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室石室者，以石为室也。在古时常有之，其用途有二：一为藏图书之用也。《史记》载，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篑玉版图籍散乱。又《后汉书·王允传》载，董卓迁都关中，允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录要者以从。以上皆古人以石室为藏书之所也。一为古人之享堂，皆用石室享堂。即坟墓之祀堂，以供展墓享奠之用者。二者用途虽不相同，但均为石所造之室，固无不同也。然因用途之不同，而制造上便自不同：藏书之石室，只要能保藏书籍，使不损毁，即已达成其目的；而用作享堂者，必须有仪注上之装饰，在后代视之，须有艺术上之美妙。故本章所言者，皆指享堂之石室言，其他均未计也。查石室之肇始，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即已能之。盖架石为室，以避风雨之浸袭，猛兽之攻劫。在历史上，固最早者，即至今，西北民族，尚有居住石室者。但此种石室，并无文艺之价值。所言者，只为享堂之石室。故石室之创生虽久，但享堂之制，实始自汉代，以前尚未着名也。汉代壁画，极为盛行，石室之壁上，皆刻有图画。石室之最着名，有孝堂山祠与武梁祠两处。
孝堂山祠，在山东肥城县。为前汉末，季孝子郭巨墓上之享堂石刻，共有十壁，均为阴刻，与后汉之阳刻不同。所刻人物、景象、鸟兽，均极灵活、生动。其取材，均为历史之典故。其图为车骑之行列，大王车贯匈国人战争，胡王献俘、狩猎、驼象，成王、周公之故事，以及演戏、奏乐、庖厨等。亦有取材于当时之传说者，如神仙、怪兽之故事。此种石刻虽不甚精巧，但生气央央，颇近自然。在前汉之时，中国雕刻艺术已有如此成熟，深足称述者。
武梁祠，在山东嘉祥县南二十八里之紫云山下。为顺帝、桓帝时，任城名族武氏一家数墓之享堂。建于建和元年，前有石阙二，列于东西墓前。石狮子一，今犹完整无缺。阙后有石室四处，即武梁祠、武荣祠、武斑祠、武开明祠。以武梁祠为最精，故以武梁统名之石壁，满饰雕刻，大都为阳刻。武梁祠所刻者，为三皇五帝、夏禹、夏桀、孝子、刺客、烈女等故事，及神人、奇兽、车骑、人物、楼阁等。武荣祠所刻者，为文王、武王、周公、秦王、齐王、桓公、孔子及诸弟子、孝子、刺客、烈女、神人、龙舞、庖厨、侍女、车骑、从道，以及武荣之亲身经历事。故武斑与武开明两祠之石刻，均为伏羲、女娲、周公、景公、始皇、信陵君等人物故事。此外，则有海神、龙鱼出战、云龙车、天马、雷公、北斗星君、啖人鬼、狩猎农耕、车马从道、舟车交战、乐舞庖厨，以及各种祥瑞之物。
除上述两石室外，尚有两城山城贞王安之祠堂，亦极着名。其壁上石刻，据日本美术考古家大村西崖氏评论，为中国古代雕刻之冠军。所有做工均充满高古、琦玮、谲诡之趣味，而且竦崎之台阁与一切服饰容曳，使观者均能羽化为伏羲，神农之人物，而神游于华胥国也。
其他石室为数甚多，但均无文艺之价值，故不列入。惟北京中南海万字廊前，有石室一幢，虽无文艺之价值，乃因与袁世凯称帝封贮继承人之姓名，与历史上有关系，故亦为石室中之可称者。
石阙石阙形式，类如寺观中之经幢，面面皆有文字或人物。士大夫能施仁政于民，民怀其德，往往于其死后立阙于其墓前，犹今之德政碑、纪念碑也。此物存世者，有东汉王稚阙，在四川新都县北十二里，会稽东部都尉路君之墓阙，为永平八年所造者，刻有执仗负刽之人物；山东费县南武阳平邑皇圣家之阙，系元和元年所造者，两阙皆刻有伏羲、女娲、四神奏乐、演戏等图像。四川新都县北，兖州刺史洛阳令王涣之墓阙，系造于元兴元年，刻有神人、车马、龙象、狮子、大屋等物。河南嵩山之太室庙阙，为元初五年所建者，刻有龙凤、牛虎、人物、车马。启母庙阙，为延光二年所造，刻有龙马、兔鹿、人物等类。少室庙阙亦为同时所建造者，刻有龙、虎、麟、凤、象、马、鹿、羊、鹤、兔、人物等等。此外，则四川渠县有交趾都尉沈君之墓阙，雅安有益州太守高颐之墓阙，剑州有梓潼县范君之墓阙，德阳汉上庸长司马孟台阙，梓潼侍御史季公阙，夹江汉益州牧杨宗阙，梓潼中书令贾公阙，渠县汉豫州刺史冯君阙，梓潼故侍中杨公阙等，皆为世人所习知者。至若平庸之辈，富厚小人，死后均立有墓阙，均以人无可传，遂有墓阙，而无人注意也。
石窟石窟者，就山石而挖成之穴也。此种工作创始于晋之莫高窟，及六朝北魏之时，文成帝又行造窟。史载：文成帝即位之后，年有僧统名昙曜者，秉承文成帝之意旨，于首都恒安，即今山西大同西北三十里之云岗堡武州山崖凿造石窟五所，名日“灵岩”，于和平三年峻工。嗣后陆续兴造，迄今除崩坏者外，尚有大窟二十处，小窟数百处。据《魏书·释老志》载：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当时凿建石窟之动机，据由其一窟之题识所示，系因当时民众为国兴福而发愿建造者。盖系乱世，人民遭受极度生活不安定而表示之消极举动。其题识谓：“邑中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共相劝合，为国兴福，敬造石卢那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等语，是可见其概情也。石窟之内部，均制有大佛像及塔石壁，及天花板，亦刻有雄壮富丽之雕刻与装饰。最大之石窟，东西广七十余尺，南北约六十尺，在内部有高约五十五尺之佛像。其规模之雄大与装饰之华美，与印度之亚迦坦石窟相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佛像之工样，并不似印度式。但其面貌、姿态，亦不类纯粹中国人。唇厚、鼻高、目长、颐丰、肩张，雄伟挺然，大丈夫气象。再如，如来像之双手，并非上下重叠，乃系前后重叠；弥陀像，额上亦无塔形，两瞳交叉而坐。此种姿势，与中国一般佛像不同，或系鲜卑民族当日之神情欤。考鲜卑族，即今内蒙科尔沁右翼之大鲜卑山及东西兴安岭附近之民族，与北方民族相同，不应有此奇状，或系理想人物亦未可知也。但无论如何，其必受有印度与中亚细亚佛像之影响。据《魏书·释老志》载：“大安初，有狮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与浮陀及难提等三人，奉佛像三到京师皆云备历诸国，见佛影亦及肉髻。”及，“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及画像”等语，是当时已受有印度佛像之影响。故石窟佛像之姿态，亦必受西方佛像之影响，毫无可疑。虽不完全相似，则仍有其他原因也。总之，大同云岗之石刻在历史上之位置，绝不在意大利、斐伦翠与威尼斯雕塑之下。其丰富奇丽，诚为空前绝后之杰作。在艺术上之评价，此种石刻实包含两种素质：一为装饰意境之显露，一为造像意境之显露。诚千古不朽之名作，国人急宜设法保存，不可轻忽者。此外，着名之石窟尚多，河南洛阳龙门山古阳洞之石窟，迄今仍然存在。宾阳洞，为宣武帝景明元年起，至孝明帝正光四年止，以二十四年之时间，用工人八十万二千三百余人，经三代之阉宦，奉诏所造成者。此外，尚有山西太原西南之天龙山石窟和南京栖霞山之石窟等，均有极精美之石作物。其他小型者甚多，惟均不能与前述者比，故均不称焉。惟古玩以文字为主，各石窟以艺术眼光观之，固已美善尽至，为国人生色不少，故名震世界。即以大同云岗一窟，日本考古家摄影多至八百余幅，诚可谓艺术界之大观。惟近日流传拓本，仅八九种，多无文字。只第七窟内有太和七年题记，可传拓耳。惟当地土人多凿取佛头，以私售西商。据报载，已有百余头丢失者，若不急谋保存，恐日少一日，诚为东亚文化产物之痛心事件。有责者，盍兴起保护，是固东亚民族所共同祷盼者。
石台中国用石筑台，创始最早，且视为国家重要之典物，故均加意经营。见于记载者，有台，汉之通天台等，均为古代着名石筑物。惟原物久已不存，徒存历史上一空名词耳。现在存世者，只有北京之天坛。按，天坛建之于明清，因之惟屡有修改，故今日尚仍完好如初也。坛址曰“圜丘”，南向，三成四出，陛各九级。坛之上成，径九丈，取九数；二成，径十有五丈，取五数；三成，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数。上成为一九，二成为三五，三成为三七，以全一三五七九天数，合九丈、十五丈、二十一丈、共成四十五丈，以符合九五之义。坛面砖数，皆用九重递加，环砌。上成自一九起，至九九；二成自九十起，至百六十二；三成自百七十一起，至二百四十三。其他四周栏板，亦与九数相合；上成每面十八，四面计七十二；二层每面二十七，计百零入；三成每面四十五，计百八十。总计三百六十，以应合周三百六十度数。坛面之砌栏板与栏柱，均系以青石琉璃所建。清乾隆时，又改用艾叶青石。此坛完全为古代明堂之遗制，非只可以存制，而在艺术上亦有极伟大之价值，足称为古代石作物之代表者。
翁仲石人像也。秦阮翁仲，南海人，身长一丈三尺，气质端勇，异于常人。始皇使将兵，守临留，声振匈奴。翁仲死，铜铸其像，置咸阳宫司马门外。故后世称石像为翁仲，即本此也。但世俗均以陵墓前之石人为翁仲，其他尚不用也。
赑遍屃 赑音贝，屃音戏。赑屃，鳌属。《杨慎外集》谓：“龙生九子，各有所好。一曰赑屃，好负重，今碑下趺是也。”惟李东阳《阳麓堂集》及沈德符《野获编》均谓负重者为霸下。而赑屃好文，今碑两旁蜿蜒者是。盖本无稽之说，且其传说不一也。
华表石柱也，亦称望柱，肇始于尧。惟初以木制。后改为石。《古今注》载：尧设诽谤之木，今之华表木也。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今则均以石为之。刻有蛟龙盘环之式，上立石兽，皇陵多有之。此外，则北京天安门外有二焉，立于门外之东西。据称，立柱之原意，在警戒君主之久不还宫者。君主出宫，石兽伫盼之状也。姑闻如此，姑如此言。确否，未有据也。
石像凡以石所刻之人物，统日石像。包括石人、石马、石兽等。此物只见于各帝王陵寝，而尤以明十三陵之石像为代表焉。明皇陵之甬道两旁，有石人十二，四勋臣，四文臣，四武臣，高丈余。文明，方冠大袍，长衣大袖；武者，披甲戴盔，左手持刀，右手秉节。石兽二十四，有马、羊、驼、象等，各成对，跪者、立者交错。其间，石兽有生气，石人全由佛像脱化而来，雄奇伟丽，亦为中国雕刻之名产也。
石鲸石牛中国素事迷信，每有不合意之事件，多有镇压之法以却心疑。其镇压之法甚多，刻石为像，亦其一也。今日名山大川，时有发掘石兽者，即古人镇物也。最着名者，秦时蜀郡太守所刻之石牛，以及长池之石鲸，皆此类也。
石画中国从来论述石器者，均列石画为其中最重要之一类。作者深以为非，是故以此殿后，而不列于前节之中。夫分类必有标准，否则失去分类之要义也。试查前述之石器，均以其形式、用途为标准。而石画则离开形式、用途，而以石器之雕刻物为标准，是必重复凌乱也，必矣。如以雕刻物为分类之标准，则宜分为石文（即石之上刻文字者，如碑帖是也）、石画（即上刻画者，如武梁祠是也）、石雕（即石上雕刻花纹者是）。今不日石文、石雕，而只于石画，其为了然。理论学者所窃笑，故作者不为。但石画之分类，行之已久，断然改变，或易误，兹从旧述之如下：
石画之形式，有壁、有堪、有羊、有虎、有鱼、有马、有人、有佛、有阙、有室、有硙、有柱。柱为棱形，硙为圆形，室与函为四方形，阙与壁为长方形。虽间有形式不同者，则又时代之变迁与夫社会之习尚为之改革耳。至人、佛及羊、虎、鱼、马之属，或为长圆形，或为椭圆形，或为半圆形，本无一确定之形式。然皆系人类思想之结晶，以画意表而出之者也。故专以画为主，以文字次之。学者勿执碑碣之额、志铭之盖以观石画可也。
石画之文字，汉尚分书，多用韵语；六朝文敝，真书异体；唐宋以来，文字愈繁，而画失古法，且有俗恶不堪入目者。即有好古潜修之士，锐意复古，终以凿法无传，石画难期进步耳。石画之全拓，言汉石画，则石阙中之南武阳，石室中之武梁郭巨、朱鲔及两城山等处，其最着者也；言六朝石画，则河南洛阳之龙门山，山西大同之云岗山石窟寺，其最着者也；言唐代之石画，则陕西西安之花塔寺，其最着者也；言汉至唐之石画，则陕西汉中之长庆观，其最着者也。然值此民穷财竭之时，外人之游历各地者，往往出重利以饵土着之民，辇石而去，此全拓之所以难于搜访也。因取以上石画全拓之精而我者，引以为例焉。此外，四川之绵州，山西之稷县，河北之磁县，浙江之摄山，山东之潍县、滕县、驼山、兰山、玉函山、黄石崖等处，石画多则千百通，少亦数十种，专家之学，未易淹通，略举一二，已增常识，而汉唐以来之石画，亦可知其大概矣。
二、石器文字之拓法
拓法有四种：一蝉翼拓，一乌金拓，一干墨拓，一刷墨拓。蝉翼拓者，字口边黑，而两行之间色白，其白处，即古所谓披麻拓也。乌金拓者，面用蜡，故光滑，通体作浓黑色，即今所谓浓墨拓也。干墨拓者，有二种：一以胶水刷纸上，用烟墨拓之；一以净水浸纸上，用胶墨拓之。用烟墨者，胶脱则墨脱；用胶墨者，墨不脱，且深入纸。若刷墨，则只以毡卷或布包蘸墨刷之，不及上三者之精美也。常考历代石刻拓法，宋多用蝉翼拓法，明多用乌金拓法，元代、清初多用于干墨拓法。自兹以后，刷墨拓法盛行，而石刻之精神渐逊古矣。
一碑碣之拓法庙碑墓碣，宜用乌金拓法；摩岩，宜用刷墨拓法。
二志铭之拓法志铭，宜用蝉翼拓法。近人谓淡墨拓为蝉翼法，误。
三石画之拓法石画，宜用干墨拓法。其石之凹凸法，当将纸挖开拓之。
四刻经之拓法刻经在摩岩者，宜用刷墨拓法。其石有棱者，宜将纸裁为四条、六条、八条、十二条分而拓之。在洞中者，可用乌金拓或蝉翼拓，亦可用干墨拓。拓法，与拓摩岩刻经相同。
纸分粗细二种：细纸，有竹纸、拓棉纸、刚帘纸、横帘纸、宣纸、棉连纸、粉连纸等；粗纸，有麻纸、皮纸、毛边纸、甘肃纸、日本纸（即洋纸）等名。宋拓，有竹纸，有麻纸，有棉纸。元拓，有棉纸，有刚帘纸，有横帘纸，有皮纸。清初拓，有宣纸；至乾隆以后，用棉连纸或皮纸；道光以后，用粉连纸或皮纸；同治以后，有用毛边纸或日本纸。至用甘肃纸，除西北一带石刻，未之见也。
墨分浓淡二种。惟宋拓用墨浓淡相间，元拓未见为淡墨者；明拓，有浓墨仿元拓也，淡墨仿宋拓也。至清，则兼用之；康雍以前，尚淡墨或干浓墨；乾嘉以后，尚浓墨，或兼用淡墨；间亦有用水浸墨者，盖效明之浓墨拓，而多用水所致也。此三法相沿至今，犹未改也，特清以前，多用蜡拓耳。
收藏之法，约分四类。碑碣大者，可用剪装法；次则以托衬为宜，或衬为屏条亦可。志铭则不宜用剪装法，其收藏当用碑碣第二法。石画之多者，可用托衬法，若单张，则可裱成条，二纸、四纸、六纸、八纸者，可以裱为屏；其横而长者，可和之为手卷。刻经之大而多者，则宜用布将全套依次折包，记号于每纸之上；其小者，则以一纸胪列而衬托之，其衬托法与石画中之造像四面八面者相同。惟造像可分别衬托，经幢则不可分别衬托，盖恐其易发也。此收藏法之大略也。至于帖架，则用紫檀为宜，次则楠木或文竹亦可。贴面，南方宜用楠木，北方宜用缂丝，次宜用新锦。仿古之佳者，近人有用花洋布者，不如青布之朴素耐久耳，因附及之。
三、石器的伪制及鉴别
伪制之目的极单纯，只在谋利而已。凡有利可谋者，即有伪制。否则，绝无伪制也。石器中之最有价值者，为有精妙文字之各器，尤以碑碣摩崖为甚焉。其他石刻，亦间有伪者，惟均以着名于世之器为多。总之，凡有价值之石刻，无不有伪者。其作伪之法，极为简单。即以原石之拓片翻为木版，再用木版拓之。伪制之法，如斯而已。其原石无存者，必用此法。即原石存在，拓印极易者，亦用此法。其伪制之目的，只为印拓片，并非志在存原器也。若乾隆之刻石鼓，则为保存原物计。此举只有皇帝为之，民众绝无为之者。至鉴别之方法，请参阅石造像之鉴别，方法自明，无事重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