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地说，我干过不少打架斗殴的事。在车站，在海港，在工厂，在饭店，在大街小巷，在我们城市所有的地方，我都打过；绝对有一百吨鹅卵石，被我们当手榴弹那样扔出去，几乎所有学校里的玻璃都是我们砸碎的，几乎所有的坏蛋都尝过我们的厉害，当然，还有一部分是不小心砸在无辜行人的脑袋上。
如果专政队严肃认真地审问下去，我会一一招出来——好汉做事好汉当。再说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革命派都用枪炮打，钢铁厂的铁塔炸裂了，服装厂纯毛的衣料烧了成千上万件，我们算什么！
没想到专政队那帮家伙不耐烦了，有一个叼着烟卷的家伙骂我装死，过来踹了我一脚。这个动作完全像电影里的国民党特务，与刚才朗诵革命语录那阵绝对是两回事。紧接着另外几个抹腰站着的专政队员也骂起来，一口一个操妈操爹的，比西区这帮小子骂得还脏。
那股神圣和庄重的气氛没有了，屋里吆吆喝喝地像打架斗殴的战场。我的野劲儿涌上来，怒气重又升腾。
这些家伙看我硬挺着不讲话，骂樗更凶，竟全都上来踹我。开始我还能忍受几下，这毕竟是专政队的办公室，后来他们把我踹得太疼，我不由自主地做了个小动作，用脚后根向上勾了一下。也许这些家伙在这种场合下从未遇到过反抗，太大意了，竟然被我钩倒了两个。
天下大乱了——全屋的人都扑上来捶打我，并发狠地吆喝，你他妈的敢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说实话，这几年打架斗殴，我身经百战，从未受过重伤。但在专政队面前，我吃了大亏。开始，我总觉得专政队不是街上打架的小子，人家代表国家。另外，我与耗子不一样，耗子绝对该打。可他们比耗子还耗子——趁我冷不防，呼地从头顶上给我套下来一条麻袋。那麻袋看来是专政队特制的，又长又大又结实，你无论怎样拼命撕挣，也弄不碎它。
我闷在麻袋里不知东南西北，几下就被打倒在地。无数只坚硬的大头鞋底，朝我脑袋上、肩膀上、肚子上和大腿上踩、踹、踢，那硬邦邦的大头鞋底全带有铁钉，一下就像踢到骨头里面，疼得叫你无法忍受。我有生以来也没吃过这样的苦头，这种恬不知耻的打法，连最卑琐的东区小于也不敢用。我气得发狂，撕裂嗓门地骂他们。如果我能钻出麻袋，绝对能把他们砸死几个。这种卑劣的打人手段，使我觉得革命和打架斗殴绝对是一回事。
专政队这帮家伙也气得发狂，他们大概从来就没遇见进了麻袋还敢嘴硬的人，于是踢打得更凶。
不一会，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整整躺了十天没敢动一动。喂我饭的那些小于不小心蹭我一下，我都会疼得昏过去。我脑子里的东西肾定被打碎了——有时只要动一下眼皮，里面就喳喳喳像一大堆碎玻璃碴子晃动，疼痛钻心。我浑身每个部位都按太头鞋底的形状肿起来，有几处连鞋钉的花纹都肿得清清楚楚。这使所有的人都大为惊叹，他们最惊叹的是我胯裆里的那个玩意儿，说是肿得最好看，像粉红色的气球，里面还布满深红色的花纹。有个有点文化的小于说，绝对是清明时期出土的紫砂壶。
我小便时偷偷看了一眼，那肿得锃亮的皮下，血管像鹿角，像珊瑚，确确实实是好看。怪不得这些家伙反复观赏，并说把我抬出去展览，绝对能挣一笔大钱，我不但吐血，而且尿血。耗子说我没有挨打的经验，大头鞋还没踢上就得赶快喊爹叫妈，越哭喊得凶越好。这小子就是靠这个经验躲过来，所以肿得轻。
我什么话也不说，把所有的仇恨都紧紧咬住。我什么都想好了，只等我能站起来的那一天，就报仇雪恨一一我一定要他们尝到我尝过的滋味，当然要加倍地尝。这个念头使我熬得住所有的疼痛，只要早晨一睁开眼，我就发狠地想这个念头。在心里，我把专政队那些家伙反复打了几百次，尤其是那个嘴里斜叼烟卷，第一个踢我的家伙。
斜叼烟卷的家伙姓怀，专政队员称他怀队长，我们都叫他老坏。
医生来看过我几次，这家伙也戴着红袖标，但态度却不像戴红袖标。他用干净的水把我粘在皮肉上的衣服慢慢泡开，轻轻地往下揭，他特别护理我肚子上的刀口，他说开过刀的皮肤抵抗力差。他还偷偷给我营养药吃。
我不怎么理睬这个家伙，我有些神经质，即使是全世界最慈祥的人，只要戴着袖标，我就仇恨万分。
我的肿痛刚消一半，就被抬出去批斗。所有挨批斗的都一排排绑着，站在卡车厢的边上，沿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徐徐开动。专政队看我站不起来，便特地给我做了一个架子，把我捆绑在上面，好让路两旁的人能清楚地看见我。开始，有些小子逐有点害羞，都把脸往胸脯上埋。因为专政队有规定，尽量把挨批的人拉到他家门口批，这样才能使挨批的人臭得厉害。
我心里并设什么害羞的感觉。我只是觉得街上太亮太刺眼，有些头晕眼花的不太舒服。可一看见街两旁黑压压的人头攒动时，我不知怎么想起林晓洁。这一想坏了，我也有些害羞起来。简直似得了一种怪病，我的胸口还紧张得咚咚蹦跳。
车队徐徐向前移动，广播车反复喊着我们的名字，把我们说得穷凶极恶，枪毙了都不解恨。我开始听时不怎么顺耳，听常了就没什么感觉，好像是在说别人。
我觉得林晓洁即使看不见我的面孔，也会听见我的名字，这使我很恐慌——全世界都知道我挨批斗，我也不在乎，只要林晓洁不知道就行。
车开进民权街，我看见老麻婶和一些老邻居。好几年没看见他们了，可他们还是那样，似乎往回长，个子都比过去小了些。奇怪的是他们没认出我，也不怎么看我。后来我才明白我是沾了胡子的光，有好几处看热闹的人指划着我，那么大岁数了，还打架斗殴！
汽车开进民权街批斗，我还是挺激动的，我毕竟是在这条街上生养大的。另外，我想看看我的家什么样，看看我姐姐姐夫回没回来。使我失望的是我家的门依然紧闭，上面的封条却破烂不堪。这也使我有点安定。
我恢复得很快——我说过，我身体健壮。但再健壮也没用，不断地再次“过堂”，又伤痕累累。那个嘴上斜叼烟卷的家伙，简直就是我的千年仇人，说不上三句话就开始踢我。后来，他们大概打累了，就改用电棍，用烟头。据说，有一个小子坚决不招供，他们就往他嘴里灌尿。我认定我自己是最坚决不招供的，怛不知为什么他们没往我嘴里灌尿。后来听说是军管会派人下来检查，不允许用刑逼供。
这样，我的身体又迅速地恢复，加上批斗式的锻炼，我甚至能在网室里做俯卧撑了。一天早晨，嘴里斜叼娴卷的老坏竟然亲自来传唤我。我故意装作走路蹒跚，我觉得我也应该聪明点，挨打总不是件好事。
老坏看到我的蹒跚，便有些大意了，他将我推到一间小屋里，一个人面对我冷笑，听说你他妈挺能喝酒的！说着他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肮脏的铁壶——一股尿臊气直冲我的鼻子。
老坏恶狠狠地说，你小子为什么嘴硬，原来是要喝一壶呀！
我似乎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拳头就飞打出去，而且准确地打在老坏的肋骨上。这家伙扑通一声跌倒，我又补上一脚，还是踢在肋骨上。但我没想到这家伙绝对抗打，竟然能一个滚儿爬起来，叫驴一样大叫起来。随之，一群专政队员跑过来，但立即傻了——他们万万想不到，在他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中间，会跳出这么个不要命的。
我没等他们明白过来，就一个箭步冲出去。顺着楼道就发了疯般地往前冲，似乎有几个戴红袖标的人影在我前面晃动，但没一个敢挡我。正跑着，身后猛然哨声大作，满楼里顿时通通通通地轰响着，所有穿大头鞋的家伙都在奔跑。
我一看走廊前后堵得满满的，知道完了。便用肩撞开身旁的一间屋子。谁知里面有一男一女。男的看来是专政队的官，因为他坐在一个大写字台前面，女的好像是秘书，正在整理什么材料。这两个家伙肯定早听到走廊里的喊打声，所以我一撞进去，那个男的就哆嗦着说，你你放放老实点……女的干脆就不会动弹了。
我想，反正惹了犬祸，不会有好下场了，打一拳赚一拳。再说，这个官儿是领导专政队的，说不定是他暗里指挥打我呢！我不等这家伙把话哆嗦完，就当胸一拳将他打得歪倒在椅子上。接着我跳工一写字台，一脚蹬开窗，跳到院子里。院子里挺宽敞，堆了不少煤，一霎时我想到久违的煤场。然而这煤场太狭窄，四周全是高墙，我便朝一间有黑洞洞大门的房子跑去。进门一看是锅炉房，几个工人正在修理早已停火的锅炉。看见我跑进来，他们全吓得呆若木鸡。这时，我听到有个女人尖叫，往锅炉房里面跑了！——这肯定是刚才那个女秘书，刚才我真应该给她一拳。
我觉得我的头发胡子汗毛全炸开了，眼珠于肯定红了，陡地——我想到了死。
呆若木鸡的工人旁边有一堆工具，里面竞有一把打开的电工刀。我又惊又喜，扑过去一把抓起电丁刀。这时，手持电棍的专政队拥进锅炉房，喊声震天。
我飞也似的窜到锅炉房里间，里间正有几个家伙提着电棍往外冲。我又折向旁边的一个什么地方，谁知那里面也有人。这时我开始慌了，浑身往外淌汗，气都喘不足。突然，我发现头上有一扇破窗，灰蒙蒙的玻璃透进些光亮。我发狠地往上一蹿，抓住窗台，爬到窗上。这时，几个专政队员已冲到窗下，用棍棒砸我的腿。我什么也不顾了，一头从窗玻璃中间撞出去。等我稀里哗啦地撞出玻璃窗，才发现紧挨着窗的是一个大烟囱——那烟囱昂首耸立，直指蓝天。
我一直爬到烟囱的顶端，顶端有一圈安全栏，任你在上面舒服地歇息。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头上脸上肩上身上，全都往外渗血，有几块玻璃片还留在衣服上。
烟囱下面忙开了，人群乱得像一窝蚂蚁，但没有一个敢往烟囱上爬的。锅炉房外面的街道也开始聚满了人群，汽车、拖拉机、自行车，各种各样的行人全都停住不动，仲着脸朝上面指指划划。专政队大楼的对面是一个小学校，现在看起来像在烟囱根底似的，小学生全涌向操场，哇啦哇啦地吵嚷。全世界的人都在盯着我，我从心跟里感谢这个大烟囱，有了它我不但可以自由自在地死，而且保证能一下死得彻底。我只要纵身跳下去，谁也没办法。我似乎有些激动，当着千百个人的面跳下去，挺那么威武雄壮。
不过，我不想那么急急忙忙去死，反正这儿离死很近，往外跨一步就行，即使专政队冲到我跟前也来得及。我不想马上死是我感到这么快就死太不合算，那个斜叼着烟卷的老坏竟然安安稳稳地活着，我实在是不够本。我想大骂一通后再跳下去，但半空里的风刮得呼呼作响，我把嗓门喊哑了下面也不会听见。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俯视我住的城市，这使我豁然开眼。太阳恰好升到和我一般高的位置，斜射的光线使我们的城市半明半暗。我从来没看到这样的景致，感到特别新鲜和惊讶。最精彩的是海面，在斜射的阳光下金光灿灿。
站在烟囱顶上远望，多么肮脏的街道也显得那么有意思。东区那些外国式楼房，五彩缤纷，所有的楼房旁边似乎都有花园——我想起林晓洁。但我不敢往下想，我怕再想下去就失去跳楼的勇气。我开始寻找我住过的民权街，却怎么也寻不到。整个两区全是一片灰色的屋脊，千篇一律的瓦垄闪闪烁烁，衬着远处的大海，活像一条巨大的牙鲆鱼稳稳漂浮——原来我住的城市这么美丽，可惜我今天第一次感觉到。
海港那面更惹眼，像一张画铺在那里，各种颜色的船和彩旗竞相辉映。但有一大块黑糊糊的地方破坏了画面，令人看了不太舒服。在这么美丽的城市里怎么会有如此肮脏的地方？实在是奠名其妙。然而，不一会儿我就为那块黑糊糊的地方热血沸腾——那足我抬过煤的煤场。
我觉得我的眼泪快流出来了，因为我想起和香姐、母老虎在一起的美好日子，那真正是美好呀！就连那吱吱咀哑的扁担，沉沉甸甸的煤筐，都那么那么的美好。
我赶紧将脸转过去，不敢再看煤场，我怕我真哭出来。我告诉过你，我从来不哭，现在当然更不能哭。因为烟囱下面那么多可恨和不可恨的人都在望我，我一定要表现得像个样子。
猛然间，喇叭筒轰响起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给出路政策……不要走自绝于人民的绝路……任何愿意改正……我们是欢迎的……我早已听够了这些家伙的鬼话，他们说得像唱歌一样动听，可干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不过，我有点惊奇，看来他们不希望我死。再往下一看，他们不但不希望我死，而且还怕我死。一大群人拖拽着一块帆布，在烟囱根底扯开撑起来，以防我跳下去时接住我。好几辆卡车开到烟囱跟前，迅速地扯起建筑工地用的安全网。无数人奔跑和忙碌，架设这毫无用处的安全网。烟囱下面的煤堆旁有一排铁罐，我只要飞身跳到铁罐上，绝对会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