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佳名是皇帝的特别恩惠，凡经赐名的官僚，那名字等于勋衔，高贵无比，人随名贵，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指日可待。《能改斋语录》有云：“皇祜中，御笔赐蔡襄字曰君谟，后唱进士第日，有窃以为名者，仁宗怨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字本来不是严格避讳的，出于御赐，也成了专利品。赐佳名之尊，如此威风；赐恶名之贱，则如坠入十八层地狱，百般煎熬却永无出头之日了。
姓名分贵贱，在宋元时期最为猖獗。清人俞曲园曾引蔡氏家谱注曰：“元制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如今在绍兴，仍残有旧习。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为四六；夫二十八，妇二十四，合为五十四，生子即名五四或名为六九。明代勋臣、升平王常遇春，曾祖名曰四三，祖重五，父六六；东瓯王汤和，曾祖名曰五一，祖六一，父七一，均以数目为名。
宋时平民百姓，亦喜以数目为名，但多为十数以内。如有南陈田夫周三，鄱阳小民隗六，符离人从四，又有山阳渔者尹二、张四、崔三、郑小五、陈二等。
古往今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还能看到姓名贵贱之分的影踪。而在当今纷繁的现代都市中，姓名贵贱早已无影无踪。作为现代都市人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名字的含义也是极其丰富的。我们应该感谢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无贵贱之分的名字。
（第五节）华夏各民族姓名的融合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人口极多的大国，汉族占绝大多数。姓氏是代表每个人及其家族的一种符号。从它的形成、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来看，它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人名作为文化的使者，忠实地记载着民族间的演化和发展。
远在五千年前那时的华夏民族即以汉族为主，四周的蛮、夷、戎、狄诸民族罕迹中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多为汉族内讧，异族极少染指，到了秦时，东夷之一的赢姓一统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径，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复，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出现了真正的民族大融合。
秦立国时短，但其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文化上的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却规范了中国此后两千年封建制度，秦后的汉朝，疆域十分辽阔，东至朝鲜，西越新疆，北达蒙古，南抵越南。随着疆界的扩展，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日渐加剧，少数民族的人名系统受汉族影响的现象愈来愈明显，西汉皇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附汉来朝，至汉末之时，附汉的匈奴人同汉人杂处、同化，都弃本姓而改姓汉姓，如刘、卜、乔、康、竺、支等姓，均源自少数民族。这些异族人的姓、名在形式与内涵上与汉族姓名已无根本区别。
魏晋南北朝之三百年，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南北朝时北方十六国兴衰更迭，其中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汉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兼收并蓄，常能同化与之接触的异族文化。
北魏皇室出自鲜卑族。在改用汉姓以前，鲜卑人使用的是三字或四字姓，复杂且难记。至北魏孝文帝时，随着鲜卑人文化程度的提高，原来的姓氏越来越不利于民族间的融合，于是，孝文帝下令把繁复的鲜卑姓改为汉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原因是：“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于是“诸侯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如丘穆陵改为穆氏，达奚氏改为奚氏，曾六茹改为杨，贺兰氏改为贺氏，独弧氏改为刘氏，步六孤为陆氏，一共将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少数民族改汉姓之举。其他民族受“皇族”影响，也纷纷将复姓改为汉族的单姓，如改贺葛氏为葛，是类氏为高，去斤氏为艾，屈突氏为屈，独孤浑氏为杜等。
在姓氏的汉化同时，执政的少数民族还沿袭了魏晋汉人所重的“九品中正制”，把改过的姓氏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如元、长孙、宇文、于、陆等为甲姓，“举秀才、册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不仅如此，少数民族还在人名的其他文化内涵上套用汉人的礼制，如孝文帝就曾明令同姓禁婚：“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不以道论。”
如同事物的发展曲折反复一样，人名的冲突和融合也是跌宕起伏的，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欲从政治到文化上推销鲜卑统治，便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以期异化汉文化。如李弼赐姓徒河，杨忠赐姓普六如，李花赐姓大野等。但到杨坚任北魏宰相时，恢复鲜卑姓的诸公又都改了汉姓，如此一起一伏，正是姓名民族冲突和融合的精彩表现。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此时姓名民族融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清一色的外族姓名汉化。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本鲜卑人；安禄山之父为胡人，母亲为突厥人；史思明亦是胡人，他们的名姓已同汉人无异。类似的人名还有史大奈、李弼、裴玢等。皇帝的赐姓也基本上为国姓“李”。如鲜卑人拓跋赤辞、契丹首领库克、大帅达年嘉哩均被赐姓“李”。受其影响，唐后五代十国中的少数民族国君，均将姓名汉化，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皆是少数民族人氏，单从姓名上已不见其“祖籍”了。
唐以后，受宋文化影响，金、辽各少数民族的姓名也和汉族有所融合。在完颜氏首当其冲挑了富有霸王之意的汉姓“王”为姓之后，上行下效，皇族一改汉姓，黎民百姓纷纷效尤。到金末，已有三十一姓改为汉姓了。如阿里侃改姓何，抹鲁姓孟，呵不答姓田，兀颜姓朱等等。除此以外，汉姓中已有的姓氏如毛、元、术、秦、黄等28姓均被女真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融合。
中国历史上首先由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是元朝。元代是蒙古族当权，统治权奉行“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政治。元初，国人分为四等，汉人地位最低，为了改变卑下的地位，许多汉人纷纷改叫蒙古名。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讲了这方面的情况，他说：
“元时汉人多作蒙古名者，如贾塔尔琛，本翼州人；张巴图，本平昌人；列哈喇布哈，本江西人；杨朵尔济，迈里古思，皆宁夏人……高寅子名塔失不花，皆习蒙古俗也。”
在元后期，在蒙古统治者改用汉法治国的同时，蒙古人、色目人均以改为汉人姓名为时尚。如《元史·赵世延传》云：“赵世延，字子敬，其先蒙古族人。”又如李庭瑞、丁鹤年皆为异族汉名。元代大文学家贯云石，亦是元代大将，色目人阿里海牙之孙等等。到元朝行将灭朝时，蒙古人、色目人更是纷纷“其存者皆从汉姓。”
到了明代，朱元璋和他的后继者大赐外族人以汉姓名。如薛斌“本名脱欢，洪武中归附，赐姓薛。”李贤“初名丑驴，鞑靼人，元工部尚书，洪武十二年来汉，通译书，太祖赐以姓名。”其时一批著名将领如胡大海、沐英、丁德兴等，都是少数民族人。另据史载：1372年，湘西少数民族的土司勾结爪哇、硫球使臣叛乱，朱洪武任用附明之南北疆总督、维吾尔人哈巴十挥师平叛。哈巴十不负众望，冲锋陷阵，翦除国患。朱元璋乃赐其姓翦，名巴士。翦巴士长期驻守株木山，繁衍子孙，均以翦为姓，现代史学家翦伯赞即其后。
后朱元璋下诏禁止外族人使用原来的姓名，都得改用汉族人的姓名。于是，许多少数民族人纷纷将其复姓改为单姓，向汉文化认同。如呼延改为呼、乞伏改为讫等。藏缅族原有的文字联名之文化传统，随着明将兰玉、沐英的征服大理，渐渐变化乃至消失。傣族本无姓氏，明统治者赐其贵族以刀姓，傣族从此开始迈入了姓名史。
明朝时有菲律宾国王入朝中国，病死途中，子孙留下守丧，改姓安、温等。
明末吴三桂引满人入关，满族贵族得以在北京建都。为防止满人汉化，统治者禁止满人用汉字取名，只准用两个字，不能多用，也不得用汉姓。据传，嘉庆皇帝一次发现题本中有人叫三个汉字的名“清永泰、和坤保”，当即改为“永泰、和保。”
同金人一样，限制满人使用汉名的“始作俑者”又最先反戈一击，八旗子弟中地位最高的八姓在清朝首先冲破“满人不得使用汉姓”的禁令，改多音节的满姓氏为单音节的姓氏（汉姓）。如瓜尔佳氏改姓关、马佳氏改姓马、索罗氏改姓索、齐佳氏改姓齐等。上行下效，其他如完颜、叶赫那拉等跟着改为汉姓，弄得清皇族不得不“俯就之”，改爱新觉罗姓为金姓，以赶上形势。
皇族姓名如此，一般满人的姓名就更不必说了，如曹雪芹、舒庆春、罗常培已是地地道道的汉名了。
清末，洋人用枪舰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传统的汉民族文化在血火的洗礼中，在与外来文化的激烈冲突中阵痛、裂变，发生了崭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人名中，即人名原有的浓厚封建礼教色彩被外来的思想观念冲淡了。“五四”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常以“乔治、约翰、玛丽”等为名。曹禺的话剧《日出》中有个留学生曾说：“在国外我叫乔治张，在国内我叫张乔治。”如此类似的如赵梦蕤、洪煨莲、符保罗、陈彼得等，均是异邦文化与汉文化结合的标牌。
除文化的影响之外，婚姻也是促进人名民族历史融合的又一润滑剂。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各民族间联姻十分普遍，反映在人名系统中如傣族的“固”、“刘”，是由汉傣通婚出现的；乳源县瑶族的“冯”姓是汉男与瑶女结合的产物；连山瑶族的“谢、韦、覃”等姓也是汉族男子做了瑶族女子的“招郎婿”后孕育的后裔。不论有意无意，姻亲关系实在是推销姓氏文化的最好手段。
人名系统反映了华夏各民族间盘根错节的融合及民族文化间的冲突。因此华夏各民族的姓名更是层出不穷，姓氏文化极为丰富。世界上的民族数以千计，姓名也就理所当然随着时代的更替而更加丰富，更加复杂，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这也是各民族姓氏文化融合的趋势。这种姓氏的融合，更加丰富了姓名学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