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兵荒马乱的年月里知识分子从政的典型。他在政治的夹缝中生存，断送在路线的斗争之中，最后被国民党俘虏枪杀。他临死前所写的《多余的话》被有些人用来作为他向国民党乞降的罪证。事实究竟如何呢？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西进长征。1935年2月下旬，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瞿秋白准备去上海治病，路途中被敌人抓住，由于叛徒出卖，他暴露了身份，旋即被押往福建长汀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囚禁。在狱中，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1935年6月18日，他被蒋介石杀害。后来有人就将他的《多余的话》说成是向敌人乞降的自白书。
《多余的话》是一篇自传性的文章，它总结了瞿秋白一生的历史，坦率地剖析了自己，暴露了他的内心世界，批判了自己的弱点，歌颂了革命，又承担了历史的责任。文中流露出低沉、伤感、颓废的消极情绪，但凭这些能否说它就是乞降书呢？
瞿秋白的朋友认为《多余的话》是经国民党篡改过的。有一个离奇的传说称鲁迅见了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登载在《逸经》上的《多余的话》后，和郑振铎商量，是否可以通过关系把《多余的话》的原件调来看看。郑振铎立即把原件调了出来，在鲁迅家里看的，一致认为是假的，不是瞿秋白的手迹。鲁迅在1936年就去世了，怎么能在1937年看到《多余的话》呢？这种说法自然是错了。《多余的话》原稿被瞿秋白的一位朋友获得，据当时见过抄件的人说，《逸经》上登载的《多余的话》与抄件无任何出入。如果被篡改，时间也只能限于6月4日从借阅者、《福建民报》记者李克长手中取回瞿秋白手稿到呈交上峰之前的这段时间。但是三十六师却无人能达到“篡改”《多余的话》的政治水平和文化层次，也无人能仿效文中那种感伤、忧愁和难以排解的不平情感。因而，《多余的话》被篡改的可能性很小。
那么，这就可以说《多余的话》的确是瞿秋白的乞降书了吗？先考虑一下，如果瞿秋白真的是叛徒，已写好了自白书，那么为什么当国民党官员王杰夫前来劝降时他不乞求一条活路呢？从时间上来看，《多余的话》写于5月22日，6月4日该文被三十六师索取，6月9日，王杰夫开始第一次劝降。如果瞿秋白想以《多余的话》来向敌人表达偷生的心愿，那么他还会和王杰夫唇枪舌战，用生命来保护共产党、保护个人荣誉吗？而且从国民党对《多余的话》的反映来看，也可以否定它是乞降书。在《历史的误会》和《告别》两节刊登于国民党报刊的编者按语中，有这样的话：“瞿之狡猾恶毒，真可谓至死不变，进既无悔祸之决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处死，实属无疑义。”
有人认为，《多余的话》在敌人面前流露出求生之意，这对一名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就意味着变节。文中的“求生之意”指的是瞿秋白说他一生没能译出几部俄国文学名著，是一件莫大的遗憾事，等到可以开始完成这个最愉快的梦想时，则为时已晚。他感到“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而他自己却已经不能加入到这新的斗争中去了。大概这些就是所谓的“求生之意”吧。其实，瞿秋白后来的牺牲已经证明了这种“求生之意”和“变节”完全是两回事。文中的《历史的误会》一节中，他认为像他那样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那样的性格、才能和健康状况是不适合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工作的，但由于当时的历史特殊性，他被推上了领导岗位，算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作为一个革命家，他说自己“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等话。连他的好友都感到不理解，说“何必写这种多余的话呢？”即便如此，也不能表明这是他的乞降之意。
瞿秋白写《多余的话》，一是为了与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作最后的斗争，一是为了揭露中国的“祸害”。他在文中这样说道：“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一一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待得过去就算了。”“……1931年初……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完全而深刻地了解，相反，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王明中央是持抵触情绪的。他谴责自己服从王明路线，表明了他对王明路线的态度。瞿秋白又说：“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他还说：“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瞿秋白把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的四年看成自己“政治生活”的结束，实际上反映出他与王明中央的矛盾，他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态度表明了他政治上的稳定性，表明他的革命立场并没有改变，因而他说这些话并不是向敌人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