”，帮了大忙。
12月13日星期一
造影
多次提到的造影手术终于要做了。
“狼来了”，像童话中对魔鬼的恐惧而麻木，这个可怕的检查搞得大家唯恐避之不及，不知深浅，不敢试试。其实，这个检查我早尝试过，当年，在十五年前，肾结石住院检查，就先后做过两次造影，只不过那不是危险地带的手术，那局部麻醉，导入管线检索，激光照射等步骤都是一样的。等待着，早晚有一回，没什么可怕的。
早在三天前就有护士小姐来，说要“备皮”，我不明白其意，后来大夫稍做解释，才明白为了手术方便，把体毛剃掉，朱兄相视而笑，说看你的了，其意好像是把我那点隐私完全交出来似的。
护士的手是麻利而职业性的，小会儿就完成了我一生都很无奈而尴尬，也记忆犹深的事。半月的病床生活，冬日的天气里让一床大被捂着僵硬的身躯，找不到任何的感觉，这个时候，任何治疗都成为一种麻木而求生的过程，稍有放松和疲沓的情绪，就那样子吧，反正都要经历的，我还是作如是想。
俩妹妹从武汉来，她们得知消息很晚，我没有想告诉，让父母担心。后来她们奇怪多长时间了没有个消息，才被追问到的。作为家里的代表，她们来也是精神安慰。
建法又从上海飞过来，他在沈阳主编《当代作家评论》，是一家品位高而赔钱，十分难办的刊物，他找好稿，化缘求助，四处出击，还三番两次地来北京守护。他是个想别人比想自己多的人，人说如今的人多半是利己不损人，而建法好像例外，是不损人又不太利己的。这大概不是我一人的看法。
早上八时就被推到了手术室门口。天有些冷，我裹着棉被等着，大夫因为别的事稍晚一步。朱晖、李辉和凯雄三人陪我等待。一会儿说有人加塞，把我的时间往后延了。李辉是个急性子，他觉得这样的事也太那个了，好歹我们也是从高干病房安排来的，好歹我们也认识个大夫的。说这些，他自己也觉得是个气话而已。他是我部门唯一的联络员似的人物，后来，总编老许还同我说，你住院时部门的人都很关心，派李辉联系。其实，说得不太对，李辉的帮助，纯系个人行为，如说有关系，我说，他是我们湖北老乡，出门靠老乡嘛。说这话是玩笑，而老许已过世一年半了。
折回病房后，到十点半，才上了手术台。孙大夫和几位助手，在一台电脑前开始操作，用了四十分钟时间，做完了。当时，我是局麻，躺在无影灯下，由大夫指挥着翻着身，头脑还清醒，不时回答大夫的问话，也是手术的必要程序。感觉明显的是一根管子从股动脉里进入，横冲直撞，稍有些不适，也就那么一点的异样感觉。及至后来手术结束，我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大夫说，下次的正式手术大约也是这样子的。
手术后，十二小时内不能动。说实话，回到病房有些后怕，才知这之前，曾有家属签字的程序，是怕有个三长两短的，责任分清。我好生的糊涂，一直在病床上躺着，都没有对这命的归宿有一点思想准备，是属于大大咧咧的人。比如，当你上了这个难过的手术台，面临危险甚至是死神考验时，你就没有想到还有另一种可能，想到点后事，向家人交代一下，有哪些必须处理的事。这些相对于一条生命而言，无足挂齿，可是，毕竟是有这样的风险，旦夕祸福，也不为鲜见。我也是在赌。
我应该向夫人表示歉疚，近二十年的生活，任性和粗疏致使有许多无理甚至是伤害，生活琐细，少不了这样的磕磕碰碰，但自己的总以为是，也许到了夕阳老境才会有所知晓和明白。应当向儿子也交代几句：已近弱冠之年，也要慢慢地支撑这家的大厦，不能老是长不大的那副模样，凡事放在心上想想，不光是只有自己，对家对长辈对朋友都要有爱意多关心，生活路很长，但正派正直，对一生有好处。正值高考前，不能分心，全力投入……这些，在那侥幸的心态下，没有机会也没有想到表达。
下午，造影结果出来，孙大夫认为可以做栓塞术，显示为“前交通动脉瘤，创面稍大”，主要是因为二次出血所致。大夫说要请他的导师、天坛医院的吴中学教授再看看，手术可以在这两天内进行。孙大夫马上去联系。
从早上开始下了一场大雪，为岁末平添了一景，多时阴闷的天气，也变得明净，大家的心情也好些。片子的效果明确，方案也明确，病房的气氛也较前活跃。护士盛小姐当班，她很细心，护理得很有条理。是夜，建法和我妹妹小军值班。盛小姐不时来看看，建法同她开玩笑，告诉他下次来了后等病好了请她吃饭。建法难得开玩笑，雪里放晴，空气润温，定下了手术日期，大家的情绪也不一样。
12月16日星期四
手术
“决定命运的时刻来了。”这是某电视节目的一个广告词，用来说我手术恰如其分。虽然经历了造影的热身，但危险仍然没有解除。
手术是一大早八时进行的。
之前，在昨晚九时，孙大夫详细地向小光说了手术的安排，介绍了这个手术目前的情况。他说介入术近两年发展很快，这次准备用最先进的导线栓塞，这种技术在1998年已是第三代产品，经临床实验最安全，不过，孙大夫也说，手术都会有风险。家属要签字，要有思想准备。
因为有了前次造影，小光也没有什么紧张的。只是几位朋友打电话来安慰。
几位兄弟把我推到手术室，又回到三天前做造影的地方。老远看到部主任丁振海来了，自住院后老丁来过，这次亲临现场，弄得我不好意思。他摆摆手说没事的，不知是说我的手术，还是说他来督阵，都让我不必介意、有负担。其实，袁晞、朱晖、李辉、凯雄、小光，还有我俩妹妹，这架势，已让我觉得问题严重，老丁当然是好意，这种场合出现，多少增加了我的紧张。老丁有说有笑同大家谈着，我被护士推进了。
仍重复着前次的造影的过程，但新的项目也悄悄地增添了。我虽然在麻药的作用下，除了身体的灼痛和火辣的感觉外，没有什么大的刺激。一会儿，好像又来了一名大夫，大概就是主治大夫的老师、天坛医院的吴中学教授了，由他来主刀。只听吴先生还同我说了话，问我的感觉，然后，有什么东西，直在我的头上脑部一带活动，后来才知是那些据说细如头发十分之一的金属游丝在我的脑中前行，听着大夫的指令，把我那些已溃口而崩塌的血管用这些金属丝给修补上。手术是从我右颈下动脉处下刀，大夫指挥着，这根有着智能的金属线，伸张到脑中，最后在犹如沟壑网状的大脑中，连接修补填实，经过一小时四十五分左右，我的手术完成。
外面有一台电脑显示屏，几位送我去的弟兄，通过电脑也看到现代高科技的手术操作，也如他们后来戏说的，可是全看了我脑子里的那点货。等待了二十多天的手术，终于在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等待，苦熬，期待，这块石头落地了，吴大夫说，没问题了，可以下床，孙大夫也断言，一周内可以出院。
回到病房，大夫说，我脑子里埋上了两根金属导线，朱晖他们戏言，这下子不是一般的人脑子；又说，不是一般人的脑子。
真不错，不知是谁说了这句；真命大，也不知是谁说了这句；真受罪了，这是我自己加的，当时几位参与我治疗全过程的诸位好友兄弟们，都有同感。
12月24日星期五
出院
果然，手术后的第二天，一些指标趋于平缓，血压、体温、排泄，以及食欲都恢复了正常。自入院后近一月，我脚就没有沾地，一直就是死死地在病床上躺了这么久，想想，怎么熬过来的呀。现在，手术当天的下午，可以坐在床上，而到了晚上，终于可以下地站着，可以起来活动两下了。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跨越。下地，站一站，多么简单的事，可是，于我，一个重病号，又是多么艰难的事。在得知我能下地了，电话那头，是朱晖还是凯雄还是谁，就说：你应当举行一个“下地仪式”嘛。是的，这个来得太不容易，为这个简单地站起来，能同正常人一样，诸友们付出了多大，而期待了多久啊？！
说来也是，从手术后头几天，慢慢地在病房里练站、练走，然后到门外的走廊里，围着护士服务台走，然后可以坐电梯下楼，然后可以上楼再练习走，我是重新经历着人生的“从头学起，从走路开始”的第一步。大脑出事，让生活“重新”开始，让你历练世事，见识友情亲情，或者比这更为值得珍视的东西。
病后让你的收获不仅是身体上的。所谓祸也有福，病也是学校。
调养了一周，朋友们陆续来探视，花篮仍然为护士们大夫们所不容。护士们看我的状态好转明显，也减少了对我的禁令，来的人可以多说一会，可以成批的，可以不分时间段。印象中，社长邵华泽曾在我入院不久即派办公厅副主任许宇勇来探望，后来他从国外出访回后，也由许宇勇陪同专程来探视；小光她的院长孙明和一些同事，第一时间也闻信赶来。
印象中，最多的是同事和圈内的朋友，再就是老同学。经济日报的冯并兄上研究生时，同我一个房间，他来自宁夏，我们戏谑他把衣服非放到夫人从外地来探亲时才洗，平时六人处一室，常有说笑打闹，如今，已二十年过去，从青年到了中年，我们回首当年，不禁感叹时光迅疾，现在他虽当了总编辑，同学往事并不避讳；作家周大新已是十多年交情了，他在我生病后多次问凯雄，他是个细致的人，给我讲有关治疗保健的信息，让我别断了药；老凌是严谨的军人，曾为文艺社社长，常在文学会上见面，他远在黄寺住，年近七十，在晚上来看我，令我不安。还有曾凡华、陈先义，军报的文化部的头头，穿军服来访，颇有风度，让护士们也觉新鲜；张懿翎女士，有同事的亲属也住院，她每次顺便来访，在门口就知道是她来了，声音大心很细，一大把百合花往床头一放，香味数日不绝；还有当年的小冯、小黄而成了现在的老冯和老黄的我的两位大学女同学，几次电话都被谢绝，可她们嗅觉灵敏，还是找到了房间来探视。还有原来的老同事、老领导缪俊杰、高宁、张宝林、石英、李德润、冯林山、徐鹏飞；像兴耕、黄萍，梦岚、老宋，解波、老陈，荣来、王肇英，黄勇、周莉，张志忠（他从军艺老远来）等还是夫妇同来。从入院到出院，这么多的友朋同事，献上爱献上关心，特别是岳父母家人和我的年轻同事们，他们的付出，恕不一一举出，但那份情谊、亲情，永远铭记。
按孙大夫的计划，终于可以出院了。下午，把入院时的行头找回来，还是那双暇步士的皮鞋，那条剑龙牌的裤子，那件鳄鱼牌的外套，一如来时的装束，不知是小光有意，还是本来就都放在病房里，等我好了，一定要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状态中。
三点钟，简单的行李，收拾在一个包里。与几位在班的护士们告别，与大夫们告别。小光没有忘记买来几包糖果，这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名堂，在她分发时，护士们推托了半天。趁着喜庆和欣悦的气氛，我稍有迟疑地离开了。迈出病房，我的心一激灵，一个多月，这里的一切都熟了。我回头望了我住了一月的病房，看了看那门上的号码：“314”。
出住院大楼，后院的几株槐柏灰突突的，但也有些许的绿意。天上，有风筝和鸽群飞过。朗日晴空，空气真好。
走出朝阳医院东门，看到街边小店里，卖一些花花绿绿的杂品，有树、雪花和小人偶，呵，想起了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
真巧，我与这个洋节，不期而遇！
写于2004年4月
牌局
不知何故，几位围坐一圈，昏天热地地一战就是半天；也不知何来的那么大魅力，一百多颗小小方块，把四个大活人，弄得神魂颠倒，如痴如醉；也搞不明白，这一百三十六个小玩意，竟历经数百年，乃泱泱中华人民的忠实情人。有一日，几番战罢，都腰酸背疼的，其中一人说了一句，几个大男人，做什么不好，偏偏就弄上了这玩意儿，其他三人默然不语。是呵，人生乐事上百成千，如此玩意儿，却让多少英雄竞折腰，多少老少爷们，为伊消得人憔悴。看那场面，无硝烟之腾飞，无刀光剑影之献身，一番战罢，四肢麻木，两眼昏花，头沉脑晕，面如菜色，血压升高，如此这般，一场大病如是，然，即便如此，众人聚会，闲来无事，乐此不疲。
这东西就是众多人有兴趣的名为麻将或为麻雀或是摆长城之谓也。
据梁实秋老先生讲，当年抗战后方，忙得忙死闲得闲死，一时间，麻将齐上阵，有所谓“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作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之说。玩牌之害，有众人讨伐过，说是荒度光阴，说是损伤身体，说是玩物丧志，更有曾与沦丧忘国之大事相连者，其危害程度，口诛笔伐，均不为过。有人名之为，麻将为国粹，老少咸宜，又云，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它。这方面的掌故车载斗量。但玩这物件，毕竟是多为人诟病的，这就让不少喜欢的人都是偷偷摸摸地玩着。尽管前几年，报道说，国家体委已将其列入竞赛项目中，还说开设了大赛事宜，成立了麻将协会，虽为大众所好，但还是不为大众所容。要不，说谁谁有此好，就会遭来另眼。据说，有一位各方都优秀者，在同侪中前进是众望所归，可就因为有这一好，当提升局级职务时，有小人作祟，告发说其常常聚众玩牌，当然不是素玩，这还了得，一个不健康的业余爱好之罪，像一记闷棍让他未能再前进一步。在一些腐败分子的罪状中，也有与这家伙不清不楚的前科，谈麻而色变，视麻将为臭豆腐。所以，玩麻者也很警觉，多是在月黑风高、夜深人静之时，鬼鬼祟祟地行动。偶有大胆者，也多是七老八十的。我们单位对面的小树林中，到了夏日早晨或黄昏，常有几桌在那里热闹热闹，多是些白发高龄者，有意思的是边上也围上一大圈观战者倒是些年轻人。有一次我偶然路过，瞥了一下，就有几双异样的眼光看我，生怕来了治安方面的人，当然，他们是在弄点小意思的，就有点警惕了。这麻将不知是因为它的出生还是它造成的声响太扰民之故，像乌鸦、老鼠一样，名声不好，也上不得台盘。可是，吃这臭豆腐者并不在意，文化人甚至大人物对此有好感的也不在少数。梁实秋先生在专文《麻将》中描绘过当年胡适、梁启超这些泰斗级的人物的麻将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