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交往频繁，学者往来逐渐增多。这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各地动、植物的了解。在《山海经》、《禹贡》、《周礼》等早期古典著作中，都蕴藏有丰富的有关动、植物地理分布方面的知识。
《山海经》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它是一部大约起自东周迄至战国的著作，可能还有秦汉学者的添加和润色。它可能是作者基于对一些地区情况的了解，加上有关各地的神话、传闻写成的。全书具有较强的地理观念。刘歆在上《山海经》的奏中说它“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鳞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大体说出这部著作的梗概。
《山海经》中记载有大量动植物分布的“五藏山经”，据说是东周人所作。这部分记有各地所生长的动植物，以及它们的形态和用途。虽然所记的动植物许多是怪异不可考的，诸如，“南山经”中所谓“有木如谷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祝馀，食之不饥”等，令人无法理解，但其中所记仍有许多可资参考。
在“南山经”中，作者写道：“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等，记述了南部沿海地区的植物分布情况。在“东山经”中说：“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多菌蒲”；“历儿之山，其上多檀、多枥木”；“中山经”则记载的：“条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药、薹冬”；“师每之山，其木多柏、多檀、多柘，其草多竹”。这部分地区还提到松、橘、柚、薤韭、药、栎、莽草等，反映了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一些植被情况。“西山经”则记载我国秦岭山地及一些温带地区的植物，其中一些描述还比较准确。如“薰（即藿香），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记述杜衡时说：“有草焉，其状如葵，其臭如蘼芜，名曰杜衡，食之已瘿。”“北山经”记载的有我国北部干旱地区和草原的植物，如“边春之山，多葱、葵韭。”此外还有藉、秦椒等。
《山海经》对动物的分布情况也有所记载，在“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记述的动物有白猿、犀、兕、象、大蛇、蝮虫、鹦鹉等，基本上是我国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的动物。“西山经”则描述了我国温带地区和干旱地区的一些有特色的动物，如羚羊、旄牛、麝等。“北山经”记载了我国西北草原、干旱区的一些动物，如马、骆驼、旄牛等。
《山海经》中描述的动植物分布情况总体而言是比较粗糙的，描述地域较为笼统，涉及的生物虚实不清。只有“中山经”比较清晰，这可能与作者是中原人有关。相形之下，《禹贡》在这方面的记述显得简练而平实。
《禹贡》是托言古代大禹治理好洪水以后，划定我国九州地界，审定各地土壤的肥瘠，制定赋税著作。它的出现与我国战国时代的人们为发展生产，而对各地的自然条件进行评价具有密切关系。《禹贡》全文1000多字，记述九州、山川、土壤、草木、贡赋等。其中对兖州、徐州、扬州的土壤和植被情况有很好的记载。文中说：兖州（今山东西部、北部和河南东南部），“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等地），“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扬州（今江苏、浙江、安徽南部、江西等地），“篠荡既敷，厥草惟扬，厥木为乔。厥土惟涂泥”。根据明代学者王夫之等的注释，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在兖州，土壤是灰棕壤，草本植物生长繁茂，木本植物长得挺拔高耸。土壤肥力中下。徐州的土壤为棕壤，草质藤本植物生长良好，木本植物主要为灌木丛。扬州的土壤是粘质湿土，长着大小各种竹林和茂盛的草本植物，并长有许多高大的乔木。众所周知，生产粮食很大程度取决于土地的情况。对土地进行合理的评估又可根据当地生长的植物加以考察。《禹贡》的作者因此在一些州记述土壤的情况之后，接着指出不同的土壤上所生长的植物是不一样的。由于地域不同、地理条件的差异，草木种类就不一样。所以，种植的粮食作物也应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别。《禹贡》的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情况的调查记录来指导农业生产实践的。
除上述三个州外，作者还记述了荆州（湖南、湖北）的贡品中包括杶（香椿）、榦（可能为柘）、栝（可能为桧）、青茅及各种竹子；豫州（今河南）出产各种纤维植物。
从《山海经》和《禹贡》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从宏观上对各地的植被作了一定的考察，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具有一定的植物地理学思想。这是长期以来的农、医实践，促使人们了解什么地方分布什么生物，适宜栽植何种类型的作物，不断熟悉各地环境的结果。如果说《山海经》是更多地在于积累知识，那么《禹贡》是较多地在于运用已有的植物地理学知识进行农业规划。《禹贡》的记述比《山海经》更为具体真实，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对生产实践的指导意义。
《周礼》一书比较全面地反映当时积累的生物学知识，并和国计民生紧密结合在一起。这部著作中的许多地方强调对各地环境和生物的认识。《周礼·大司徒》有：“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这里的记载表明，那时的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分辨各种野兽的名称和类别，以用作认识各地生物的基础。
《周礼》中首先将生物分为动物和植物两大类。并进一步将动物分为“小虫”、“大兽”（约相当于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小虫包括：“外骨，内骨，行，仄行，连行，纡行。以脰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大兽包括：“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鳞者。”（《冬官考工记·梓人》）据郑玄注，外骨为“龟属”；内骨为“鳖属”；郤行为“螾衍之属”（螾衍即蚯蚓）；仄行为“蟹属”；连行为“鱼属”；纡行为“蛇属”。脰鸣的为“属”（即蛙属）；注鸣的是“精列属”（即蝾螈属）；旁鸣的是“蜩蜺属”（蜩蜺都是蝉）；翼鸣的为“发皇属”（发皇是一种甲虫）；股鸣的是“蚣螖动股属”（即蝗虫属）；胸鸣的是“荣原属”。大兽中的“脂”是“牛羊属”；“膏”是“豕属”；“羸”是“虎、豹、貔、螭，为兽浅毛者之属”；“羽”是“鸟属”；“鳞”是“龙蛇之属”。郑注当然不一定能可靠，但《周礼》中至少反映出我国很早就知道有脊椎动物与无脊椎动物的区分。
在《周礼》这部著作中，有不少内容涉及生态学问题。书中提到“土方氏”以“辨土宜土化之法”，对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加以注意。“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在种植庄稼时先调查土壤情况。“山师”，掌管山林类型的划分，分辨各类林中产物及其利害关系。“川师”，掌管各种河流、湖泊的产物与利害关系。
《周礼》一书不仅关注动植物的一般分布，而且还注意到动植物分布的界限。在“考工记”一章中写道：“橘腧淮而北为枳，鸜鹆不踰济，貉踰汶则死，此地气然也。”认为橘不分布在淮河以北，动物中的鸜鹆等的分布也有类似情况。这当是人们在长期的观察自然、引种植物和狩猎中得出的经验总结。
书中还写道：“凡斩毂之道，必矩其阴阳。阳也者，稹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说明当时的人们已注意到木材内部的结构与光照等环境因子的关系。向阳面纹理细密，向阴面纹理疏柔。这一观察实际已涉及植物生态解剖学问题。在《周礼》的有些章节中，作者也记述了人们对植物与水分因子的关系也有所关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周礼·大司徒》中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对“五地”的土地情况、动植物的特点、人群等进行系统的论述，体现了人们对生物与环境关系认识的深化。原文是这样的：“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嬴物，其植物宜丛物……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上这段文字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这样的：在山地森林里，分布的动物主要是兽类，植物主要是柞栗之类（带壳斗果实）的乔木；在河流湖泊里，动物主要是鱼类，植物主要是水生或沼生植物，如莲、芡等；在丘陵地带，动物主要是鸟类，植物主要是梅、李等核果类果木；在冲积平地，动物以甲壳类为主，植物以结荚果为主的豆科植物；在高原低洼地（相当于沼泽化草甸），动物以蚊、虻一类昆虫为主，植物则以丛生的禾草或莎草科植物为主。这段话虽然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刻板机械色彩，但不难窥见，在2000多年前，我国人民已具有初步的生态系统概念。
《周礼》一书的有关记述，比起《禹贡》来更为细致、全面。它不但有详尽的规划分工，还有严密的资源管理设置。其中所反映的生态学知识更为具体、丰富和层次分明，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