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达则兼济天下”，还是“穷则独善其身”，文人的价值往往也是要通过他所获得的利益多少进行认定的。利益的最大化和价值的最大化只是计算方式的不同，性质是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商人的价值通过挣钱多少来计量，一个民选总统的价值通过民众支持率来概括……
那么文人究竟应该获得多少利益才是有价值的？在一个机会主义的时代，文人是不是应该像一把小偷专用的“万能钥匙”一样，插在哪个门锁里都能打开门，门开了，利益有了，价值也实现了？
这是一个充满了欲望和诱惑的年代，选择的多种可能性以及铺天盖地的利益驱动往往使当今的文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撕掉面纱，赤膊上阵，胸前挂着一块“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的广告牌，他们从书桌前出发，寻找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价值。
于是，一些文人成了企业家，一些文人成了大款，还有一些文人当上了大官。在学术和专业之外，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实现了利益和价值的最大化。然而，更多出门淘金的文人在经营中血本无归，一些文人甚至到了食不裹腹居无定所的悲惨境地，更有一些政治投机文人伤痕累累直到被政治抛弃。人们常常用那些极少数文人暴发户们的神话故事来掩盖大多数失败者们的遍地血腥。
这是一个浮躁年代里经常重复的逻辑错误。错误的往往不是概念，而是所提供的一个个非本质性的伪叙事和由此而派生出的危险的煽动。
任何一个哪怕是最优秀的文人也不可能像“万能钥匙”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开任何一扇门，也不可能既是一个文学家，又是一个企业家，还是政治家。你很可能什么都能做，但不可能什么都做得很杰出。比如孔子，他的学问无与伦比，但他到政府里做过一段官，结果很不成功。李白是一个写诗和过日子都很浪漫的人，他以为自己诗做得那么好，当个“宰相”也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他就抱着“济苍生，救黎民”的政治抱负应召到了长安，但他又不愿从小官做起，不想当孙子就想一步当爷爷，混了几年，官没当上，诗也荒废了。近代如陈独秀，他比李白更具政治头脑，也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但他本质上是一个文人，他当中共总书记除了被政治对手挤兑和批判外，毫无政治手腕，最终他以“气节”脱离了政治，还原了作为一个文人的尊严。胡适从美国回来后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他不仅谈了，还跃跃欲试地到官场试了一回，甚至还被蒋介石耍了一回，蒋让他到南京参加竞选总统，当时天真幼稚的胡适问政界朋友，“我当了总统后，还有没有时间做学问？”参选总统当然是贻笑大方的事，因为美国需要一个亲美的人参选，所以留美博士胡适之就当了一回政治筹码被示众了一次。
这样说，似乎又栽进了另一个陷阱中，即以不成功的个案来消解成功者的光辉。其实没有。有一个结论必须得到尊重，即人的能力是相对的。尽管一个优秀的文人可以做许多事，但不能做许多事。因为最适合你做的工作只有一个，这“一个”是人的天赋与智慧最佳优化的结果，类似于一种定数或天命。比如李白最适合做一个诗人，胡适最适合做一个大学教授，他们的错位正好反证了人不可能是一个全能的人。还有当代的周扬和丁玲，他们投身政治的遭遇和历史上许多文人的遭遇几乎是相同的。即双重人格的自我冲突与外在冲突的无法调和。因此，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周扬和作家的丁玲似乎更适合他们的真实角色。
文人历来自信，但自信与自负是有区别的，自信是对自己能力的理性信任，自负是一种自我的盲目信任。文人悲剧的根源大多数在于自负。人认识自己比认识他人要困难得多，不是身在此山中，而是缺少自我审判的勇气。我在北京时曾跟那些走投无路的“京漂”文人接触过，我跟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能力其实是有限的，这个世界属于我们的东西很少，如果我们都想要，也许什么都得不到。如果我们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并努力做得更好，这就够了。
所以我赞成迂腐的是文人，油滑的不是文人；固执己见的是文人，左右逢源的不是文人；孤心苦诣的是文人，热闹喧哗的不是文人；以身殉道的是文人，投机钻营的不是文人。纯粹的文人只愿意将自己的专业和学术视为神圣，心存敬畏，并具有一种宗教情感。而不愿意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
从职业的意义上说，你所从事的工作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才能获得最大的价值或利益：我喜欢做的，我能做的，我能做得好的。而符合这三个要素的职业对于每个人来说，只能有一个。但大多数人却寻找不到这一个。找不到这一个准确的定位往往就会不堪总结或一生失败。
人的能力的相对性，决定了利益的相对性。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作出了最坚决的选择，才能实现人的价值的最大化。对于文人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必须反对盲目地提倡适应时代和潮流，不切实际地高呼转变所谓的观念。因为事实的结果对于文人来说可能不是适应和转变，而是异化。但没有多少人愿意正视这一点或承认这一点。
那么，许多文人成了企业家、政治家、大款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只能说，那些文人本来就应该是企业家、政治家、大款，他们先前在学术和专业领域里的文人角色，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误入歧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