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名石
中国旧日之社会，知识阶级对于癖石之嗜好，极度浓厚。在士夫之消遣，几天人不以石为伴友、为对象。如园林必须有石，案头必须有石，室悬绘石之画，架插谈石之书。对于石之罗致，无远勿届，对于石之爱护，无力不施。从来以好石名者，尤多不胜数。如：南宫之拜石，东坡之供石。其最着者至谈石之书，亦指不胜屈。如杜季扬之《云林石谱》、高兆之《观石录》、毛奇龄之《后观石录》、宋牧仲之《怪石赞》、梁九图之《谈石》·等，均世所习知者。其以石为器者，如：砚石、图章石、石刻、石像等，现在仍占古玩之重要地位。至以为陈饰者，今日虽不如往昔之盛，然余韵尚有可寻。谨将今日尚能得见之石，略述如下：
一大理石大理石，以产于云南之大理县得名。一名点苍石，俗名汉白玉。为石灰岩之变性，有白色、杂色二种。白色大理石为火成石灰岩，由粒状之结晶质集合而成，亦名寒水石。杂色大理石为水成石灰岩，质极致密，含铁及黏土等不纯物，有黑、黄、青等彩色，具山川、云雾之状。二者北京积存均衡，随处可见。但建筑用之白色大理石产地甚多，并不产自云南大理也。北京所用者，乃取之涿州，房山。至嵌镶于器物内之黑、黄、青、彩色之大理石，乃真大理石，确实来自大理也。白色大理石以洁白如玉者为上品，杂色者以天成山水云烟如米氏画境者为佳，否则均不足贵也。
二太湖石产自江苏之太湖：有水石、旱石两种。产于水中者为水石，岁久为波涛所冲击，多成孔穴，面面玲珑。旱石则枯而不润，赝作弹窝，亦乏天然之美。北京园林所叠假山，多为太湖石。太湖石以石质温润，多孔多穴，波纹起伏，皱瘦透秀，具天然风韵者为佳。若枯竭顽劣，虽真来自太湖，亦不足取也。关于北京之太湖石有一重要之史料，今人所不可不知者。北京之太湖石为数甚多，盖在运河畅通之时，运输甚易故也。但最初之石则始自金人。据范成大《揽辔录》载：“金人破之琼华岛，即今北海之岛，所有之山石即由汴京辇来之艮岳石。”据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载：“艮岳者，宋徽守自南方运来奇石所筑成。”中国民间最着名之小说《水浒传》中之强盗，即反抗此种工役而起事者。按：艮岳在河南开封城内东北隅，在国都者之艮方。在宋徽登极之初，皇嗣未广，信方士言，遂于艮方建岳，大兴土役。所用山石，均由太湖运来金人下汴京后，完全将艮岳山石辇致北京，修筑琼岛。然因沧桑之迭变，艮岳山石固仍有存于琼岛者，其分散于宫廷圆明园、颐和园、中山公园及其他名所者亦为数甚多。甚至着名宅第、会馆亦有得之者：宣外之某着名会馆，即藏有艮岳山石之一。盖山石之变移甚易。今之京市园林，其太湖石之佳者，多为由艮岳之所来也。历史名物而失其所传流之辙迹，殊为名物失色也，惜哉！
三英石古玩市上常见有石刻之人像或神佛像，叩之与铜声无异，此皆英石也。按：英石产广东英德县。据《洞天清禄集》载：“英州出石如铜矿声。”现今北京此种石像甚多，盖皆近年之新制品也。
四雨花石产南京之雨花台，故名。五色俱备，均为小石子。为水仙盆之点缀物，并无大块可制器也。按：雨花台原产五色石子，惟地区狭小，不能任人挖掘。土人遂于浦口、塔山一带挖掘，携至雨花台售卖，以欺来往过客。文人多慕其名而购之，亦犹西湖不产莲，而西湖藕粉遍于市场。藉胜景以欺世者，岂止雨花石也。
五孔雀石孔雀石本为铜矿之一种，色鲜绿，有光，可由其中提炼铜质。有彩纹如孔雀尾者，尤珍贵。从来多以为笔架、镇纸或案头山石之需，佳者亦不常见也。
至若古人极为重视，而今日已不可见之名石，为数甚多。只《云林石谱》所载名石，已一百一十六种，其未经列入者尚多。现在好之者既鲜，而天地之精英亦遁世不显。以上仅就北京可得见之名石，略述其梗概，其不可见者概不赘焉。
（第二节）古代石器
一、石器概述
在人类不知用金属之时，凡坚刃顺物均用石制。此乃各民族翰经共有之阶段，吾中华民族自不能例外。且各民族在最初进化之时，用石之时期均甚长久，故欧洲史学家谓之为石器时代。惟石顺之用分两时期：距今二十余万年前，人类即知用石制器，如石制兵器之类，略具形状，不加琢磨（其遗物，法人倍德会于西元一八四二至五四年之间发见之），是为旧石器时代；以后则谓新石器时代，在此时期，小刀、箭、钱等物，皆经磨治，并筑石室以居，后人往往于石室中发见人骨。两时代相距年月甚长，其时人智幼稚，所制亦极粗劣。旧石顺时代之遗物，在中国已不可见；即新石吕者，因夏禹之毁灭，前代文物其实情亦不可考，仅由后代所发掘之石顺略知其梗概耳。按中国新石器时代之产物甚多，做工尚多优良，从此亦可推知，中国文明之进步，绝不后于印度、埃及。后代所发掘之石顺，有石镞、石斧、石锥、石钻、石杵、石臼、祏等。此种器物，仅足为文明之证明，于文艺、美术均无重要关系。至三皇五帝之时，发明用金。此后除必需用石制造之石器外，以前石顺多有改用金属者。降及三代，石制、金制业已分清。此后之石器，始独立一格，在文艺、美术均有相当之地位，而在古玩中，亦有深刻之重要。惟石器之种类甚多，不能备述，仅择在古玩中有价值者，分别述之如下：
石鼓石作物之最古而最完整者。以周代之石鼓为第一，其详情已于前编述之，不再赘陈。
碑碣碣圆而碑方。碑有额，而碣无额；碑有座，而碣无座。其额，有椭圆如覆盂者，有上锐如玉圭者；其花纹，有螭、有龙、有鹊、有鸟、有卦画、有佛像。其座，有上横平而下长方者，有古杀中平而下长方者，有四周椭圆中平而长方者；其花文，有龟，有蛇、有云、有象、有仙佛。例如：曰“石神君碑”，额刻左右两兽，兽内一人，以两臂挂兽腹；“张迁碑”，额刻两鹊相对；“爨龙颜碑”，额刻蟠龙穿左右，刻日月，各径五寸，日中刻竣鸟，月上刻蟾蜍；“圣教序碑”，额刻佛像；“道因法师碑”刻释迦牟尼观自在、大势二佛像；松阳“叶有道碑”，额刻艮封爻。嵩阳“观圣德感应颂碑”，座刻丁甲之像；云南“孟广宗碑”，座刻龟蛇之形，均为碑之特别形式也，故较蟾为特异，不独尺雨大小之不同也。
碑碣之文字，有帝王文字，有贵族文字，有文士文字，有平民文字，有宗教文字。其书法，则有篆书、分书、隶书、真书、行书、杂体书、满文书、回书、蒙文、藏文、吐蕃字、女真字、西夏字等。
碑碣以全拓为上。其全拓之着名者，以昭陵为最多，以碑林为最杂，其石刻皆在陕西也。其在山东者，有云峰山四十九种，为郑氏一家之书；其在江苏者，以萧梁阙十五种，为南朝一代之刻；其在曲阜孔庙者，有汉魏六朝唐宋二十五种，以礼器、张猛龙、兖公颂为最精；其在经宁学宫者，有汉魏十余种，以景君、郑固、范式为最着。汉中全套元氏各碑，祁阳诸刻，考古搜逸在所不废。而安阳五石、敦煌诸碑、和林各石、南诏数种，或为残石，或多模刻，亦当附列于全拓之中也。
碑碣类之大概，概如上所述已，而碑碣类之改制者，亦当附及之：一、碑碣类之立于庙外者，则为“阙”、为“神道”；二、碑碣类之置于墓前，而全改其形者，则为“塔”、为“柱”；三、碑碣类之刻于摩岩者，则为“题记”、为“题名”。凡此，皆碑碣类之改制者也。
志铭志铭与碑碣不同：碑碣直立于地上，志铭平纳于土中。其形式为平方形，两石对束，上石篆盖，下石镌铭。其石广不过二三尺，直径亦如之，此通例也。其盖之创制者，如“魏“元显隽志”盖为龟字，刻于中央；隋“杨居志”盖为兔字，刻于左右；唐“马夫人志”盖四周刻花，而中有穿；唐“戴令言志”盖为朱雀玄武，左右为双龙（下方四周为十二肖像）；唐“泉男生志”盖为十二兽（内方四周为宝相花）；后梁“穆宏志”盖为十二神；以及韩“魏显宗志”无盖，上锐如圭，而中有穿，类碑；宋“姜悟通志”无盖，形圆如鼓（外刻有摩尼叭哒哩哞等八字），类碣。皆为志铭类之特异者。
志铭之文字，谀墓而已。晋立碑禁，志石始作，六朝尚文，遂多骈制，志末缀铭，韵语万变。唐宋以来，厥体滋乱，有无铭者，有先铭而后志者，亦有先志而后铭者。
志铭亦以全拓为尚。其全拓有专属一姓者，如四司马墓志、十张氏墓志是也；有聚集一处者，如磁州十九种、河阴十种是也。此外，公家所藏，若开封图书馆等处；私家所藏，若端陶斋诸人，汗牛充栋，更不胜缕举已。
志铭之大概，既如上所述已，而其改制亦至不一也。盖自宗教盛兴以来，随时异名，殊难类别。约而言之，有名实符者，有名异而实同者。名与实符者曰志、曰铭，名异而实同者曰记、曰文、曰刻、曰塔、曰表、曰符。故以志言，则有预志、圹志、自志、葬志、庙志、殡志、丧志、寓形志、丧柩志、坟志、归幢道行志等名；以铭言，则有埋铭、烈铭、碣铭、石椁铭、柩铭、志铭、述已铭、石室铭、家阙铭、行状铭、遗行铭、墓表铭、寿藏铭、塔铭、僧录铭、像塔铭、道行铭、葬塔铭、半葬塔铭、塔铭等名，均有志铭之名也。此名与实相符者也。至若无志铭之名，而实属志铭之类者，一曰“记”，如墓记、圹记、殡记、葬记、阁记、行记、庙记、龛记、墓石记、宅兆记、茔兆记、先茔记、归葬记、权厝记、墓茔记、墓所记、前记、冢中记、灵客记、坟厝记、墓所记、前记、灵阁记、龛茔记、坟台记、石棺题记、藏胎记、舍身记、长供记、方坟记、道行记、勤亦记、卵塔记、功行记、玄堂记、碎身记、墓塔记、山塔记、灵塔记、浮图记、影堂记、寿塔记、实行记之类是也；二曰“碣”，如庙碣、塔码茔碣、灵碣、葬碣、行迹碣、寿塔碣、遗世碣之类是也；三曰“文”，如铭文、灵庙文、阴堂文、墓版文、塔铭文之类是也；四曰“刻”，如圹刻、墓刻、墓门石刻、造冢石刻之类是也；五曰“塔”，如身塔、发塔、三身塔、真身塔、碎身塔之类是也；六曰“幢”，如葬幢、墓幢、墓铭幢、灵塔幢之类是也；七曰“表”，如墓表、灵表、权葬石表之类是也；八曰“符”，如坟符、墓中元始符之类是也。其名之尤异者，曰“明堂”，曰“玄堂”，曰“墓颂”，曰“葬颂”，曰“神诰”，曰“神室”，曰“墓壁”，曰“墓版”，曰“石函”，曰“石柱”，或平平纳于冢中，或直立于墓外，此名异而实同者也。欲因流以溯源，则金石诸书可详考也。
法帖法帖今日虽有木版者，但原来以石刻为正则，故亦列为石物之重要者。惟因其特别重要，已于前编分间述之，故不赘及。
刻经刻经有六类：一为碑，二为幢，三为柱，四为摩岩，五为造像之阴，六为碑之阴侧。碑为长方形，经刻于两面；幢为八棱形，经刻于八面，递而减之，或六面，或四面，至八面而止；柱为圆形，或四方形，经文皆随石形环刻之。至于摩岩及造像之阴，碑之阴侧，经皆刻于平面，与碑无大区别。特碑上刻经多横列，有四列、五列、六列不等，此则但有界线方格而已。此刻经形式之大概也。
刻经之文字，以释氏为最多，儒家次之，道家又次之。至于摩尼诸教，不过一二种而已。摩尼诸教刻经，只有楷书；释氏刻经无篆书；道家刻经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其符号尤为特异；儒家刻经无行书，其书有一体、有二体、有三体，在刻经中亦具有独立之精神也。儒家所刻者，为《十三经》原文，而《孝经》附之；道家所刻者，为《道德经》原文，而《阴符经》、《摩利支天经》、《太上老君常清静经》、《太上升元消灾护命经》等附之；释氏所刻者，为译经，其名最繁，以《陀罗尼经》为多，《心经》次之，其余各经，由重译而传世者，尤不少也。
儒家刻经始于汉，踵而兴者，为魏之三体，唐之一体，宋之三体。其流传于后世者，莫不重视之。据以校勘泥字，与木刻之异同。此外，孟蜀刻经石久散佚，即寻一拓本而不可得，好古者惜之。至见于晋阳者，有晋刻经；见于明志者，有金刻经，名存石亡，胥等孟蜀也。
祏祏音石，宋庙藏神主之石室也。《左传》载：命我先人典司宗是也。又据《演繁露》载：宗庙神主皆设石函，藏谐庙室之西壁，故曰“祏”室。必用石者，防火也。按以石制物，肇始最早，在所有金玉各器之先。故人类将进于文明之初，石器最多。然特言者，盖当时其他各石器均粗劣无文，不值记述。为敬祖先之器，既知祭祖，必知敬祖；既知敬祖，必经心加意制作。故古代石器，以“祏”为最可称者，故特录之。
石造像石造像已于初集述之矣，惟石造像为古代石作物之最要者，故再论之。以石作器发源最早，盖由于今日所出土之古物知之。至商时，更为注意，六工专司造器，石工即其一也。周之八材，石工亦剧其一。是可见古人之极重视石器也。但以石造像，商周未有，秦汉仅有墓前之石人，晋初始有以石造像，六朝北魏最为盛行，以后则日渐式微。唐时尚有行之者，但为数甚少，绝不多见。至宋地，完全绝迹矣。按“造像”二字，今人每有用为“照像”之代替字，以为古雅现在，莫妙于此，岂知古人为亡人造像，非吉祥名词也。《旧唐书》载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谓造佛像施僧寺，以为亡人祈福也。按，今人重视石刻，其原因有二：一为由于石刻之花纹可以得见古人之艺术，二则由于石刻之文字可以得见古人之字体，取为作字之样本。石造像之为后世重视者，即缘此两种目的俱备也。石造像花纹之优美，已为世人所公认，而文字之佳妙，久为国人习书者奉为圭臬。且石造像之为某人祈福，必须明书于造像。故凡造像，皆有文字。且文字率多精美，均足为吾人之模楷。此固习书者所熟知者，最着名者，有龙门二十品。按，龙门山属洛阳，自古为名胜之区。元魏之时，摩崖造佛，以亿万计，雕镌精璨，为海内外美术之冠。清季金石家辈出，群知六朝石刻可宝，极力搜访，发现精品甚多。龙门石刻，始大显于世，有二十品、五十品、五百品之目。近且有拓至二千种者，若欲一一详列，未免太烦，故只列现代通行二十品名目。即：尉迟造像、元详造像、郑长猷造像、贺兰汗造像、太妃侯造像、元燮造像、慈香造像、高树造像、比丘道匠造像、太妃高造像、孙秋山造像、始平公造像、解伯达造像、乙弗造像、惠感造像、法生造像、齐郡王造像、杨大归造像、薛法绍造像、优填王造像等是也。即世所称之龙门二十品，为造像全拓之代表。至以单件称者，为数至多，不便列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