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各地区经济体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是鼓励人民币参与国际贸易结算的开端。显现出人民币开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潜力。长期来看，周边地区以及本地区外国家开始以人民币进行贸易定价，也将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及国际地位。由此可见，同为“货币互换”，但两者被赋予的“使命”截然不同。
第四，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国际信贷市场明显紧缩，国际金融环境严重恶化。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也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为此，欧亚主要国家纷纷呼吁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呼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努力发挥多种货币的作用，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中国货币互换步伐的加快，将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范围内的流通和使用，从而引发人们对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讨论。
第五，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储备功能。
专家表示，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本身也是一种创新形式，货币互换表面上看是一种央行间对等的货币相互拆借，但事实上多为外国央行借入人民币用于与中国间的贸易结算、储备之用，而中国央行持有的外币更多的是一种质押性质，因而事实上是人民币扩大了在地区范围内的流通程度。这一机制发生的前提在于，各国和地区对人民币信心的增强。
总的来说，中国通过货币互换支持需要救助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既有利于中国稳定周边环境，也有助于帮助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提振信心，共同应对危机。随着多项货币互换协议的付诸实施，新兴市场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空间将不断加大，操作的自主性及灵活性也将大为增强。这标志着新兴市场央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的能力与手段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维护区域以及全球金融稳定，推动与有关方面之间的贸易投资增长中，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0.采取多种措施抑制通货膨胀
2005年中央政府实施新一轮宏观调控以来，经济过热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缓解。但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一直有增无减。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通货膨胀压力的形成机制主要由制度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开放性因素三部分构成。
首先，从制度层面讲，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至今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对建立于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基础上的、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GDP的高速增长，扩大了对投资品的需求，引致了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固守本位主义，坚持所谓的政策“独立性”，有关政策的出台缺乏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致使有关调控政策从部门角度看是理性的，但最后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此外，对于粮食、食品价格和石油、能源价格长期奉行低价政策，不仅导致了人民币的高估，增大了外在的升值压力，而且使经济和社会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得以长期积累，导致许多问题积重难返。
其次，从结构层面讲，结构调整是我国宏观经济长期保持可持续稳健发展的核心问题，近些年政府一直倡导并致力于这项工作，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传统的产业、产品依然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和创新产品一直增长缓慢。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不仅对新兴产业和创新产品产生了挤出效应，而且推动了社会资源价格的上升。尤其是，由于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的回报率较低，导致了金融资源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导致了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助推了通胀势头。
再次，从对外开放层面讲，现在中国的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已经非常之高，对外经济依存度高达70%。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外贸进出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飞速发展，我国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凸现，尤其是近几年“外需”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动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本轮通胀趋势起因于中国经济体过度依赖于外资、外贸或外需，这种“外需导向型经济”从国际市场输入商品的同时，也输入了通胀，同时，人民币汇率政策失误导致套利热钱推高了国内各类资产价格和商务成本。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的通胀趋势尽管具有货币主义的通胀表征，但其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通货膨胀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货币现象，更多意义上一个是由制度、结构和国与国之间汇率博弈乃至政治博弈形成的复杂经济现象。因此，防治通货膨胀必须跳出传统思维，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寻求新的求解之策。
面对当前复杂的通胀压力，我国必须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政府的调控政策除了要注重政策的科学性，更需要注重政策组合的艺术性。有专家建议，我国在抑制通胀压力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实行减税的税收政策，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扩大产品供给。同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财政支出对农业、短缺商品和地震灾区的补贴和支持力度；
第二，平衡财政预算，精简各级政府机构，大量裁减政府机构人员，减少社会福利开支；
第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减少政府对产业和企业发展的不适当干预，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和发展活力；
第四，对行业和产品实施区别对待的政策，千方百计地增加供求紧张产品的生产，对于农业、重化工业等短期政策不能奏效的产业，应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中长期政策，实行倾斜的产业政策；
第五，坚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金产出率和改善经营管理放在政策的重心，即把经济效益放在政策的首位；
第六，限制重要战略物资、资源和商品的出口，扩大商品进口，平衡国际收支；提高粮食、能源、电力、环境保护以及其它资源的定价并与国际市场接轨，改变中国资源补贴全球的状况，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非市场化因素，从而消除人民币升值的市场预期；
第七，进一步加强外汇流入的监管，严厉打击国际游资和热钱的进入。
除了采取以上措施外，在防治通胀过程中，还必须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但是，就已有的政策实施情况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作用空间已经不大。首先，从存款准备金率方面看，理论上，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可提供放款及创造信用的能力就下降，从而对通胀压力起到一定抑制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特有的金融货币体系及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目前我国货币传导体系并不是很畅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对通胀的抑制并不很强。同时，随着我国信用卡、各类消费卡以及许多准货币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广泛流通，货币供给量进一步扩大，对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物价水平都有较大的影响，但它们受存款准备金的约束较小，这样，就进一步弱化了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抑制通胀压力的效果。所以，通过提高准备金率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效应是有限的。除非运用到极致，提高利率本身并不能把通胀压力降低到设定的水平。
而就我国的情况看，如果央行加息，那么就会进一步吸引投机资本，进一步加大热钱的涌入，同时也会强化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升值对于出口商来说是雪上加霜。而且，我国目前通胀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输入型的，提高利率对农作物、燃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只要我们不采取措施限制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当国际农作物和石油价格显著上升的时候，国内价格肯定也会显著上升。尤其是，国际上对以加息来治理通胀长期存在一种误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各国中央银行都奉行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简单化经济理论，但是，自从货币主义失效，推崇这一理论的国家付出了高昂代价后，各国央行开始寻找新的理论，“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应运而生。即只要价格增长超过设定的水平，利率就应该提高。这一粗糙的药方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或者经验主义证据的基础，但事实上，包括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澳大利亚、韩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都正式设定了通胀目标，我国也是如此。目前，设定通胀目标受到了考验，而且它几乎可能通不过考验。
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从紧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专家认为，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必须拿捏好分寸，掌握好火候，在具体操作上，要适时、适量，讲究动态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防止因矫枉过正而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面对持续的通胀压力，央行调控政策的注意力应该从关注CPI达标，转向关注经济体自身素质的改善、转向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保护、转向关注经济稳定性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上来。
为此，专家建议：第一，调整存款利率，改变存款负利率的状况，同时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升值调整为贬值；第二，逐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缩小银行存贷利差，以此配合存款由负利率转变为正利率；第三，加强资本项目管制，在人民币贬值到合理目标之前严防资金外逃；第四，取消企业直接融资的行政管制，加大社会资金供给的数量、效率和灵活性；第五，迫使美联储放弃弱势美元政策。在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的现实下，我国央行的单独行动无法产生应有的效果，中美央行一起采取行动才能奏效；第六，央行不能固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关货币政策的出台必须顾及对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此外，各种迹象表明，从紧的货币政策未来一段时间还必须执行。但是，对于该政策所显现的一些新问题我们应该给予充分重视。从银行业的情况看，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了以下问题：一是中小企业贷款和票据融资下降较快；二是长期贷款迅速增长；三是个人按揭贷款下降幅度较大；四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房地产贷款风险有所上升；五是商业银行流动性非常紧张，一些银行的存贷比已经超过75%的大限，有的甚至达到88%，乃至更高。所以，当前商业银行面临的经营风险较大。而且，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小企业的成长受到了抑制，不利于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调整，对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结构调整功能的发挥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此，是否继续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需要我国政府认真审视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