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惟如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实施及其成果，还显然可以大大提高中国民俗学科学在国际学界的学术地位和文化影响，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民俗学科学的发展，把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从此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全面系统科学地调查、记录、编纂中国各地域、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自民俗学传入中国以来，就是中国民俗学者的一个美丽的梦想。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民俗之繁、传承之久，穷一人之力，是永远不可能实现这个梦想的。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时代，人民及其文化都被目为卑贱，不可能指望封建帝王举国家之力实施这样浩大的文化工程。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有唯物主义者的胆略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有吞吐万象的气魄，有深远雄沉、目光如炬的历史视野，有敢为天下先和敢做前人未做的事情的力量，梦想就能成真！
自然，由此受益的又岂止中国民俗学昵？历史学、文化学、文艺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心理学、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人文学科，都能从这一伟大的文化成果中或益多多。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按照骥才先生的观念，这一抢救工程，也应是一次广有影响的文化行动，它应该唤醒士农工商社会各界，特别是民俗文化的承载者——老百姓对民俗文化价值的自识、自觉、自醒，乃至自救。一旦全民自觉，我们的民俗文化就将有合理的走向：该记录的记录，该进博物馆的进博物馆，该传承的传承，该更新的更新。
经过科学采录、记录和整理的中国民俗文化还将向世界敞开一扇崭新的文化窗口，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民俗文化是国际交往和互相了解的便捷工具和必入门径。常言道，入乡问俗，入乡随俗，就是这个道理。乡邻如此，国与国交往也莫能外。
全面的民俗文化的记录，也是一部部民众的思想史、民众的信仰史、民众的生活史、民众的艺术史，在这无比广大的库藏里，有今天经济、政治、文化取之不竭的资源。它必将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创新发展的伟大的思想武库和肥沃的无边原野。民俗文化，它自己就是人类文化百花园中一株奇葩：它还是母亲的文化，根基的文化，大地的文化。
民俗文化的系统整理，对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意义彰显。记录并珍爱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是实现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55个少数民族中，至解放前，只有21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其中包括通用汉文的回族、满族、畲族三个民族），大多数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与自己语言相适应的文字。21个有自己民族文字的民族中，具有比较通用文字的民族又只有藏、蒙古、维吾尔、朝鲜、傣、哈萨克、锡伯、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11个民族。彝、苗、纳西、景颇、拉祜、佤等7个民族虽有文字，但并不通行，有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宗教方面。这就是说，口头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主体文化或主要的文化遗产。每一个少数民族不仅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有着独特的风俗习惯。特有的语言和特别的风俗，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主要的标志。维护、尊重、珍惜、保护、弘扬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实际上就是对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敬重和友善，是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的必要一环。事实上，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也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就堪称世界史诗之冠。藏、蒙古民族的《格萨（斯）尔》就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2002至2003年文化纪念中的一项，且是全球40余个项目中中国惟一的一项，与法国文豪雨果等相提并论。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叙事诗、民歌和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浩如烟海，美不胜收。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风俗习惯、民居民情，或为珍贵的“文化活化石”，或凝聚着珍奇的文化价值，殊可宝贵。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因为包容着55个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而显得具有特别的意义。
（本文收于西苑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的《守望民间》）
16．论中国民间文艺学学术成就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获奖作品述评
由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日前揭晓。125部学术专著分获最高荣誉奖、特别奖、一二三等奖，另有优秀奖若干。本次评奖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末中国民间文艺学、民间文学、民俗学、民间文化研究个人学术著作成果的评比，集中检阅了20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科的研究业绩。获奖作品反映了我国民间文学、艺术、文化研究的水平和重大成果，反映了此一学科从不为人知到享誉世界的当代学术历程。
民间文学研究硕果累累
近20年来，民间文学研究在文艺学、美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以及诸社会科学充分繁荣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更新观念和方法，迅速崛起，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在最高荣誉奖中，百岁高龄的学界泰斗钟敬文先生的著作《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耄耋老人贾芝先生的《播谷集》是两部扛鼎之作。钟先生的民间文艺学研究是他全部民间文化研究（民间文化、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等）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钟先生在这个领域里耕耘了80多年，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他的这部著作嵬集了他一生民间文艺学研究主要的和重要的成果。如关于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创立原则、理论范畴、学科框架、研究对象与方法等，是最早的也是迄今为止对民间文艺学最完整最系统的理论观点和学科思想；关于近代民间文艺史的研究，开辟了民间文艺学的新天地；关于民族志材料在神话研究中的地位，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直接得出了一系列崭新的学术结论；此外，关于盘瓠神话、女娲神话、比较故事学、民谣机能、鲁迅民间文艺思想等的研究论文，都曾在民间文艺学界或社会人文科学界振聋发聩，开一时风气之先。钟先生在民间文艺学理论上卓有建树，为学科的健康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限于每个参评者只能有一部著作获奖的规定，他在民俗学方面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著作未能参评。但钟先生的多方面成就是令人高山仰止的（如他自50年代以来迄今培养的硕士、博士及出版的学位论文著作，就有多人在本次评奖中获特别奖、一等奖等）。
贾芝先生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勤奋著述和劳作的著名学人。他在新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史上有过杰出的贡献。《播谷集》是他民间文艺学的论集，留下了一只不知疲倦的布谷鸟在民间文艺田野里催春的欢鸣。书中真实地记录了我周民间文艺学沿着毛泽东《讲话》开辟的道路，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历程。民间故事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人民性，民间传说的流布变异，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研究的方法与原则，解放区民间文艺运动成就、人民颂歌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思想等，均有论述，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神话学在近20年来由于国外神话学的绍介和借鉴，在我国民间文艺学研究中异军突起，格外引人瞩目。从获奖的神话学著作看，我国神话学在几个向度上有了重大突破。—是中国汉族神话如古典神话的发掘、研究；二是多民族神话的综合与比较研究；三是从中国神话的田野作业出发，得出中国神话学的新论；四是由中国神话研究直接触及中国文化的根源和本性，从而解构中国文化的深度模式。本次获奖的神话学著作《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张振犁）、《中国创世神话》（陶阳、牟钟秀）、《女娲神话与信仰》（杨利慧）、《中国上古神话通论》（刘城淮）、《萨满教与神话》（富育光）、《中国神话文化》（徐华龙）、《通古斯一满语神话研究》（黄任远）、《岭南神话解读》（农学冠）、《神话解读》（陈建宪）等，不仅在获奖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且各有学术代表性。《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是作者深掘中原古典神话活形态，有扎实的田野基础，又比照典籍神话，材料新颖，立论坚实，改写了中国古典神话的旧论。过去的史家，一说中国汉族神话历史化，二说中国“无神话”，几成定论。“流变论”对中原汉族民间传承神话的发掘和研究使中国神话学获得了重大学术成果。《中国创世神话》对我国多民族的创世神话进行了综合和比较研究。著者首次为我们揭开了中国创世神话的面纱，也开启了中国神话学分类研究的新路。作者为我们揭示出，作为第一批神话产物的创世神话，在人类的想象力、文艺思维、文化原型、文学典型、神话发展史、美学理想等方面均有重大价值。《女娲神话与信仰》（杨利慧）则是神话个案研究的学术典范，也是—代青年学人中的一部代表作。在方法论上，作者充分吸收了国内外神话的理论成果，同时，又扎实地运用田野调查手段，因此，作者不仅厘清了女娲神话在古籍和口头中留传的轨迹，也全面剖析了中国女娲神话的社会背景、历史根源和民众心理。女娲神话不仅影响了一部中国文化史、文明史，它至今还在民众、民间广为存活，实在是—个文化奇观。我国神话学研究不拘泥于书斋，坚持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它的成果就在世界神话学中当然地具有独特的贡献。这些学术特性在获奖的神话学著作中均有鲜明体现。
民间文学研究另一重大收获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推出了一批厚实的研究成果。三大史诗经几十年的搜集、抢救、整理，对异文、艺人、藏量、分布都获得了宝贵的材料和数据，作品的整理、出版与翻译也成绩斐然。在这个进程中，三大史诗的研究也日益为世界学界瞩目。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三位博导推出的《玛纳斯论》（郎樱）、《江格尔论》（仁钦道尔吉）、《格萨尔论》（降边嘉措），分别代表了三大史诗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成就。“三论”一齐跻身一等奖，分外令人欣喜。“三论”的著者都是既熟稔柯尔克孜族、蒙古族、藏族民族语言文学，又精通汉语言文字的专家，数十年来一直从事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等工作。“三论”从中国三大史诗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形态出发，不仅深入其文学、美学的堂奥，而且全面揭示其中的文化奥秘、历史背景、民族精神。以大文化为视野，以系统的考察作综合研究，以文学和文艺的价值为重点，以文化功能和民族精神为核心，这是“三论”的学术特点，也是中国史诗研究的新境界。这也完全符合中国史诗活形态的特定现状，符合中国史诗乃民族文化百科全书的独特样式的实际情状。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种独特形态，它以口头性、民众性、变异性，民俗性而与作家文学一争秋色。民间文学从来就有文学家不敢轻视的文学因素和价值，而且也是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近20年来民间文学研究最重大的发展，一方面是对民间文学的文艺学价值认识取得了巨大突破，民间文学的综合功能、综合价值得到了充分开发；一方面是多学科方法综合运用而不是各自为阵、分散研究或各取所需式的研究，成果多多。民间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一批令国际学界称赞的成果。如获特别奖的《笑话一人间的喜剧艺术》（段宝林），提出了中国喜剧美学的独特形态和价值的新论；获一等奖的《比较故事学》（刘守华），获二等奖的《西北花儿学》（郗慧民）、《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顾希佳）、《中国四大传说》（贺学君）、《江南民间叙事诗及故事》（钱舜娟》，获三等奖的《耿村民间文学论稿》（袁学骏）等，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多元形态、多元文化背景进行了深入研究，创立和形成了中国民间文学的一系列独特理论。多种中国民间文学概论性著作获奖，则展示出基础理论建设的成就。
近年来，民间文学的影响在文学界似乎日渐式微，但实际上民间文学研究的科学成果却令人不敢小觑，十分地繁荣和活跃。这一现象倒是值得深思的。
民间文化、民俗学研究乱花迷眼
假如说北大歌谣运动以来，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起于民俗学，却终结于民间文学研究，那么，80年代以来，由钟敬文等教授发起的当代民俗学研究则从民间文学人手，达到民俗学境界并扩大至民俗文化各个事象，使一批民间文学研究家同时成长为民俗学家，又引发了新时期的民俗学学术转位及回归。这种学术发展曲线，颇耐人寻味，也反映了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交叉关系和发展历程。同时，这一游离又回归的历程，最后的结局却是民俗学的大繁荣。这一学术情形，也正可以解释前述民间文学在文学界式微而民间文学研究并未曾在学术界示弱的现象。这当然是民俗学学科的胜利和骄傲，也是民俗学理论与方法对民间文化、民间文艺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学术魅力使然。事实是，近20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成果不仅在本次评奖中分量特重，而且学科的收获也的确是特别厚重，当使人对中国民俗文化及其价值刮目相看。