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袁世凯合作是希望通过袁这个握有强大实权的统治当权派，在“共和”的形式下，运用专制的手段，把国家引上宪政的轨道。要以一个立宪党人首领去赞助支持袁世凯，梁启超自然需要一番理论开脱，于是他又提出了他的“国权主义”。主张张“国权”，抑“民权”，他认为“国权”重于“民权”，“民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权”。他又提出“畸重国权”，即加强中央政府首先是统治阶级当权派的权力，其实质乃迎合袁世凯的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给中华大地带来了一股民主的潮流。在革命后的一年多内，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在过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较为民主的新生活，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新局面，其主要标志是风靡朝野的政党政治。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无不借机发表政见，组织政团，以求在新的权力分配中争得一席之地，一时间出现了一个组党热潮，党派社团林立，关系盘根错节，令人眼花缭乱。这些政团在民初的 政治舞台 上经过复杂的斗争、较量、分化、组织，到第一次国会选举之前，基本上形成了4个较大的党，即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
在这几个党中，又形成了日渐明朗的两大对立的阵营。一是以孙中山、宋教仁等为代表的原同盟会系统的激进派政党国民党。它积极推行与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强调民权，反对专制，属于进步党。一是以原立宪派为主，包括部分旧官僚、地主士绅及部分革命党人在内的保守派政党，强调国权，拥护或依附政府，力主政治渐进主义，得到袁世凯的鼎力支持，其妥协性颇为明显。两个阵营的对抗反映在党派斗争上，一方是民主党、共和党和统一党的三党联合，另一方是国民党。
梁启超和保守派政党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他不仅是民主党的主脑和幕后主持人，在共和党中他也处于无可争辩的指导地位。因此可以说梁启超是民初保守派政党的灵魂。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出于专制独裁的根本目的，极力赞助和支持保守派政党的发展。还派亲信党羽加入之，给予财力上的资助，其目的自然在于拉拢为己所用。
梁启超归国后，袁世凯积极支持他筹组大党。1912年12月，正式国会开始选举。为取得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活动。宋教仁主持的国民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初选和复选中均获压倒优势的胜利，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保守党三党合占的席位尚不及国民党的2/3.以专制独裁为目标的袁世凯和视国民党为“乱暴派”的保守派党人都感到了切实的威胁。为了对抗国民党，在袁世凯的支持和梁启超等人的奔走、筹备下，1913年5月29日，共和、民主、统一三个保守派政党终于合并组成了进步党。梁启超也成为进步党的实际上的领袖，该党的政纲和大政方针皆依梁启超的国权主义及政党政治的主张而制订。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的成立，使国会内出现了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对峙局面。从总的来看，进步党是明显向袁世凯一方倾斜和对袁专制主义的迎合。这在处理宋教仁案和对善后大借款的问题上反映得尤为充分。
宋教仁本来是国民党实际主持者，力主政党内阁制，反对总统制。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为使国民党获得国会中的多数席位，他遍游了长江中下游各省，发表演讲，抨击时政，鼓吹政党内阁，甚至还揭露袁世凯，指出他在不久肯定会背叛国民。选举结果出来后，袁世凯极其恼火也害怕宋教仁出来组阁与他分享权力。于是，袁世凯采取卑鄙手段，派武士英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
宋教仁惨遭刺杀，全国人心鼎沸，国民党人知有政治背景，无比愤怒，一致要求严惩凶犯，查明真相。袁世凯不得不令江苏地方政府查办，而“穷究”主犯的结果，其幕后策划者就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大总统袁世凯。一时全国舆论大哗，南方报刊更是纷纷载文揭露袁世凯阴谋颠覆共和制的罪行。袁世凯恼羞成怒，准备大借外债，以武力消灭南方的国民党力量。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国民党议员们的阻挠，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借2500万镑的“善后大借款”。
本来，梁启超视宋教仁为中国现代第一流的政治家，认为他的死是国家之损失。同时也认识到善后大借款丧失主权，是国家的奇耻大辱。但他从联袁的目的出发，采取了偏袒袁世凯的态度。在进步党对时局的讨论会议上，梁启超抛出了拥袁为正式大总统；不反对大借款，但要监督其用途；宋案由法律来解决的三项意见，得到通过。可见，梁启超为达到联袁的目的，不惜充当袁的工具。他对袁的专制主义的迎合，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进步党对袁世凯的支持，还表现在对“二次革命”所持的态度上。袁世凯获得大借款后，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的革命力量。孙中山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力主武装讨袁，但因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未能及时发动。当北洋大军大举南下，进驻江西时，国民党人才被迫讨袁，打响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由于国民党缺乏明确的纲领，内部涣散，再加上国际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二次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战争是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一次努力，是正义而具有进步意义的。但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却极力诋毁这次革命，攻击为“破坏”行为，是“头脑简单、办事盲动”的幼稚行力，认为唯一的途径是实行开明专制，支持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镇压。很显然，梁启超还是从联袁的目的出发进行讨好。
然而，进步党人对袁世凯的大力支持，却并未换来袁的好报，这在“二次革命”后的内阁改组中就可看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