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历史迹象表明，《田中奏折》的存在是勿庸置疑的。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开始制订推行的大陆政策，经过千百万无辜者的鲜血浸染。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产生出《田中奏折》这一怪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回潮，日本右翼势力对《田中奏折》存在的否认、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甚嚣尘上。这不能不使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用警惕的目光注视这一切。
1927年的夏天，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侵略中国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呈交了一份秘密奏折，内有侵略中国的具体计划，这就是《田中奏折》。奏折一开头就狂妄地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政府深知，这一文件一旦泄露，日本将会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遣责。因此，文件被藏于东京皇城的皇室书库里，并对之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
1928年6月的一个夜晚，一位名叫蔡智堪的人，拿着天皇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发给的编号为七十二号的“皇居临时通行牌”，以补书工人的身份，进入了皇室书库。正是他在皇室书库存里匆忙抄写了两昼夜，把这份绝密文件传出了皇宫。
蔡智堪是一位出生在日本的日籍华裔富商，经常为张学良搜集提供日本政界情报。东方会议后，美国人探知这次会议上田中义一有一奏折对中国极为不利，因而张学良就委派人与蔡联系，让他设法搞到这一情报。蔡智堪了解到日本内部对侵华战争争议极大，他利用这一矛盾，取得了宫内大臣牧野伸显的通行牌，进入皇宫抄录了这份文件。
当时日本内部存在着尖锐的派系斗争。担任宫内大臣的牧野伸显是主张中日友好的萨摩派核心人物，与田中义一代表的长州派尖锐对立。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是由萨摩派控制海军，长州派控制陆军。东方会议后，两派矛盾更是形同水火。牧野派害怕掌握陆军的长州派势力膨胀，危及其摩萨派海军的地位，便想方设法打击田中义一。牧野伸显了解田中义一侵略满蒙的全部秘密，决心把《田中奏折》的内容透露给中国，利用中国问题来阻止田中义一势力的发展。
蔡智堪是把炭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下奏折内容的。文件抄出后，他设法将它送到张学良的外交秘书王家桢手中。1929年春，东北政府秘密地印了二百份分送各军政要员，并把其中四份报送南京国民党政府。1929年底，南京《时事月报》12月号以《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一文，首先公开了这一奏折，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31年“九？一八”前后，中国开始大量翻印传播田中奏折，全世界为之震惊。日本当局又恼又怕，外务省出面反驳，声称奏折纯属伪造。与此事相关的日方人员，包括二十八名书库存管理员全部被免职。蔡智堪也因此案入狱，他的二百万美元的产业也全被日本政府没收。
日本方面为证明《田中奏折》是伪造的，可谓绞尽脑汁。一些日本人提出，奏折中有明显的史实错误，如文中提及日本元老山县有朋出席了天后召开的审议“九国公约”的御前会议。但“九国公约”签订时，山县有朋已经去世，田中义一怎么会出这种笑话呢？还有人指出，奏折的行文款式不是田中的手笔，不合奏折文体。最重要的是，奏折的原件一直没能找到。基于这些理由，日本人认为，《田中奏折》是与奉天辽宁国民外交会有关的“日本通”，在1929年夏天利用东方会议资料作蓝本，以田中名义加工捏造的。它有可能是日本浪人编造出来秘密卖给中国有关人员的，也有可能是某些人杜撰的，更有可能是有人把日本军部有极端思想的人隐藏的类似计划加以改编，成为公开的《田中奏折》，而奏折中的观点并不是田中本人的意见。
中国学者对上述企图否认《田中奏折》的行为予以了严正驳斥。首先，这份文件的来历有根有据，从被人自宫中抄出到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都不存在疑问。其次，1927年以后发生的事件与文件中的内容有许多一致之处。日本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开始实施其“大陆政策”，侵占中国领土。中国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利用国内的经济危机，鼓吹对中国用兵。当时日本在野党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就极力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1927年5月日军在青岛登陆，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附近被关东军炸死，以及后来的许多事情都表明，田中奏折的方针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关于文件用语、体例及某些事实不确切等方面的疑问，我国史学界解释为：由于奏折是在晚上被人匆忙抄出的，因而出现纰漏是不可避免的。即使《田中奏折》的名称是被人加上去的，但文件内容却是的确存在的，这一点不容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