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见要成功办成一件事情，好的“工具”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所说的“工具”当然是泛指的。做不同的事需要有不同的工具，就读书学习、调查研究、科学实践等文化科技领域方面的事情来说，要达到预期的目标，要取得较好的成效，同样需要各式各样相关的工具来配合。缺乏良好工具的帮助，轻则举步维艰，事倍功半；重则一筹莫展，徒劳无功。
人们走进学校的图书馆或坊间的大小书店，琳琅满目、厚薄不一的各种工具书总是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说明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工具书对于不断摄取所需知识的人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工具书一直被认为是“知识宝库的钥匙”，它为人们生活、工作提供及时而切实的帮助，让人们在节约时间、节省精力中不断补充知识，增长才干，提高学习、工作的效率，也提高生活的素质，堪称“人们的良师益友”。就中国的语言文字来说，它承载着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今天我们要认识、要解读这绵延数千载的中华文化，自然也非借助自古迄今前辈先儒给我们编修下来的工具书不可。当今各级学校的教育，从学童启蒙到大学毕业以至攻读硕士、博士，几乎每一个学习阶段、每一门学习课程，乃至每一个研究项目，都离不开工具书的相伴相助。本文先就工具书的概况及笔者对工具书的理解略作说明，接下来将选取我国工具书发展中几部引人瞩目的古代字书加以论述。
传统的工具书是用语言文字加上必要的插图来表述的。现代科技发达，计算机普及，除了纸质印刷品外，工具书又有了电子版的出现。时下常见的工具书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字典词典。这是解释字（词）形音义及其用法的工具书，也是人们接触最多的工具书。从小学生开始，沉甸甸的书包里就少不了字（词）典的影子。字典和词典的区分是汉语的特色。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字和词并非一回事。一个汉字可以是一个词，如大量的单音节词：人、天、我、好、看等；也可以不是一个词，如联绵字“琵琶”中的“琵”和“琶”，就都只是“字”而不成其为“词”。为反映这种字、词的区别，我国现代的语文工具书就有了“字典”和“词典”的区分。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里，没有“字”和“词”的区别，例如英语只有叫做word的“词”的概念，我们的字典和词典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地方就被统称为dictionary了。其实，中国古代也没有当今所指的“词”的概念，只有“字”的概念，因此古代也不存在“字典”和“词典”的区别，一概都称为“字书”。现代意义的字典、词典，常见的有三种：一种是语文字典、词典，一种是百科字典、词典，还有一种就是专名字典、词典。
第二类，类书。我国传统的工具书中，有一类历来深受知识界重视的特别形式的工具书，是为“类书”。“类书”不同于以字、词为对象，解说字（词）形、音、义的字（词）典。而是按照事物的性质来编排，将各类事物在已有文献中出现过的原始资料一一辑录，按大类、小类等不同层次列出，进而形成一个互相区分而又互相联系、层层递进而又层层统摄的分类系统，便于人们在学习、研究某一特定事物时能够详尽而方便地掌握到相关的资料，了解到相关的情况。我国远在三国魏文帝时就编成了第一部字数达800万的“类书”——《皇览》，此后历代都有“类书”的编撰，其中最著名的大型“类书”莫过于明代永乐皇帝命解缙、姚广孝等编纂的《永乐大典》，此书成于1406年，共22937卷，约3亿7千万字。古代学者编纂“类书”，内容多从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丽辞藻语等历史、文化方面着手，内容十分广泛。现代人做学问强调资料的重要性，往往先行编集所需资料作为研究用的工具书，名为“资料汇编”，其实这也就是古代“类书”的发展。
第三类，百科全书。汇集各个学科或某一个学科的基本知识，以条目的形式出现的工具书是百科全书。百科全书的条目是对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或知识主题作系统的概述。形式上犹如字典、词典对字目、词条的解释。但百科全书的内容要求跟字典、词典大不相同。百科全书要求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较高的权威性。百科全书可分两类：一类是综合性的百科全书，一类是专业性的百科全书。世界各地的学者，为了把各种知识广为推广，传之久远，莫不致力于编纂各种实用的百科全书。18世纪以来，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法国的《大拉鲁斯百科全书》等一批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纷纷出版。我国尽管历代所编的各种“类书”多少已含有“百科”的性质，但“类书”毕竟只是辑录已有书籍文献中的知识数据，现代科学的知识很少，所发挥的工具书作用跟百科全书还是不一样的。我国正式组织力量开始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还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1978年开始，集中数以千计各行各业专家学者的智慧，经过逾十载的努力，终于在80年代后期陆续编就出版了八十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既是为使用者释疑解惑的工具书，也是为广大读者提供系统知识的教科书，因此，百科全书有“没有围墙的大学”的美誉。
字典、词典和百科全书是使用频率较高的工具书。此外，还有年鉴、手册、名录以及一些以索引（Index）、书目、图表等名目出现的各种具有工具书性质的专书。这些专书各有各的作用，是一般的字典、词典不能完全代替的。拿年鉴来说，它系统汇集一年内有关事物或学科的进展情况、重要文献及统计资料，对于了解这一年的相关情况、研究这一年的相关课题来说，作用就十分明显了。
我国古代的字书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编纂识字课本一类的书籍，那可算是字书的萌芽。最早一部识字课本是周宣王时代（公元前827-782）太史籀编的《史籀篇》，其后秦代李斯奉命编的《仓颉篇》、汉代史游编的《急就篇》等，也都是把常用字编成便于记忆的文字形式，不加任何注解，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早期具有字书性质的书籍。从这类识字课本开始，后来就逐渐形成以文字的形、音、义为对象的三大门类的古代字书。这三大门类一直是中国字书发展的主流，并逐渐形成为中国传统语文学的三大支柱：训诂学（字义）、文字学（字形）和音韵学（字音），为清代中国传统学术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时至今日，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仍然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急剧变化，科学民主思想的巨大影响，各种新的文化、新的知识、新的科学如雨后春笋般涌进中国，语言文字也在发生变化。人们为了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需要更广泛地摄取各方面的知识，旧有的字书明显适应不了社会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继承古代字书编纂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广泛借鉴国外辞书编纂的经验，中国语文工具书的编纂日渐突破传统字书的模式，从内容到体例都出现了完全崭新的面貌。以字典、词典为代表的现代工具书编纂事业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如今工具书的出版在我国出版物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与日俱增的中国工具书跃居世界前列，中国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工具书出版的大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