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他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涉猎于词曲、古文字、古器物、殷商制度及西北历史地理考据等领域，造诣独到，成绩斐然。然而，1927年农历的五月初三，他却出人意料地投颐和园昆明湖。自杀身亡。他没有留下死因，但他也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死去。就这样，几十年来，其死因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
有人认为王国维是受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的北伐攻势所惊吓而死的。作为一个拖着辫子的清朝遗老，王国维的思想已赶不上时代的潮流。当他听说湖南豪绅、颇有点学术影响的叶德辉被革命军镇压，不由得油然而生出一股兔死狐悲的孤独。他又听说革命军对留辫子的人刻骨仇恨，见了就杀，心中又升起十分的恐怖。他受不了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忧惧，决定自己寻求解脱。
也有人认为，王国维是反对共和而自杀的。王国维对恢复古代中国社会心驰神往，视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为“辛亥之变”。他与西方近代文明格格不入，害怕中国实行西方近代民主革命会使一些心术不正的野心家趁机谋私利，招致天下大乱，毁灭中国。他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将要复苏，孔子的学说会风行西方。但是，他的理想在国民革命的胜利凯歌声中破灭了，他痛苦不堪，昆明湖最后成全了他。
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国维死于内外交困。他年青时把“人间”看成“大梦”的思想在他后来的经历中不断得到发展。到了晚年，他受叔本华厌世思想和悲观主义的影响极深，进而厌倦生活。由于政局动荡，王国维晚年已无法继续致力于著述研究，这使得他的毕生心血可能付之东流，他的精神支柱顿时坍毁。另外，王国维的身体极差，死前曾因肺病吐血，这样的健康状况使他失去了生的乐趣。加之长子早死，给他以沉重的身心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唯有一死才能给他些慰藉。
更有人提出，王国维之死是因为“罗振玉逼债”。王国维的亲家罗振玉在女婿死后，把女儿接回了家，声言要女儿为其丈夫守节。这期间要王家每年为罗振玉的女儿提供二千元的生活费。罗振玉还再三去王家讨还他俩在日本做生意时王国维欠他的一大笔钱。王国维这时虽然已是清华大学的国文教授了，但仍超脱不了这些让他头痛的俗务纠缠。他尤感到老脸丢尽，斯文扫地。反对此说的人认为，罗王之间并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矛盾。罗振玉长期在经济上资助王国维，有时因家庭琐事时有矛盾，但都能及时和解。王国维死后，罗振玉还送了一千块银元办丧事，并在半年内出了四集《海宁王忠悫公遗著》。况且，以当时王国维每月四百银元的收入，不存在因债主逼债而走绝路之事。
王国维自杀前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之字。据此，有人提出，王国维是为清朝殉节而死的。“经此事变”是指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义无再辱”是指不愿受进人北京的北伐军的侮辱。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溥仪从紫禁城赶走了，王国维觉得他这时已受过一次大辱了，因而有“再辱”之称。王国维对清朝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23年，王国维被罗振玉引荐，当了清官南书房行走，给废帝溥仪当“文学侍从”，还被“加恩赏给五品衔”，允准他在紫禁城骑马。这一切使得出身寒微的王国维深感“皇恩浩荡”而受宠若惊，决心为一个已被赶出历史舞台的封建王朝肝脑涂地。当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逼宫时，王国维就想跳进神武门御河“以身殉国”，只是当时一时心软而作罢。后来他听说北伐军就要攻进北京城了，这一次他再也容不得自己的优柔寡断，便了却了自己的心愿。
罗振玉在王国维死后代他向溥仪送上了一份“遗折”，溥仪看了这个大清忠臣的临终遗言，非常感动，发“上谕”谥忠悫。如果王国维不是殉清而死，溥仪断不会给予如此厚待。
总之，无论是“惊忧而死”，“内外交困”而死，抑或“殉节”而死，都反映了在这历史剧变的大动荡年代，王国维的困境与无奈。他无法超脱，惟有一死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