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军需长又要做喜事了——不，与其说是做喜事，倒不如干脆说他又要弄一个女人了。说他“又要”，这就是，自从他委任军需长以来，纵然还不到两年，是已经弄过七八次了，而且是每次准弄到手的。照这样情形，说不定以后还要弄多少次呢。这弄女人似乎就等于军需的一半职务。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弄，那倒不必研究。极简单的理由就是：由一个人变成了这样的军官，并且在全武力占据着某一个地方时候，弄多少个女人却是并不在乎的，这在他们的生活中，简直比开一门步枪还要平常。
对于弄，各人所采取的手段并不一样，有的用欺诈，有的用诬赖，有的用野蛮，终于都免不掉威吓的。但是我们的军需长一个人独独冠冕多了，他用钱——钱并不多。关于这方面的耗费是也有账目可观的，这自然因为他是当军需的缘故，所以在一本另外的流水簿上写着——
第一个四十元
第二个三十五元
第三个四十四元
第四个二十元
第五个五十元
第六个三十元
第七个五十五元
假使不因为这样挨一个的记着价目，恐怕到后来，连他自己也会记不清白究竟曾弄了多少个吧。象这一本账簿，虽说并不特别珍惜似的也和“马料开支簿”放在一起，但有一个生朋友来的时候，总难免又故意去翻开，让别人知道，好象这账目正不亚于那少校肩章的光荣。
我们的书记官对于这本账簿有一句很好的赞叹。
“这比委任状好多了！”他说。
这真不是一句过誉的话。一张委任状在现职的军官眼中已经是寻常的东西了。可是这一本账簿却不寻常，它实在有它的新鲜异样的地方。譬如说，那张目中，虽然所记的全是多少元，但是元之中就有那各别的意义——如同四十元等于一个女人，三十五元则又等于别一个女人，而且这四十元和三十五元的每一元又等于这个或那个女人的某一部分。单在这一点上，当然，比起那死板板的委某某某为什么什么什么的委任状，好多了。所以我们的军需长对于这一句话是十三分地受用的。
那末在他写着第几个和多少元之时，那心中的快乐和骄傲，实在不是别的人所能够知道了，至少总比他从军需上揩油的欢喜，要增加好几百倍吧。
那末这一夜我们的军需长又有丁这种心情，因为他又在这本账簿中加上一笔了。这一笔是挨着那“第七”添下去的，不消说是“第八个”，并且数目是“七十元”——这是比其余的价钱都大。
“这一个可不贱！”我们的军需长是这样觉着的。其实呢，七十元在他的身上真不算什么，他那一夜不在赌博中输赢一两百。
不过女人究竟比不上麻将牌。我们的军需长是能够在牌桌上并不在乎的输上两三百，但池总不肯弄一个女人用上一百元。这一个七十元的确算是很不贱了。
为什么我们的军需长会这样的贱视女人？自然，这有他的理由。他觉得无论怎样女人都不能和麻将牌相比的，打牌有输也有赢，钱是来来往往州，现不定昨天输了一百今夜反赢了两百。女人呢，可就不同了，花去了四十就是四十，一百就是一百，是永远捞不回半个铜板的。因此在他的灵魂中便有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真理，这真理又变成格言了，是：
“宁肯在一付麻将牌上尽输，却不能只和一个女人在床上尽睡！”
所以还不到两年的光阴，我们的军需长，截止此刻为止，是一个又一个，没有间断地把女人弃到八个了。在每一个新的女人鼻到的时候，那旧的，使象一床旧毡子似的弃掉了，于是由军需长个人取乐的玩具落为兵士们共同撒野的游戏场了。
在这里，谁能够不这样的承认么？一个女人，纵然七十元，但是你看，多便宜！
胡也频（1905—1931年）又名胡一平，笔名胡崇轩、沉默、也频等。福建福州人。曾入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军械制造。192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雨中》。曾与项拙合编《民众文艺周刊》，与沈从文合编《黑》月刊和《人间》月刊。1930年到山东济南省立高中任教。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执行委员、工农兵通讯委员会主席。1931年被故人逮捕，2月7日被秘密枪杀于龙华，为“左联”五烈士之一。主要作品：短篇小说集《圣徒》、《活珠子》、《往何处去》、《诗稿》、《消磨》、《牧场上》、《三个不统一的人物》、《四星期》等，中篇小说《一幕悲剧的写实》、《到莫斯科去》，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戏剧集《鬼与人心》、《别人的幸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