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觊觎我华北地区。拯救民族危亡、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是每一个革命者神圣的职责。“一二九”运动后，抗日运动的高潮兴起，华北学生运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开封，邓拓他们大受鼓舞，积极响应。这期间，邓拓在开封“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总队长。1937年6月，“民先”组织不幸遭到国民党特工的破坏，邓拓又被捕入狱。这次时间不长，到“七七”事变，国民党迫于抗日浪潮的压力，释放了一些政治犯，邓拓因此出狱。尔后，他参加商震领导的32军战地服务团，到了河北束鹿一带，慰问前线参战人员。战地访问，使他受到鼓舞。他曾写信给同学傅衣凌说：目前国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一件扛鼎的工作，不是在战争场上搏斗就应该在学业上有贡献，写一两种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发扬祖国的文化。这种想法他自己辛勤地实践着。1936年夏天，他动笔写一本关于中国历代灾荒与救荒情况的书。1937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邓云特。这部二十五万字的《中国救荒史》，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中国灾荒历史的专著，详尽研究了中国教荒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深刻地指出：“从来灾荒的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苛敛”。这鞭辟入里的分析，锋芒直指反动腐朽的统治者。时年作者才二十五岁，已显露出他博学和勤奋、善于思考和深沉犀利的思想锋芒。
当抗战烽火遍地燃烧以后，邓拓在开封向往抗战斗争的前线，他恨不得早日越过黄河奔赴解放区。他曾给一位友人写信说：“西方有巨人，吾将往从之”。不久，他乘火车从风陵渡越过汹涌的黄河，来到“西方”寻找时代的“巨人”——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队伍。
“毛锥十载写纵横”
1937年9月，当五台山高粱吐红抽穗的时节，邓拓来到晋察冀边区参加据地初创工作。他先后在军区的报纸《抗敌报》、边区党报《晋察冀日报》任社长。这一时期的写作活动主要以诗言志，记录革命生活和新闻工作实践。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宣告成立。邓拓赋诗纪念这一盛事：“血肉冰霜不计年，五台烽火太行烟；战歌匝地三军角，卫垒连珠万里天。北岳扬旌胡马怯，边疆复土祖鞭先；阵云翻向龙江日，响彻河山唱凯旋。”这是作者进入解放区后较早的诗作，新的生活使他的诗呈现出昂扬、明快的色彩。这以后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邓拓诗情洋溢，写了大量的诗篇。他把这种“战歌诗思倍匆匆”的创作生活，戏称为“忙里偷闲学少年”。这些来自火热生活的诗篇成了当时战斗生活的珍贵记录。1937年12月21日，晋察冀军区党委创办了《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次年三四月间邓拓参加了报社的领导工作。在战争时期办报条件十分艰苦，为适应战情变化，报社经常转战在五台山、恒山和燕山之中。面对各种困难，邓拓写诗鼓舞大家的工作热情和战斗意志。他先后写有《勖报社诸同志》、《送三五九旅》、《反扫荡归来》等诗。在《勖报社诸同志》一诗中描写了当时“一手拿笔，一手握枪”的办报生活，是一首流传甚广的诗：“笔阵开边塞，长年钩剪风；启明星在望，抗敌气如虹；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
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发表，邓拓怀着对毛主席的崇敬心情，写诗赞颂：“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城绕指到眉端；阵图开处无强敌，翰墨拈来尽巨观。风雨关河方板荡，运筹帷幄忘屯艰；苍龙可缚缨在手，且上群峰艳顶看。”诗中活用了毛主席的诗句，流畅自然，亲切深挚。
1942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一周年，邓在《晋察冀日报》上撰写了《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热情歌颂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他还写诗“颂马恩”，称这两位革命导师是“旷古人间两巨贤”。受党组织委托，他于1945年1月主持出版了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的编辑。这是我国革命史上第一次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他亲自撰写前言，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贡献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高度的理论评价，继刘少奇、王稼祥之后，他比较早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这一举措成为中国革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为历史所记载。
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诗篇《沁园春·雪》发表以后，邓拓步原韵，填了同一词牌，赞颂毛泽东思想是“北斗南天，真理昭昭，大纛飘飘”。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之流，强加给邓拓的一个罪名就是反毛泽东思想，不免令人感喟唏嘘，是非曲直，历史是最好的回答。
1943年2月，晋察冀边区会议召开，领导人中有不少文化人，会上一些文朋诗友和诗歌爱好者济济一堂。其中有聂荣臻、吕正操、皓青、阮慕韩，张苏、于力、邓拓等人。他们尽兴而谈，丝毫不为战事所累。最后为了增进友谊和写作，大家商议成立“燕赵诗社”。邓拓在“结社缘起”中写道：“古来燕赵豪杰所聚，慷慨悲歌，千秋景慕……以燕赵之诗歌，作三军之鼓角”。结社之初，皓青老人首先作《七律》四首，以启诗友。邓拓即步其韵，以四首和之。使邓拓难忘的是一次同陈毅的相会，他曾以诗形容当时的情景是：“诗酒谈兵壮，将军百胜心；巍巍遮日纛，浩浩渡江吟。”那是1947年11月的一天，邓拓去聂荣臻司令员住地，幸与陈将军同席，他们对酒谈诗，“陈毅同志是将军诗人，气质豪爽潇洒，席间，传来我军收复莱阳，歼敌数万的喜讯，更助谈兴。”后来邓拓写诗《遇陈毅将军》一首，记录了“保南传新捷，更听凯旋音”的欣喜之情。这段时间里，邓拓在紧张的办报之余，偶有所感，挥笔成诗，创作了大量的诗篇，题材也较多样，有悼念亡友激励生者的，有为鲁迅先生祭年感怀的，也有描写根据地生活和自己爱情的诗篇。其中如《阜平夜意》、《忆日卜》、《心盟》等诗，清丽隽永，记录了紧张生活之后的浪漫情怀，别开生面。1944年邓拓写有《战地歌四拍》，一首较长的自由体诗。这是写给爱人丁一岚的“情诗”。当时丁一岚在边区平山县党校学习，这首长达数十句的诗作，写了夫妻间的恋情，写了革命的友谊，也写了战斗者渴望“上征途”的情怀。诗句运用古典诗歌比兴的表现手法，低唱轻吟，情感绵绵。在章法上采用古风体，自由灵活，内容上革命之情与夫妻间的恋情，交相互映，这在邓拓诗歌创作中开了新生面。
从《抗敌报》到《晋察冀日报》，邓拓一直担任报社领导工作。他是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晋察冀新华社总分社社长。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晋察冀日报》是边区人民的精神支柱，子弟兵、老百姓把她看成是夺取胜利的精神力量。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于力教授就曾有“新报犹然排日来，可怜鬼子妄相摧”的诗句，表达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十年间，在《晋察冀日报》上，邓拓写了大量的社评、专论和报道。发表在1942年创刊的《晋察冀画报》上的《晋察冀舵帅聂荣臻》一文，是一篇长篇特写，是邓拓这一时期的重要创作。文章以文艺笔调描写了聂荣臻将军开创晋察冀边区，带领边区人民同敌人斗、同困难进行斗争的事迹，对聂荣臻同志形象的刻画是朴实生动，很见个性的，作品表现手法上也灵活多变，倒叙、插叙，大幅度时空跳跃，有时又捕捉生动的细节，灵活多变。对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活的描画，是从生活第一线来的斗争史实的真实记录。此外，他还用曼公、温洲、肖斯等笔名发表了《祭左权同志文读后》、《恸雷烨》、《大众的鲁迅与鲁迅的普及》等散文随笔。
“旅思添诗思”
1949年1月，北平宣告解放。这对于为此奋斗了二十多年的邓拓是无限欣慰快乐的。他写诗赠友人，描绘当时庆祝“解放的盛况：“凯歌吹落胡天月，京国长安羡政声”。他不忘将这一喜信传送家乡的父老：“乡国今朝欣解放，好将马列作家传”。秋天，他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还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中，邓拓就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散文《中国青年和恽代英》，用对先辈们的怀念，激励着青年建设者们“积极起来，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努力学习和进一步发扬我们的先驱者崇高的品质与广博的才学”，为祖国作贡献。这以后，由于编务繁忙，邓拓虽偶尔也写诗创作，但大量的时间是用来研究党的新闻报纸工作，为党报撰写社论和短评。据统计，仅1950年到1954年五年时间，他写有社论和短评共四十六篇，以及多篇研究报纸的文章。
1956年7月，《人民日报》由六版增加到八版。改版后，提倡形式活泼，文体多样化，及时反映建设中的新成就，这给记者、编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夏天，邓拓身先士卒，来到北京市花市大街下唐刀胡同的一个手工业家庭作坊里采访。这是北京有名的手工艺世家“葡萄常”，制作的料器葡萄已有百多年的历史。邓拓先后两次同他们交谈，当他离开的时候，手书一幅《画堂春》的条幅给她们，称赞她们纯熟的技艺“巧胜天然”。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艺特写《访葡萄常》。这篇不太长的特写，可以看作是邓拓在解放后写作活动的一个转折。他从过去比较侧重搞专论研究、撰写政论文章，到迈向生活的第一线；捕寻创作的素材，用手中的画笔直接描绘新的人物、新的风貌，当他深入到生活的“宝山”之后创作的收获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