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德理的诗多是抒写社会主题，其风格则是激昂、凝重。但，因题旨不一，也有变化。像爱情诗章，既有比类兴喻，委婉曲致，也有直白简明，如泣如诉，但篇幅上多是短制小章，灵动而好读，有些感觉细腻，如风行荷上的柔情。有些短章富有哲理韵味，有如歌词精致。像《心是一棵树》、《假如》等，可以填曲传唱。不过，他的诗作，让我感受最为强烈的是，那数篇大句式、长制作、繁复回折式的政治抒情诗，比如关于《关于会议的若干问题》、《对刑法修改的若干建议》、《某些人的官场经验》、《某些官场一把手》、《废墟边的悼念》、《给真理以自由》等等诗作。他热烈而激情，不拘成法，把一些政治性强的内容纳入诗题，以近于执拗的长篇句式，来抒写社会现象，批判丑恶，描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心态做派，有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这类诗，有的近乎马雅可夫式的内涵意蕴，也有郭小川式的排比句式。黄钟鸣大吕，高歌唱大风。在现如今，很少见到这类政治抒情诗了，而德理也许是他以为表达强烈的感受，攻击所非，褒扬所是，只有这种长句式的叙事体，是最为恰当的了。当然，他的这种执著的写作姿态，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的可爱，又一方面，多了（有时似乎在故意直白地宣示着什么）、重复了，就容易流于程式化。
如今，诗歌并不被看好。文学不再风光、不再受宠，而诗又将何为？一个快餐文化、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的眼下，诗与文学不再是宠儿，也许并非坏事。但对于一个诗歌爱好者，一个业余诗人，这个文学的大环境，于他是生不逢时。但是，作为业余诗人，难得有这份执著的文学之心。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地体味作者那颗多情的诗心，这就是他的热烈地是其所爱，执著地非其所恨。他并非严整地按诗歌创作的成法，提炼诗的蕴涵，修饰诗的语言，描绘形象。这些都不重要。如果用一句话来为他的诗歌行为作注脚，那就是，德理所要表述的，是社会和人生的责任，尽管他自谦地以“樵言”为笔名。野夫村言，随意为之。也许他并非想要用诗歌来担当什么，但是，他要让诗成为自己人生的心灵记录，个人精神和情感的心理表达。因为，他看重文学，或者说看重诗的童心、良心与爱心的简便叙述方式。无论如何，在这个美好的世界和艰难的人世中，文学总可以使人精神得以慰藉，诗总该可以让人变得可爱和可敬。作为一个在生活中有过坎坷的追求、艰辛的奋斗，一个曾经爱过的人，更是如此。我想。
2005年末
邓拓生平与文学
在灾难性的“文革”初期，邓拓作为最早的受难者，离开我们已有十五年了。他生前兴趣广泛，博学强记，工诗擅文，“笔走龙蛇”近四十年。在史学、政论、文学和新闻诸多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不幸的十年动乱，一场政治“瘟疫”夺走了他手中的笔。他人当盛年，却匆匆含冤而去，还没有来得及收集整理自己的作品。
1979年邓拓平反后，他的作品出版的有：《邓拓诗词选》、《邓拓散文》、《邓拓书法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与吴晗、廖沫沙两合著），以及两本早年撰写的历史论著《中国救荒史》和《关于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他作为一个党报总编辑，为报纸宣传撰写的社论、短评等，有的因年月久远而散失，有的因署名不详尚待查清，还有的在“文革”中当做“黑材料”被收缴抄走，付之一炬。
这里，就我们现在收集到的邓拓有关文学方面的著作，并结合他的生平史略，作一些回顾。
“吾儿未冠即能诗”
1912年2月；邓拓出生在福州（原闽侯）市乌石山一个叫第一山房的地方。邓拓的父亲邓鸥予是清朝的最后一科举人（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即1903年）。民国成立后，他在师范学校当国文教员，生有五男三女。据邓拓的二姐邓淑彬回忆，邓拓出生时正值清晨时分，旭日刚刚升起；父亲很高兴，给儿子取乳名叫：旭初。后来进学堂改学名为子健。上大学时，他的名字是邓云特。邓拓是他进入了晋察冀边区后取的。
邓拓的童年生活很清苦，一大家人口，全靠父亲微薄的教薪来维持生计。他和哥哥们从小分担家务，到离家不远的山坡上打草拾柴火，有时跑到附近的河塘边，钓小鱼小蟹，捉蟛蜞，到屋前屋后的竹林里挖笋，给家里做菜吃。当教员的父亲对子女们管教严格，规定他们黎明即起，第一功是“晨课”，在这个时间里背诵古诗文。念完早书，还得练习写大字。父亲有时在一旁指点做示范。邓拓用心好学，写大宇时，常常用一枝自己捆扎成的“扫帚笔”蘸着清水在砖头上反复练习，悬肘而作，借以锻炼腕力。直到后来，他在写有关文章时还提到儿时“清水砖头”的悬肘练字法。在全国解放初期，他在给父亲的诗中，还写有“猛忆儿时课读虔”的诗句。
由于父亲的博学，教子有方，在书法上，他让儿子师承前人，训练有素，找来二王、颜、柳、欧、苏各家之体，楷书狂草，不拘一格，让邓拓临摹、鉴赏，还不断以古人“临池”精神激励他，使他学而不辍。这种扎实谨严的儿时训练，使邓拓在书法艺术上很见功底，并奠定了他日后在学业上谨严求实的作风。
上中学后，邓拓开始了大量地阅读文学书籍。高中时他就读的学校分科明细，他上的是文史地系，涉猎了各种文史书籍后，开阔了知识的视野，他除在学校学习之外，课外还进行大量的阅读。家中有个藏书柜，绝大部分是线装书，他下学回来就翻看。“四书”、“五经”、子部、诗集，古典小说，近代文人的作品，他都读，他喜欢屈原、杜甫、苏东坡、陆游等人的诗文，特别是闽籍文人的诗章，更是兴味盎然。后来他常去家附近的书摊上用钱换书看。当时，福州城里一些文人经常组织“诗会”，在一间大庙里摆上一排桌子，点上蜡烛或高香，备有文房四宝，人们吟诵自己即兴写好的诗句，雅兴极盛。因这个活动有时间限制，香尽钟响即交卷，所以又叫“做诗钟”，是延续了老辈传统的一项雅事。邓拓对此颇有兴趣。每逢假日得闲，相约几位学友来到家中，点上香烛，命题赋诗，香烛烧完，判定输赢。同学少年，激扬文字，把笔成趣，间或父亲鸥予先生也被吸引过来，参加评点。看到那带稚气童心的诗作，父亲欣然地笑道：“吾儿未冠即能诗”也。这样的锻炼，使邓拓很早就得到了良好的古诗文的修养。
福州城郊有风景秀丽的小西湖，城中的于山有明朝抗倭英雄威继光的古迹，乌石山东面建于唐代的七层乌塔，城西佛经古书的收藏地“西禅寺”，常常是邓拓和同学们游踪所至的地方。大自然的水光山色丰富了他们课余假日的生活，培养了他们崇尚艺术和自然的情致，他们结伴游历于山水之间，写诗作画，从大自然天然妙成的艺术中，得到诗和画的启迪。
邓拓的家在古树森森乌石山，这是一个天然的博物馆，不少石刻，为历代文人所作，这些对邓拓的课外生活带来了丰富的内容。他爱好临帖和写生，对青松和古柏最有兴趣。有一次，他在自制的折扇上，画了青松图并题上“抚孤松而盘桓”的诗句，寄托对艺术和人生的抱负；中学时一次作文课上，他曾以“咏蜂”为题，写诗抒发了对大自然“小生灵”的辛劳勤奋的崇敬之情，这是他较早的诗作，邓拓十分珍视它，后来写作《燕山夜话》时还引用过。最使他们流连忘返的是去城外鼓山观摩石刻。鼓山悬崖峭壁上布满了自宋至清各代题吟石刻二百多幅，有民族英雄李纲、文天祥等名人的题刻，汇集了篆、隶、真、草、楷各体书法，美不胜收，吸引着邓拓。这些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增长了知识，又把一颗艺术和历史的种子，播在年青的邓拓心中。
高中时期，邓拓所在的福州三牧坊福建中学，因北伐军入闽进行了调整，他进入福建省立第一高中。这一时期，社会革命的思潮在福州洪波涌起，随着大革命形势高涨，一些进步的书刊渐渐传入青年学生手中，《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上，宣传社会革命理论的文章是邓拓的思想启蒙老师。这时，他又读了鲁迅、郭沫若以及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等作品。高中的第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大搞清党运动，搜捕革命者，围剿“赤色”刊物。一次福州军阀王永泉以发现《中国青年》为口实，派军警包围了福建一中，并逮捕了几个学生。这件事对关心时局的邓拓是个很大的震动。
面对着这严酷的现实，邓拓认真地思索一些问题。他和同学傅衣凌、李拓之等人组织了文艺社团，自刻自印过一期刊物《野草》。在这个园地上，他们作诗写文章，发表对时局的见解。动荡突变的社会情势，常常吸引着年青人对一些新的问题进行探索。二十年代后期，邓拓对当时开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论战很有兴趣，他找来有关文章进行阅读，有时还与同学们一起展开讨论，对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他十分留意，曾在福州《国民日报》上写文章发表对时局的看法。除了早年诗词唱和的随意文字外，这是他写作生涯的第一步。正因为他是带着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探索开始写作的，又是在攻读文史地系，这就影响着他思想发展，沿着一条深沉开阔的方向前进，表现出对史学和政论方面的兴趣浓厚来。
“西方有巨人，吾将往从之”
高中毕业后，邓拓考入了上海光华大学。时值1929年秋。由于蒋介石的叛卖革命和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破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大地布满着肃杀郁闷的云霾。在一个秋风萧瑟的下午，父亲从城内雇来一辆人力车，停放在第一山房的路口上，一家人忙着给即将远行的邓拓收拾行装。在夕阳晚照里，家人目送着邓拓远去的车子，把牵挂和祝福，都付于这缓缓前行的车子中。
离开家园，告别亲人，举目前行的路是陌生的。面对着这种境况，邓拓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别家》诗，抒发了当时的心情：“空林方落照，残色染寒枝；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家山何郁郁，白日亦凄凄；忽动壮游志，昂首天柱低。”第一次远行，从诗中看到他心情是复杂深沉的。既表达了种向往和追求，也有对故国家园的忧思。家山何在？天日凄凄，杜鹃啼血，不仅仅是别离家园故土的愁绪感怀，也是对当时肃杀严峻的政治氛围的真实描绘。诗句末尾，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和无畏的气概。诗句工整，寄意深邈，崭露出作者早期古诗词的才华。
邓拓到上海后，入光华大学攻读社会经济学和英文。上海当时是中国现代文学界人才荟萃之地，1928年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也促进了中国文入学者们思想改造的进程。同时，上海出版翻译了大量外国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这对于勤奋好学而在思想上勇于求索的邓拓，仿佛跨入了一个书海浩瀚的新天地，如同坐拥“书城”。写于1930年《书城》一诗，描绘了当时刻苦攻读的情景：“两间憔悴一儒生，长对青灯亦可惊；不卜文章流海内，莫教诗酒误虚名。得侔前辈追真意，便是今生入世诚；白眼何妨看俗伧，幽怀默默寄书城。”诗是写给家人的自励：寒窗苦读，追寻前贤，轻薄世俗，不误功名，其时邓拓才十八岁，从诗中看出他的成熟的思想脉络。
1930年初，“左联”在上海成立。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团结联盟，壮大了队伍，开辟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局面，影响着大批青年学生们。是年六月底，邓拓加入了“社会科学家联盟”，一同加入的还有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等人。同年冬天，十八岁的邓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化名丁丙根，参加了一些地下活动。1931年初，邓拓为参加转学考试回到福州。他利用这个机会，致力于古典诗章的阅读和研究工作。他经常到乌石山图书馆去看书，对闽籍诗人谢甸男进行了研究，准备写作有关评述文章。
1931年夏天，邓拓回到上海，转学到上海法政学院。当时著名的教授李达、周新民等在该校任教，给邓拓的思想很大启发和教育。这时他在法南区委和南市工委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他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在亭子间里写宣传标语，办壁报，并组织上街游行，开演讲会，造成强大的宣传声势。1932年冬，在纪念广州起义的游行活动中，他不幸被捕，先是押解到南京，后又转到苏州国民党反省院关押，他在狱中身体受到摧残，患了肺病。到1933年秋天，由父亲托人保释出狱。半年多的铁窗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在囚牢里，他以烈士的“题壁诗”（一种写在墙壁上的绝命诗）勉励自己，在碎纸片上写诗寄怀。出狱后他把这些诗手订成册，用明末反清诗人夏完淳著名狱中诗集《南冠草》为自己诗集冠名。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没能看到诗集的原貌，但从残留下的诗作中，可以看到作者忧虑家国惨遭蹂躏：“血迹殷半壁，雷声动一阿”，“大地沉沉寂，人间莽莽迷”。怀念战友，向往战斗：“征侣应无恙，新猷倘可长”，“今朝穷插棘，来日矢披荆”。也有表达了他坚强的信念和不屈的斗志：“铁窗风雨急，引吭且狂歌”，“万众摧枯朽，神州定铲平”……出狱后不久，他立即投入了当时开展的思想文化界的关于科学观和批判叶青、张东荪的讨论。1933年10月，他在上海出版的《新中华》半月刊上，以云特的笔名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对张东荪批判辩证法、攻击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有力地批驳，是他最早的论辩文字，时年邓拓才二十二岁，显露了年轻作者的思想朝气。
1933年冬，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率领下，成立了人民政府，公开反蒋抗日。这时，邓拓已得释回到福建，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立即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文化委员会的工作，并改名为邓拓洲。第二年一月，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内外夹攻，福建人民政府终因寡不敌众，“闽变”失败，邓拓匿迹在家读书。他曾致力于把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人张际亮（字亨甫）的诗作研究，整理收集了一些资料。与此同时，他对开始于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以及史学和经济问题的论争十分关注。这对于日后他撰写有关文章做了先期的资料准备工作。
1934年秋，邓拓从上海到了开封，大哥伯宇在开封为他找到了一个中学教书的职业。在上海，邓拓还没有念完大学，来到开封后，他一面在中学任教，一面去河南大学旁听。当时的开封，救亡活动已逐渐展开，邓拓积极参加了活动。这一时期，他结合一些实践，思考一些政治经济和国际问题，重新研读了中国历史书籍，并写文章参加了当时十分活跃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和“中国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他在《新世纪》《时代论坛》《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等刊物上，先后多次以邓云特的署名发表了历史论文。五十年代，这些论文结集为《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出版。参加这样的论争，促使邓拓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历史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磨砺了他的思想，逐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研究学术问题，使他的写作和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