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震惊了整个考古界，它的诞生和灿烂辉煌在人类历史上并非偶然，而是在一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老哈河下游有个小山村，这就是被称为“华夏第一村”的兴隆洼遗址。它形成的时间比红山文化还要早，是红山文化的前身。它的发现证实了中华民族八千年的文明史。
1982年冬天，赤峰市敖汉旗进行第二期文物普查。普查人员走到这个村子以后，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得知这里有个叫荒圈子的地方。在荒圈子现场，普查人员人看到到地面上有一个个的灰坑，于是就在地表采集了一些遗址的标本。遗址标本被带回北京，经专家鉴定，发现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兴隆洼文化。
大约在八千年前，兴隆洼遗址还是一处规模宏大、构筑严密的原始建筑。在这个三万多平方米的原始村落内，整齐地排列着十余排、一百七十余座房屋。在兴隆洼遗址首次发现了生者与死者同在一个房间内的奇特的“居室墓”以及人与猪的合葬墓。这里出土的文物有陶罐、各种渔猎工具和用蚌壳制作的“蚌裙”。其中蚌裙和玉器很可能是中国古代人类的最早饰物。可以说兴隆洼遗址展现了早期人类一个功能齐全、和谐完美的氏族群体聚落形态。在这片青山绿水中，他们游牧、渔猎、采集、耕作，不断繁衍生息。
在距兴隆洼遗址不远处，还有一处赵宝沟文化遗址，从这里出土了一种雕刻有猪龙、巨鹿、神鸟花纹的陶罐。很难想象，六七千年前的人类已经可以绘制如此精美的图案。也许我们中华民族的龙凤崇拜，就起源于赵宝沟文化的“龙凤鹿”崇拜。
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调查，敖汉旗先后发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四千余处，相继确立了小河沿、兴隆洼、赵宝沟、小河西等考古文化。
依山而存，傍水而居，人类远古的生存选择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如今看来，这里的每一片山水，都曾经演绎了沧海桑田的奇迹。
夏商印迹
两百多万年前的第四季冰川运动，给赤峰地区留下了目前已发现的全世界海拔最高、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保存最完好的古冰石林和冰臼群。冰川运动过后，这里的生态环境变得温和而纯净。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得以赤峰为中心的西辽河流域很早就留下了人类活动的印迹。在位于西拉沐沦河流域的百岔河岩壁上，有两百余幅岩画，是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生活场景的真实记录。
远古时代赤峰地区的林草覆盖率高达97％，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2℃，胡桃楸等可作为史前人类食物的植被遍地生长，一些在气候湿润、土质肥沃的环境中生长的落叶、阔叶乔木也随处可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沿着这样的山川河谷，人类的先民不断迁徙，扩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间。
据文献记载，商的先民是从赤峰地区南迁到中原的。《荀子·成相篇》中记载：“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这里所说的砥石就是今天克旗南部的大光顶子山。这就意味着商的先民是从今天的西拉沐沦河上游，一步一步移居到中原的。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留下了他们在迁徙过程中的历史印痕。既然商的先民是从这里南迁到中原的，那么南迁之前，他们在赤峰地区又是怎样生活的呢？1960年，在赤峰市王家店乡三家村发现的夏家店文化遗址给了我们答案。
夏家店文化，恰如老子所说，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典型。夏家店先民们的房屋，已经由简陋的半地穴式逐渐改进为夯筑地面式建筑，房子的外边还有围墙，并且最早产生了城乡对立意义的城郭。
夏家店文化就是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包括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其中下层文化出现时间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上层文化出现时间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00年。而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时间正好处于夏商时期，这是北方地区人类脱离玉器时代进入的第一个金属时代，也是北方草原文明继红山文化以后的第二个高峰期。在离夏家店遗址不远处，有一个古铜矿，围绕着这个古铜矿，还有四十余个古采矿坑。四千三百多年前，在中国北方，赤峰地区的先民最早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也说明早在商朝青铜器大量出现以前，赤峰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冶铜技术。透过那些斑驳的短剑、马具和头盔，我们似乎可以遥想当年的武士盘马弯弓、驰骋疆场的勃勃英姿。
与夏家店文化相呼应，大约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越绝书》也说：“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这里的铜就是指青铜。夏代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早期阶段，但因当时铜很珍贵，所以没有用于农业生产，夏朝人用木制的工具翻土种地，用石刀、蚌镰收割庄稼。到了商代以后，中国的青铜时代已进入繁荣时期。此时，青铜器已经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青铜工具的锐利远胜于石器，加之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因此青铜器的广泛应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
游牧民族
大概在距今3500年以前，也就是在夏商时期，由于气候原因致使湖泊消减，森林退缩，草原面积扩大。这种自然的变化使得这个地区不再适合农业生产发展。然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民族，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一部分沿着山川河谷迁徙到中原，成为商的先民；而另一部分则继续守护着这块土地，充分利用这天然的大草原和湖泊水源，开始大力发展畜牧业，逐渐改变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式使之向以畜牧业为主过渡。于是这里就演变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舞台。兴起于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契丹族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契丹——辽文明。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以此作为民族称号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
契丹族是东胡后裔鲜卑柔然部的一支。北魏时才出现契丹这个族名。契丹最初分八部，居住于潢水（今赤峰市境内的西拉沐沦河）以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以北，从事游牧业。6世纪前期，契丹族还处在原始部落阶段，曾经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此后，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
契丹本来分为八部，八部大人（部族之长称为“大人”）每三年推举一人为盟主。唐太宗贞观时期，盟主一直是大贺氏。730年，遥辇氏取代了大贺氏。907年，耶律氏又取代了遥辇氏当上盟主。契丹从此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的一股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营建皇都也就是辽上京临潢府。辽上京是契丹人建造的草原第一都城，它的建立标志着草原民族结束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草原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辽上京呈“日”字型结构，汉城在南，皇城在北，可以说这种南商北政、分而治之的治国方针应该是契丹人的首创。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它的疆域，东临日本海，西到新疆的阿尔泰山，北抵外兴安岭，南到华北地区中部，比当时的北宋王朝大—倍还多。
如此广阔的疆域，为“马背民族”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在辽王朝鼎盛时期，一些中亚国家并不知道中国还有北宋，还以为契丹就是中国。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发展为奴隶制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为开发蒙古地区和中国东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辉煌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文物工作者在维修辽庆州白塔时，在古塔顶部的天宫中发现了总数达六百余件的辽代珍贵文物。据说这批文物为契丹国章圣皇太后所供奉和秘藏，品位极高，其中包括百余尊金属和木雕法舍利塔，数百件织品及部分佛像、菩萨像、瓷器、漆器以及数十件雕版和手写佛经。这些文物反映了辽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
辽以其开放的经济结构（以游牧为主兼营农业和狩猎），开明的政治体制（一国两制，契丹人用契丹制，汉人用汉制），灵活的外交政策，在强大的军事后盾的支撑下，创造了中国北方草原的一个神话。
公元1125年，在女真人强大的攻势下，辽灭亡。多数契丹人归附于金政权，少数人于1124年随耶律大石西迁至中亚，建立西辽政权，1218年为蒙古所灭。契丹人从此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长城——文化交融的纽带
在红山脚下两河流域这片土地上，如契丹一样崛起、繁盛而最终消失了的民族数不胜数，如今历史已远去，只留下一段段战争的遗迹——长城。这些被当地人称为“土龙”的燕长城、赵长城、秦长城、汉长城和金界壕向今人诉说着数千年的沧桑。早在春秋战国时，在西辽河上游就活跃着山戎、东胡、匈奴等游牧民族，他们的势力逐渐强大并开始侵扰中原。为了阻挡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中原的政权纷纷在大兴安岭以南、燕山以北这一塞外与关内过渡地带上修筑长城。而这些沿着燕山北麓和老哈河走向分布的长城，“因边山险，以河为固”，成为当时南北政权对抗的最前沿。
一方面是新兴的、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北方文化，另一方面是高度成熟的中原文化，二者在这里不断交汇碰撞，使原本用来防范阻隔的长城，逐渐演变为各民族之间交融的纽带。这条“纽带”横亘于赤峰的山水之间，与红山、西拉沐沦河和老哈河一样成为赤峰灿烂文明的见证。
红山脚下的赤峰，就这样从远古走来，她一路艰辛，满怀收获，在山水激荡之间不断地演绎着沧海桑田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