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又叫季新，字精卫，广东番禺（今广州）人。
1910年4月16日，27岁的汪精卫因为刺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入狱，一句“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使他成了名噪一时的革命英雄。
清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频繁海动，但是在1907年至1908年间，一系列起义均告失败，革命志士牺牲的同时，同盟会组织内部也严重分裂，很多人情绪低落。这些都刺激了当时还是坚定革命者的注精卫走上极端的道路，他要效仿当年吴樾血溅五大臣、徐锡麟安庆刺巡抚，组织暗杀团，“藉炮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一开始，汪精卫和他的暗杀团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他们曾经打算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直隶提督端方，但是都没有成功，还差点暴露。不知是谁提议，暗杀团突然意识到“京师”才是根本之地，在那里才能成事，振奋人心。于是，1909年9月，暗杀团先锋黄复生先到北京，12月，汪精卫带着战友兼爱慕者陈璧君等由香港人京。
暗杀团在琉璃厂开了个守真照相馆做掩护，假戏真做地干着摄影的买卖。最先他们想暗杀的是庆亲王奕劻，但奕劻戒备太过森严，未能得手。与此同时暗杀团得知贝勒载洵、载涛等人正在国外考察立宪问题。
因此，欲等考察困从欧洲考察外国海军归国后，便准备到车站他们。这天，汪精卫等拿着盛炸药的铁壶，在东车站口等候，陈壁君在骡车上接应。可是火车到站时，站上戴红顶花翎的人太多了。他们根本辨认不出哪个是目标，也只好作罢。几次不成，大家决定“擒贼先擒王”，就杀摄政王载沣——当时皇帝溥仪的父亲，实际的掌权者。而且大家认为不能再用装不了多少炸药的铁壶，而是专门跑到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订做一个可盛四五十斤炸药的铁罐傲暗杀工具。
虽然自己在尽力地掩饰真实的身份，但他们的活动绝不是一个小小的照相馆就能够掩饰的。他们没有长辫子，每天西装革履进进出出，已经引起了巡捕的注意1910年2月2日晚上，他们竟然还聚会在一起，开怀畅饮，“欢声且达于户外”，巡捕们更把他们当成了重点监视的对象。
载沣的醇亲王府在后海北岸，每日上朝必经甘露胡同、鼓楼西大街、地安门大街，过景山至紫禁城。暗杀团原准备在鼓楼前的矮墙上投掷铁罐，但偏偏鼓楼大街改修马路，载沣改变了上朝的路线，几经周折，汪等人终于决定在王府附近的小石桥上（现在这座小桥已经不复存在）埋炸药，接出一根引爆电线，人躲在桥北边的阴沟里用电打火引爆，炸死摄政王。
3月31日（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晚，汪精卫等用照相的遮光布把炸弹包好，用骡车运到桥边。黄复生与喻培伦来到桥下挖坑。突然听到四面响起狗叫声，只好作罢。第二天晚上再来，又发现敷设的电线太短，不够用。从几次的反复也可以看出，暗杀团的准备并不十分充足。当两人第三次来到小桥的时候，暗探盯上了他们。黄复生发现“有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他认为事情可能暴露了，赶紧让喻培伦回去告诉汪精卫等。也就在这天晚上，警察把炸药罐搜走了。
暗杀团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喻培伦赴东京重新购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黄复生仍留守北京，等炸药到用的办法。这一留守，把汪精卫送进了监狱。
王府附近发现炸药的事情弄得满城风雨。有人说是溥伦贝子干的，目的是篡位；有人说是庆亲王与肃王有矛盾，借此来中伤肃王；还有人说炸药是载洵、载涛两贝勒从英国带回的，因为包炸药的纸上写有“信敦”字样。清政府如同大祸临头，出动了所有的侦探，要求尽快破案。
4月16日上午。汪精卫、黄复生正在交谈，有人突然夹对汪精卫说：“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内有人请黄爷去。”原来是鸿太永铁铺老板指证装炸药的铁罐是守真照相馆订做的，黄复生立即被捕，接着汪精卫也入狱。谋刺摄政王应当凌迟处死。但是当时的清玫府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为了稳定民心，也不敢轻易下手。当时统治层有两种意见：部分官僚包括摄政王自己在内，认为应该对他们判处死刑：但是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却认为在预备立宪期间，杀几个革命党入，无济于事，反而会使更多的革命党人铤而走险，为了“标榜立究，缓和人心，并羁縻党人起见，不如从轻发落为佳”。
预备立宪是清政府最后的挣扎——预备实行君主立宪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当时人们已经不再信任清政府的各种花招，如果牠们再屠杀革命党人，后果可能更加不堪设想，所以载沣同意了善耆的意见，粤月29日，判汪精卫和苗复生终生监禁。
汪精卫一进监狱，便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写了一首《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成了青年们敬仰的对象。为了表示革命的跌心，他企图自杀，一次他看到狱中有口小井，就想眺井而死，但井上口大，内口小，小得不能容身，自杀没成；还有一次见墙壁上有颗铁钉，就想一头撞死，但钉子太高，掐不到，又没有死成。
汪精卫被捕之后，孙中山非常关心，陈璧君等更是费尽心机要救他出来，但是都没有成功。直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这考虑到要释放政治犯，以求天下太平。10月27日，清政府发布《罪己沼》，30日，开放党禁，同日，内阁奏请释放汪精卫等人，说：“窃见汪兆铭（即汪精卫）等一案，情罪似出有因……在汪兆铭等，以改良急进之心，致蹈逾越范围之咎……而当日朝廷不忍加诛……合亟仰悬天恩俯准，将此案监禁人犯汪兆铭及黄复生等，悉予释放。”于是在1911年11月6日，汪精卫被开释，获得自由。当时还有很多民众围在刑部门前，以亲限目睹这位英雄。
侵华日军围观当地居民雕塑的大汉奸汪精卫夫女妇裸体跪像。
其实，汪精卫此举，并未得到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及黄兴的支持，据史学家考究，当时同盟会南方支部书记汪精卫自宣统元年后，对部工作不甚热衷，而孜孜于暗杀活动，认为只有冒险成功，才能“挽回党人的精神”，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宣统二年（1910）春，他致信孙中山、黄兴，写下“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豪言壮语，颇有沽名钓誉之嫌。并不顾孙、黄等人劝阻，执意与黄复生（树中）、喻培伦（云纪）策划炸死宣统皇帝之父摄政王载沣。
历史的轮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当年勇敢的暗杀者汪精卫也曾遭暗杀。在1935年11月2日，南京国民党中英的四届六中全会落幕的时候，一个身穿西装、外罩夹大衣的青年记者突然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射数枪，汪精卫血溅中央大礼堂。究竟是不是蒋介石指使暗杀似乎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作为一个在30年代日本侵华后逐渐沦为汉奸的汪精卫，这似乎是他的报应。而李理、夏潮在《汪精卫评传》认为：1910年，因为消政府的腐朽统治不得人心，汪精卫代表血气方刚的青年去谋刺摄政王。可是25年之后，他也当了政府首脑，因为他对日妥协，不得人心，又有人代表血气方刚的青年去谋刺汪精卫。前者，本质上是阶级矛盾的反映；后者，则该是民族矛盾的反映了。历史，对人们的忠与奸、贤与愚，及时地作出了不含糊的鉴定。
行刺，是不可取的手段。即使被刺的是“国人皆日可杀”的暴君、乱臣、贼子，可以称之为革命行动的，但那也是低级的革命行动。古今中外，政治上的行刺，可谓层出不穷，但并不能成大事。对敌人来说，造成了恐怖气氛。为了安全而兴师动众，增强防范措施，增加财政开支，还是老百姓自食苦果。何况，即使杀掉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国王，或掌握实权的奸相，也改变不了社会体制。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好采用之，郑重的政党则予以反对。
另据考证，汪精卫有恋母情结。
胡适在他的《自传》里作过一点考证，说中国“姓汪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徽州人。”
汪精卫的祖先便是由徽州的婺源（今属江西）迁往浙江山阴的。他祖父汪云是前清的一个举人，而他的父亲汪琡却是一个不第的秀才，因而家境贫薄了。在以往，浙江有两个地区的人最喜欢外出谋生：一是宁波人，他们善做生意，所以中国沿江、沿海多“宁波帮”；一是绍兴人，他们有当师爷的传统，所以中国各州、各县的衙门常能找到他们。汪墩也是一个师爷人才，便携眷迁到广东番禺。他曾长期在三水、曲江、英德、四会和陆丰等县当幕僚。
僚们，不曾中过举，不是朝廷的命官，连“七品芝麻官”也够不上。他们终日所事，不外舞文弄墨，协助处理一些刑名钱谷之事。汪墩子女众多，一家人的生活是很清苦的。但在文化落后的中国，这样的家庭也可算是“书香门第”了。因此周恩来说汪精卫是“士家出身”。汪精卫同父异母和同父同母的弟兄姊妹共计十个。他在弟兄中列第四，连姊妹在内则排行第十；本名兆铭，又叫季新，最幼。因为他最小，而且温驯、漂亮、聪敏、好学，所以得到一家人的宠爱。
汪墩的原配卢氏是浙江人，后病故；续娶吴氏，广东人，她便是兆铭的母亲。吴氏是“填房”过来的，不算妾。汪兆铭生于1883年3月28日，此时汪父已62岁，而汪母只有31岁。这种“老配少”在中国封建主义婚姻不自主的时代，极为平常。
“勤俭持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家庭的“庭训”。汪墩对子女读书的要求极严，在他的暮年，兆铭由私塾放学回家，他还要为儿子开点“小灶”，督促他诵书、读诗、习字。老师爷饱经人生沧桑，深知“幼不学，老何为”？对纳子倾注着深厚的慈爱，寄以殷切的希望。幼子，来到人间最晚，做父母的总感到给予他的太少，因而常常得到一些较兄姊为多的抚爱，这也是人之常情，倒也并不是汪父厚此薄彼。
但汪兆铭的童年并不幸福，13岁丧母，14岁丧父，家庭少了两根顶梁柱，已经贫薄的家庭更贫薄。兆铭经常噙着眼泪，思念着他的先人。以后汪回忆他的童年，认为母亲给他的影响最大；他感激母亲督促他刻苦学习。人们对父母无私的爱的感受，一般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当然世界上也有不爱儿女的父母，更有不知道爱父母的后生。
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初，汪兆铭央请了一个姓温的画家，根据汪的自述，作了一幅他9岁时偎依于吴氏膝下，在家中习字的国画，题为《秋庭晨课图》。1923年，廖仲恺在画上题了两首词’词中对慈母爱子、幼子念母、舐犊情深、羔羊跪乳的情景，写得十分真切。
汪精卫和胞兄汪兆镛，两人志趣相异，结果兆铭遗臭万年，不齿于人类，兆镛则高风亮节，令后人怀念。
汪兆镛为人刚直，嫉恶如仇，平日最鄙薄阿弟精卫的为人。当精卫在政坛上翻云覆雨的时候，他曾多次对人说，“精卫心术不端，他日不仅贻羞汪氏，且将为国家罪人。”每见到汪精卫，他就训斥一顿，阿弟悻悻然，却也无可奈何。兆镛与人谈话，偶及精卫，必作色大骂，家里人竟然不敢提起其阿弟的名字，后来竟与阿弟断绝往还，划清界限。
抗战初期，敌方势力刚侵入广州时，想利用兆镛出面当广州维持会会长。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即连夜迁避澳门，宣称：“汉贼不两立，我宁死不能为虎作伥！”可见其为人与阿弟有天壤之别。
这位阿弟汪精卫，的确是从英雄走到了“国家罪人”之路上去了。
汪精卫是个仅具有雄才的人物，像他这样的英雄自然会弄得身败名裂。这是因为汪精卫一直想做领袖，但他有文才而无武才。因为如果一个想当领袖的人物，仅具有英才而不具有雄才，则雄才不会心服，仅具雄才而具英才，则英才不会心服。因此，雄才可以招纳雄才，却很难获英才；英才可以招纳英才，却很难获得雄才。所以，一个人必须兼具英才与雄才，才能够招纳驾御英才与难才，也只有能够驾御英才与雄才的英雄，才能够干一番大事业。所以，当他斗不赢蒋介石时，只有买国求荣。
然而，汪精卫是属于王朝时代的英雄，因此，才会将他归纳到本书里来，至于他成为汉奸，那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